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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招华:欲望与死亡游戏(全文)

2006-07-21 09:25:38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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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李鸿谷

2005年3月5日,惊蛰。按农历计,尚未出正月。虽然平均气温还没有低过零下的温度,但这算是福建最冷的时节了。想了想,阿光决定还是不多加衣裳,“一件防弹背心,也抵得过一件羊毛衫了”。

0点30分,阿光跟他的警员们上了车,他们的目的地是200公里外的福安市。

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目标是福安市街尾27号。从正街进入街尾,是一条不足2米宽的小巷,小巷两边立着超过三层以上的私宅,站在巷头望上去,楼与楼之间,似乎跨步可过。按从大号往小号顺序,走到街尾巷尽头,倒数第二间,就是27号。再往前走两步,又是一条窄仅半米的小巷,穿巷而出,可以走上另一条正街。这年元宵节,阿峰开着车领着阿光来侦察时,深感麻烦的是,在前后巷里找不着固定的观察点。街尾前后巷,4个出口,似乎稍有风吹草动,从任何一个巷口离开27号,都很方便。

凌晨4点,阿光与突击组到了街尾27号,想打开这两扇厚约15厘米的朱漆大门,不容易。在这条巷道里,27号算是最讲究的了。大门上有尖峭门檐,无法攀登。突击组两位武警,从28号大门爬上去,再折回跳进27号的小天井……这道大门里面加了锁。没有任何办法,在锁上别上了爆破器,“轰”……大门终于打开。

出发前,是阿光跟参加行动的80多位警员与武警讲解街尾巷的地形结构,并据此布阵。但阿光自己很担心,刘招华真的住在里面吗?谁也没有真正观察到他。

公安部第一次通过中央电视台发布对刘招华等人通缉令时,刘招华那天碰巧正在桂林福建同乡开的红云烟酒店喝茶,刘跟小店经理郭美强都看到了这条新闻……接着,刘又留下来,在小店里吃饭,大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郭望着刘招华:“这个人(通缉犯)很像你呢?”当时化名李森青的刘招华看看电视,笑笑说:“是啊,是很像我。”没有什么异样,吃完饭,又聊了会儿天,刘招华走了。

刘招华当武警时的战友也看到了通缉令,他们聚会吃饭时说起这事。一位说道:“我曾在广东看见过刘招华,他正准备上车,我叫他,妈的,他竟然不理我……”这个发现还没有被说完,大家立即骂上了,“你个笨蛋!刘招华那么有钱,还不去整容?站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认识他”。

阿光冲进27号,不断叫着“开灯!开灯!”一路冲到了三楼,结果三楼没有人,又折返回二楼。刘招华跟马仔李华已被警员与武警按住。

“抬起他的脸!抬起他的脸!”一阵嚷嚷。顺着手电的光,阿光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招华。”看起来,刘招华有些不耐烦,“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问。”

阿光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同样,他第二个担心的问题,他会不会有枪——如果有枪拒捕,就有可能被击毙——也迅速解除。但是,除了化学书,刘招华没有准备任何武器,而且,他也没有整容。刘招华的镇静确实让阿光震惊。离开街尾27号前,刘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列一个单子来,我能说的,全部告诉你们,涉及其他人的,你们也不要问。”稍后,刘又补充道:“你们别跟我玩智商,要玩,不一定玩得过我。”阿光小心翼翼给刘招华系上裤子,穿好鞋,上了回福州的车,拍录像的想问刘什么问题,刘说:“轮不到你来问我,会有人来问我的。”

看起来,这像一场经过无数次操练的被捕过程,刘招华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公众亮相。

《人民公安报》记者胡由此很好奇,问刘招华:“你为什么不准备枪?”

“我最看不起带枪的人。带枪的都比较蠢!”

“爆破时,那声巨响,你醒了吗?”

“醒了啊!我跟李华说,他们来抓我们了。”

刘很平淡地回答。刘招华与刘招华形象,开始按照他自己设计的方向运转。

刘招华被捕

刘招华四省制毒逃亡路

1996赛岐: 危情时刻

离开干爹黄乐山的家,刘招华的情绪很压抑。

10年前(1996年)的那一天,正月初五,神鬼开始新年活动的第一天。这天占卜最准。刘招华依循旧例,去到干爹黄乐山家卜卦。结果很不好,而且相当明确。卜卦的故事,往往是以结果前溯预测的,由此铸成信与不信的心理事实。这天被顽强地记忆,是那年有一系列完全改变刘招华与刘家命运的事件发生。除了刘家,对这天敏感的,还有黄曙光。

刘是跟着大哥一样叫黄乐山为干爹的。事实上,他并没有正式拜过干爹,只有刘的大哥刘招福正式跪拜过黄乐山,愿意做他的干儿子。在赛岐镇,黄乐山夫妇以行医为业,乐善好施,看个病,钱不钱的,不太在意。这样一来,很多人为了感谢,都来跪拜黄老先生为干爹。黄家长孙黄曙光算了一下,爷爷有140多个干儿子。黄曙光长大了,很不乐意这种局面,“这些人我都得叫叔叔”,他跟爷爷“严重抗议”。此后,黄乐山决定不再收干儿子。比起自己的医术,黄乐山更为著名的是占卜与择日。现在赛岐镇仍有不少门前挂着八卦图案,上书“卦命”与“择日”的卜卦馆,但黄老先生家门前,没有这些花招,只挂三个字:“黄乐山。”

早些时候,黄乐山租住的房子,就在刘招华家对面。刘家长子、比刘招华大17岁的大哥刘招福与黄乐山的儿子,都喜欢打猎。打猎一般在晚上进行,下午,刘招福会到黄家来做准备,这时候小孩子们都兴奋无比,等着早晨他们回来。如果从二级路回来,大家都知道今天大获全胜了;如果从山上的路回来,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黄曙光长大后,家里为了让他学一门手艺,把他送到刘招福当厂长的赛岐汽车修理厂,拜刘招福为师,学习修车。两家关系日深。

1983年底,黄曙光决定报名当兵,碰巧刘招华也报上了名。两人碰上了。黄曙光当时不太喜欢刘招华,“他总追着我,让我叫他叔叔”。除了这点嘴上的小便宜,刘招华其实还是想跟着黄曙光的,在赛岐,黄曙光也算得上大户人家之后,他很希望能跟黄分到一个班。“当时刘招华真的很笨。我告诉他,你想跟我分到一个班,我们排队时,你就要离我远点,隔几个人,这样报数分队,我们才可能分到一起。可是刘招华根本不懂,非要跟我挨着站。结果报数单双分列,我们分成两列,并按此分班,当然就不能分到一起了。”

当兵后,那个过去没有离开过福安的刘招华,很快没了小地方穷孩子的拘谨。他被送到武警福州指挥学校(中专)学习,在那批赛岐兵里,他第一个被提了干。爱好文学,经常写点诗的黄曙光,在部队时,偶尔会陪着刘招华去福州,黄是去买书,刘招华则去跟女朋友约会。后来成为刘招华第一任妻子的女朋友,当时在福建师大读书。这时候的刘招华,已经不再让黄曙光轻视,“那个年代,不是真谈恋爱,就是说起女孩子,我们都有些脸红不好意思。我为什么当兵?就是家里要为我定亲,我不好意思,逃了”。

乡土的刘招华,在融入主流的社会化进程里,看起来没有什么障碍,挺顺。

赛岐那批兵,服役3年,退伍回到家乡。刘招华是例外,他是干部了。过了两年,刘招华来找黄曙光,说他也转业回来了。黄很惊诧:“当了干部,不是要服役15年才能转业吗?”刘招华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能转业。黄约上过去的战友,一打听,是“刘招华犯了错误”。刘招华的人事档案里记载:“1988年1月,(刘招华)任武警福州边防支队平潭县大队屿头派出所正排职干事。在此期间曾代理司务长,因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145.15元)受到支队行政记过处分一次、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十几年后再来叙述这个故事,贪污的数目,在黄曙光的记忆里,有了巨额增长,“当时他贪污了3000多块钱”——黄跟他的战友们对这个事件反应不是意外,“贪污这么多钱,从部队的规定看,够不上刑事处理;但一般的处分,对这件事,又有点轻。结果刘招华就跟领导说,你们让我转业算了”。这是一个机巧的故事,黄曙光和他的战友据此认定,“他把自己从部队里弄了出来”。这种结果,不太能让跟刘招华一个班的战友夏裕奇信服,“我也当过司务长,手里过钱多得很,这几千块钱,要想抹平,太容易了”。不过,从确凿的人事档案记录看,刘招华没有尝试抹平——而结果是,1989年,他转业回到福安市法院当了法警。对社会规则的运用,显然过去的战友,不再跟刘招华在一个层次。而且,转业回到福安的刘招华,不仅带回不久就会结婚的女朋友,还带回一位在平潭认识的“台湾人”——矮矮的、戴眼镜的台湾人。除此形象,再没有人知晓更多信息。

与那些正在为生存打拼的战友们比较,回到福安的刘招华开始跟他们拉开距离。在福安市法院呆了5年后,1994年,刘招华辞职离开。这时候,他已有足够的资金在赛江边上建造他的第一幢别墅。

看上去,这很像一个正常招商的故事。刘招华向他中学同学、当时在苏洋村当村委会主任的刘如平租用了这块13亩的土地,这块地在苏洋与溪里两村交界之处,在与两村的协议里,刘承诺:“解决两村100名劳力,每人每月向村里交15元的管理费。”从同三高速公路福安连接线下来,穿过高速路的涵洞,一边是起伏的小丘陵,一边是水田,在仅容一辆轿车通行的乡邮土路上,行驶大约700多米,穿过一座座椅子墓,即达赛江的东岸,刘招华的别墅就建在江边。即使现在,这一片土地仍然荒芜,10年前,在高速公路尚未开通前,或许这里更是人迹罕至。但是,那幢四层高的别墅,证明着刘招华的成功。

刘邀请他过去的战友来玩,但当时那幢别墅过于嚣张——黄曙光因为要来这里照看父亲选定的墓地,才下定决心,去了趟刘家。刘解释他的生意是,“出口日本的洋葱晶”。刘招华倒是很认真解释了半天,黄曙光仍然不懂。显然,事后大家都知道刘在这里开始生产冰毒。所以,选址这里被认真地按着一套功利性的分析给予认定,“从别墅下江,通过赛江将货物转运到霞浦非常容易”。霞浦海港,是一条公认去台湾最简捷的通道。这个故事,在事后的复盘推测过程中,“台湾人”的资金、刘招华的技术(制冰毒)以及霞浦通道,成就了那幢别墅。脱离乡土,完成社会化并进入主流社会,然后转入偏门制毒……在赛岐呆下来,追寻刘招华的曾经,可以发现至少决定性的以及平衡性因素不完全是旁观者那套分析性的推测。刘招华回到赛岐,社会化过程积累的那套经验,没有排拒他的过去的乡土经验,这两者不仅融洽协调,甚至离开赛岐前所形成乡土经验系统,远远超过社会化的新经验。

选址建别墅,刘招华跟“台湾人”当然请来了黄乐山老先生。这块土地,在当地流传很久远的旧诗里,被描述为,“北首三龟排八卦”。算得上风水宝地。当地大户人家选墓址,多数也看中此地。按此系统演绎,当地人解释,刘招华之衰,源自此宅,它建在江边第一龟的龟头上——在建之时,同三高速公路福安连接线已经规划开工。“第三只乌龟,一座小丘陵,被整体铲平做高速路,这只乌龟受了伤,断了龙脉,前面两只乌龟当然要缩头啊,建在龟头的刘宅,自然衰运不断。”这是事后的演义,选址之际,风水先生并不是道路规划机构。这样的“事实”,能够让刘招华信服?答案似乎不完全是否定的。

福安刘氏源头,从刘氏族谱看,源自五代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年),刘氏一世祖刘皈公从河南光州固始县迁至福安苏洋村。在此地繁衍至18代,长子刘(初一公)仍居苏洋,而次子刘(初六公),则迁居城(今福安),刘招华家族即为这一支繁衍而来。与其他中国乡村迥然有别的是,这里的宗族,不完全是那一本本没人感兴趣的油印而成的族谱。在苏洋村探访,很偶然进入一户人家,在其堂屋里,两张大红喜报已经褪色,而且被风吹过,从中撕开——结果这家主人小心翼翼地用不干胶贴好,堂堂正正地贴在墙上。这两张喜报上面分别写着:“恭贺刘府某某官荣登高等学府宝座”、“某某官荣登高考郑州大学祖国风光前程似锦”,落款均为“宗族同贺”。这户人家的两个儿子分别考取了大学,大儿子已经毕业,而小儿子也读大三了。至少过去了3年时间,红色喜报仍恭敬地贴在堂屋最显著之处。宗族与家族,很容易被忽略的弥漫性力量,在这里由于各种仪式的坚持,仍然清晰可见。而它对当事人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再仅仅隐而不彰。

刘招华家族一支,至其爷爷,逐渐明朗。1922年福安大水,刘家爷爷从福安迁至赛岐。比较苏洋村,赛岐镇晚到乾隆六年(1741年)才有人迁居至此,《福安市志》载:詹姓人家在此购地,由此繁衍成镇。因为三江汇流,加之近代这里水路运输日盛,赛岐后来逐渐成为这一带的中心。刘招华的爷爷在赛岐的生存之计,是做豆腐,这一手艺后来又传至刘招华的父亲。早年间,做豆腐因其属于手艺人,维持生计并不困难。解放后,做豆腐的手艺人,开始合作社化,刘父收入由此固定。但他还是决定在60年代初,用积攒的积蓄建造现在被家人称为祖屋的宅子。刘招华与他二姐刘月春,即出生在此老屋。

准确地说,这幢宅子在赛岐镇前进街79号。更早的时候,这条街叫里街,里街往里走,当地人将其称为黄土岗,黄乐山一家即居此,离刘家不远。刘宅临街,依山势而建,顺着青石砌成的石梯爬上去,进大门左侧是厨房,在很长一段时间,厨房旁是刘家的猪舍。绕过大门后的屏风,再往左侧上石梯,则是刘家的小天井与三间住房。建房之际,刘父最终是钱不够了,将右侧同样结构的房屋让给了豆腐合作社的同伴。

在提审期间,刘招华似乎乐意跟审讯警官说他的父亲:“早年(应当是解放前)父亲做豆腐,做豆腐要请工,结果请来的工人跟父亲的妻子好上了。父亲没有生气,反而让他俩结婚走了,并且拿了一套做豆腐的工具给他们。这样,父亲才娶了后来的妻子。这位妻子还带来一个女孩,我的大姐。他们又生了我们兄妹四个。”

坐在刘家老屋,又听刘招华二姐刘月春讲了一遍这个故事:“再后来,我父亲看他的第一任妻子没有生育,买了个孩子送他们。这个兄弟这次也跟我去了广州参加刘招华的庭审。”

刘父的故事在1977年戛然而止,他这年去世了。那三间住屋,刘月春指着说:“第一间是大哥的,当时,他已经结婚了;第二间是二哥刘招禄的;第三间是我跟刘招华,还有父母,四个人住的地方。大姐早已出嫁,不再住在这里。”这间房,大约14平方米左右——刘招华,还有他二姐刘月春以及母亲,在这间房子里一直住到他们16岁,刘月春说:“16岁,我出嫁了,生了第一个女孩;过了一年,刘招华把年龄改大了一岁,当兵去了。”站在那间房的门前,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仍与母亲同居一屋,想象起来,不容易。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刘招华不跟他的尚未结婚的二哥刘招禄住一起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邻居们回忆过去,大家一致的说法是:“刘招禄的外号叫‘曹操’,他的脾气很暴。”这个外号很出名,小时候,刘招华与刘月春,分别被大家叫“曹弟”、“曹妹”。父亲去世后,有修车手艺的刘招福负责刘招华的生活,而子承父业做豆腐的刘招禄则负责刘月春——再后来,刘招禄的豆腐手艺比不过别人,改卖水果了。前些年,刘家晚辈结婚,刘招禄坐上小车去参加婚礼,他坐在后排中间,到了酒店,两边的人下了车还随手关上了车门,“坐在车里的刘招禄,不知怎么办,一个大人,竟然号啕大哭”。曾经十分火爆的刘招禄,至此结果,邻居们多有感叹。

父亲的传奇、贫困现实以及未来命运,很难找到它们的逻辑连接点,结果是,黄曙光说,“刘家,特别是刘招华很信(卜卦)”。

刘招华命里缺木,这似乎是刘坚信不移的“事实”,在后来逃亡生涯里,他十几个化名,每个名字都带“木”。刘招华的儿子缺水,这是新出现的“事实”。那年(1996年)正月初五的卜卦,命厄。刘招华的儿子,“端午节前后,不能沾水。否则性命有虞”。端午节未到,刘招华就叫回在宁德当老师的妻子,把儿子从那间临江而建的别墅带走,离开四处都有水的赛岐,去到福安,“连洗脸水都不让儿子沾。他妻子把毛巾拧好了,给儿子洗脸”。

结合刘招华的供述以及各色人等的片断信息,刘招华把别墅建在赛江边上的功利性计算,确实精准——从这里走水道,去到霞浦海港,不仅容易,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海边省份福建,“陆地警察也多过水上警察”。而这年的大势之变是海峡两岸的情势,“两国论”的提出,使两岸格局空前紧张,军事演习不断,水路的便利断然中止。刘招华必须开拓他的陆路通道。

刘招华带着15公斤冰毒去福州,通过他当兵所在平潭县认识的陈阿章与张明辉开始了陆路生意,第一笔生意很顺利地出手了。陈阿章告诉刘,“卖给了台湾人”——事实上,这单货,陈阿章卖给了一个长乐人,结果长乐人在偷渡时被抓获,为了抵罪,供出了陈阿章贩毒这件事。警方循此线索,设下诱饵,假装要与陈阿章谈冰毒生意,而且要货不少。陈阿章把这场交易弄得跟电影情节一样,先让张明辉去验钞,检查对方美元真伪,钱不假,于是约定在福州工业展览中心酒店门口交货取钱。就在这个当口,刘招华接到大哥的电话,说自己的儿子在他家游泳池触电身亡。这天还没到端午节,农历的五月初一。刘招华起身回了赛岐。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刘招福儿子死亡的翔实过程,一点点片断——那天,刘招福让儿子去给亲戚家送粽子,儿子不从,父子双方发生冲突,儿子一气之下,带着刘家另一个堂弟,跑去刘招华的别墅……然后,就是这个堂弟报告说兄弟触电了。刘招福育有三女一子,唯一的儿子,就这样闭着眼睛躺在老屋里了。赶回赛岐,刘招华能够做的事情,只是领头来料理后事。他的那些战友,第一次比较齐地聚在刘家。

侄子的丧事尚未料理停当,二姐刘月春15岁的女儿,在国道上骑自行车回家,被汽车刮住带走,也死了。这场事故发生在端午节后,农历的五月十六。

在赛岐的刘招华接到福州方面消息,陈阿章、张明辉被抓了。

那一卦,不能沾水的预言,准不准呢?在刘家老屋里,跟记者回忆10年前旧事,刘月春的叙述干涩,而且不耐烦。“我们没有怪弟弟”……这时,刘宅一位3岁左右的小男孩跨出门槛,下楼梯,嚷着要出街。刘月春从凳子上跳将起来,冲出房门,一把抱住小男孩,把他生生拽了回来。问刘:“这个男孩是刘招华的孩子吗?”刘月春否认说:“他是我侄子的孩子。”结果被拽回来的小男孩申辩说:“妈妈,我要喝牛奶。”刘月春忙着跟我们解释:“今天打卜的说了,他不能出街。”帮忙刘招华料理后事的战友们观察到的刘家冲突,远不像刘月春描述的那样轻松。正月初五黄老先生的那卦,成了刘家分析灾难的源头因素。刘招华最喜欢的这对侄子侄女,被认为“代他的儿子死了”。死亡事件与刘招华陡然增长的财富,还有刘渴望更多财富的欲望,成为这家人百般争执,却没有理清的关系。

刘家兄妹商量的结果,将这两个孩子的骨灰送到闽侯县的雪峰寺去。从赛岐去到雪峰寺,得先到福州,然后转车闽侯,才能到达。从福州到闽侯雪峰寺,早些年福州考驾照,考题之一就是开着车走这段路。虽然这段路只有70公里,却山路崎岖。那些新司机开到了雪峰寺,在寺前拍张照片,回来就算过关了。刘月春解释说:“唉,送得远些,免得我们总是挂念。”

陈阿章、张明辉的毒品案子还没有完。他们似乎相信在法院工作过的刘招华,能有本事将他们的刑案大事化小,一直咬住说货是从台湾人那里拿的,而台湾人不知去向。一审开庭,刘招华从容地坐在旁听席,听着那两人的“台湾人故事”。这个案件的结果不妙,年底,一审陈阿章与张明辉被判死刑,供出刘招华,事在必然。

转过年(1997年)来的年初,刘招华再次去黄乐山家。黄家人后来分析,或许刘招华想把这年七七八八的事情做个了断,问个清楚。仍然是早上时间,刘招华去到黄家,黄老先生这段时间生意最忙,招呼着刘招华坐下,黄老先生的儿媳还给他递上茶……到了中午,黄家人找刘招华来一道吃饭,咦,没有人影。黄老先生还有些生气,“这小子,也不招呼一声”。这天晚上,刘招华赛江边上的那幢别墅被武警被包围了,稍后,对刘的通缉令贴满了赛岐街头,大家慢慢知道过去那段时间,刘做的营生了。

在供述里,刘招华坦陈,那天离开赛岐,他直接去了闽侯的雪峰寺,“在寺院呆了5天”。

在福建,雪峰寺不如南普陀与涌泉寺出名,但雪峰寺方丈释广霖对此毫不在意。雪峰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藏经》里,福建寺院只收了我们雪峰寺一家呢!福建其他的寺院,是雪峰寺的徒子徒孙辈”。跟释广霖聊起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刘招华的,方丈有些茫然,“没有印象”。看起来,刘招华在雪峰寺的5天,很安静。

我们去到雪峰寺的那天,寺院极热闹,第二天是这里的晒经节,方丈闭关修行3年的师叔,也在这天出关。很难在这种热闹的氛围里猜想当年刘招华面对侄子与侄女的骨灰,会如何思考自己参加的这场欲望与死亡的游戏。结果是,他没有罢手,开始了9年的逃亡生涯。

刘招华不辞而别后,他的第一任妻子把孩子交给了二姐刘月春,出家了。

儿子死后,一直吃斋的刘招福找到黄曙光的妹妹黄曙英,跟他讲了个故事:“先前有家人家里养了只狗,还养了只公鸡与母鸡。它们很亲密,公鸡母鸡经常骑在狗的背上,在街上走。每次母鸡要下蛋,总是狗咬着它的脖子,把它送进鸡圈,下完蛋,又是狗把它咬出来。有天,狗不小心,咬重了,竟然把母鸡给咬死了。公鸡很生气,每天跳上狗背,用嘴啄狗毛,狗也不叫不嚷,让公鸡把它的毛啄得乱七八糟。结果主人看不下去了,把公鸡捉来,杀了。那只狗就在主人旁看着他杀鸡,鸡杀死了,狗也跑了。”这个故事很感人,黄曙英把它写成小文章,发表在《闽东日报》上。文章发表后,很多人写信来问:“那只狗后来怎么了?”讲完这个故事不久,刘招福也出家了,去了鳌峰寺,他的妻子则选择了赛岐的万寿寺出家。

在福安甘裳镇的种德禅寺,我们见到了现在法号为明见的刘招福,他安静地听我复述完那个狗与鸡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刘招福笑了笑,很腼腆,没有回答。

地域、家族、经历、欲望、那些死亡事件以及神秘的卜卦……这些我们并不完全熟悉的东西,构成了刘招华不太容易为人所洞悉的“本我”。

2005狱舍: 本我超我

公安部通缉令发布的当晚,即有举报称刘招华在广西桂林。这一举报收悉时间,跟刘招华离开红云烟酒店的时间差不多。警方赶至刘招华在桂林的别墅,他已经离开。

福建、广东与广西警方,加上公安部专员云集桂林,“下一步,刘招华会逃到什么地方?”

桂林研究的结果,综合各种因素,刘招华可能选择三个地方:其一,福建老家福安;其二,青岛。刘招华第二次出逃的第一站,即为这里。山东毒品并不泛滥,查缉相对不严。而那次刘招华落脚青岛,以卖彩票为谋生手段,自己竟然中了40万元——“或许刘会认为这里是他的福地,有老天爷保佑他”。其三,湖南,刘的第二任妻子即在湖南,这当然也可能是刘选择的逃亡之地。

参加这次会议的广东禁毒局陈警官断然结论:“青岛与湖南基本可以排除,他一定会回福建。”跟踪这桩案件长达6年的陈警官和福建来的阿峰开玩笑:“这回你们再抓不住他,你这个队长也不要当了!”刘招华逃亡的故事结束,一切尘埃落定之际,公安部禁毒局副处长王洪鹏说起当时首定福建,完全是侦察经验的总结。“看起来,以中国之大,似乎可藏身之处到处都是,但具体分析到个人,在被公开通缉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刘招华在桂林呆了4年多,那些资源,是钱拼出来的,关键时刻,而且在有高额举报奖金的情况下,根本不起作用。他能选择的地方不多,福建他的老家,可能才是他真正可以选择的地点。”

为什么会回到福安?刘招华最终的逃亡之地,是他逃离了9年故乡。

陈警官在提审时问刘招华。

刘招华的答案很平常:“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啊!”

陈警官反问:“那么,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

刘招华望着陈警官,不解。对于自己断然直觉“刘招华一定会回福建”,而事后证明这一直觉如此神奇,陈警官想要说明的是,“最安全的地方最不安全”——刘的行踪,警方最初讨论时已经确认,在双方的博弈里,警方已占先机,只是警方的讨论及其过程无法明说。广东人陈警官以自己对潮汕以及福建人的了解,跟刘招华解释说:“这次逃亡,你一定想回老家去父亲的祖墓去拜拜。然后,你就可能真的离开大陆。”

刘招华沉默,没有如往常那样争辩。

完全不是侦察经验,单纯从乡土经验系统出发,在解释刘招华为什么会选择回到福安,当地人的分析,跟陈警官完全一致。

陈警官也有意外,千辛万苦赶回福安受捕的刘招华,却对他能够在广东受审感到满意。

为什么?

“你知道福建的简称是什么?闽啊!在福建受审,那是‘门’里的‘虫’啊!”刘招华认真地为陈警官解惑。这种心理已经比较复杂,比照“宗族同贺”的“官荣登高等学府宝座”的仪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效应——刘的境况正好与此相反,在他完全属于乡土经验里的那个“本我”系统里,心理调整方式,或许需要他按相反方向转换。陈警官会过意来,笑笑:“这回好了,你可以做门外的鬼了啊!”

正如多数人并不乐意听刘招华絮叨他的父亲,也不完全理解他在雪峰寺呆5天的故事一样,他的“本我”以及最原初的形象,亦如惊鸿一瞥——《人民公安报》的记者胡跟着福建警官阿光提审刘招华,刘招华从口袋里掏出了糖果,“我注意他,第一次他想掏糖的时候,思想还斗争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下定决心似的,掏出一颗,剥开送进嘴里。第二次,他掏糖时,脸真的红了一下”。胡觉得这实在有意思,一个男人吃零食,而且是吃糖。黄曙光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刘招华,“不抽烟不喝酒,跟我一样,就是喜欢吃点糖”。这个标签式的刘招华形象,也如他的“本我”,在完全社会化的现实系统里,显得特殊而突兀。乡土经验系统与社会化经验系统结合后形成的交流界面,看起来,更多的时候是冲突的形状。

把刘招华从福安押回福州,已是那天早晨,当天必须过堂——了解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基本情况。第二天双方都有了良好的休息,可以开始认真的审与问了。刘招华看看来提审他的阿光,心闲气定:“阿光,你看上去有40多岁了吧!”

30来岁的阿光回道:“我看上去有这么老?”

…………

中午,阿光回到家好好洗个澡,胡子也刮了,还特意穿上西装,下午再去审刘招华。结果,“阿光,你怎么打扮,看上去也还是有40多岁啊”。一年过后,阿光回想当时,还是恨恨,正常来看,阿光不完全认为这是刘招华的挑衅。福建警方的主审官阿光,结合他的提审经验——隔着一道玻璃墙,提审人与嫌疑人形成的那种结构关系与氛围,“一般嫌疑人都会本能性选择讨好的或脱罪性陈述”,在这种情况下,“嫌疑人心里害怕了,警察就不怕了;如果嫌疑人没有害怕,我们反有点怕了——怕他不说啊”。看起来刘招华属于后者。而且一开始他就刻意地打破了传统的提审人与嫌疑人的权力关系惯例,或者他对维护尊严有更迫切的需要。

不过,能说的故事,确如被捕时所坦言那样,刘招华说的细致认真:

“离开雪峰寺后,我去了过去做生意时经常去的广东普宁,呆了三四天,在这里做生意的赛岐人不少,怕他们认出我来。于是,从普宁去广州,然后到海口,最后到了三亚。第一次逃亡,决定在三亚呆下来……过了快一年,再回到广州,碰到普宁大佬陈炳锡。后来就跟着陈炳锡去了普宁赤水村他家。当时,陈炳锡说他前一阵跟张启生以及一个台湾人合伙买了一吨麻黄素,请一个台湾人和谭晓林派来的一个四川人制‘冰’,结果一直也没有弄出来。陈炳锡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我跟陈炳锡说,其实用麻黄素制‘冰’,因为有污染,效果不好。可以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做,成本比麻黄素要低,而且风险也小。陈炳锡不太信,让我帮他先用麻黄素制出‘冰’来,结果我用他的麻黄素,帮他们提炼出500公斤……当时,谭晓林也在场,他看我技术好,说自己在缅甸还有3吨麻黄素,请我去帮他把‘冰’做出来。陈炳锡因为有这次成功的经验,下定决心给我投资,用化学方式制‘冰’。并且把工厂定在他二舅承包的手袋厂里。”

谭晓林,四川人,2001年被捕,被认定“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毒枭”,而且他也是第一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毒枭。

跟着阿光听审的胡很好奇:“你真的见过谭晓林?”

“当然。在广东普宁,见过两次。”

在福建提审20天后,刘招华被移交广东警方。“谭晓林邀请他去缅甸”的故事再次被刘招华讲述,同时在广东有了新的结尾,“谭晓林做‘四号(海洛因)’是没有前途的,未来世纪是冰毒的世纪。谭晓林比较土”。

刘招华被捕时,陈炳锡与张启生已经归案。刘招华广东案发,确实跟谭晓林有关,但刘招华改变了信息组合的几个基本要素,这个故事在刘的叙述里,方向变了。

在普宁,陈炳锡很场面。当地各处寺院与学校捐赠者的“功德碑”,他和妻子的名字,总是排在最上面的行列里——也很奇怪,他的名字绝对不排第一位。结合陈炳锡与刘招华的供述,陈说他迟至1998年才经人介绍认识刘招华,但刘的记忆却将此时间提前了10年,“1989年,我去普宁做香烟生意时,就认识了陈炳锡”。跟踪此案5年之久的广东孙警官比较两人:“陈炳锡是‘董事长’,刘招华是‘工程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陈炳锡,“在人情世故方面,10个刘招华也比不过,绝对是枭雄一类人物”。比较两人供述的差异,可以解释的是:对陈炳锡而言,刘招华实在是“小小弟”,胡也去看守所问过陈炳锡什么时候认识的刘招华,“陈炳锡眼角斜睨着,嘴角很不以为然,哦,你是问‘小刘’啊!”

已经查证的事实是,陈炳锡确实为刘招华的制“冰”进行了投资,370万元——设备原料,一切从头开始。对刘招华而言,“台湾人”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现在陈炳锡才是真正的东家。但从警方的一般经验来分析,刘招华此举也属例外,“一般毒犯案发,而且还在通缉期间,至少会罢手相当一段时间,不再沾毒品。刘招华不是”。

普宁制“冰”不太顺利。最后一道工序,结晶,一直不容易。这是刘招华特别乐意跟提审官回顾的故事。刘按照工艺流程一步步倒查,发现在结晶前,不断有人往混合液里大量掺水——这当然阻碍了结晶。“制‘冰’车间,只有陈炳锡的二舅才有钥匙。”刘招华疑惑不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工程师”刘招华不明白,但从广东警官提审者的观察,这似乎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做得再大,陈炳锡也是农民,这是他的“本我”。比如把刘招华的制“冰”工厂设在自己二舅的厂里,无论是否制得出“冰”,租金不会少。而从陈炳锡二舅的心理来讲,这个制“冰”的过程越漫长越好,时间长,租金便多,你刘招华能否成功,跟他并无关系,重要的是你能租我的厂房时间要长。这点小计算,最终成为陈炳锡致命的“命门”。

刘招华在普宁最终生产出接近1吨的冰毒,全部被陈炳锡及其“道友”提走了。虽然陈炳锡在普宁势力庞大,除了专心自己的“科研”,其他事情无须担心,但是刘还是决定搬离普宁。“工程师”的决定能够生效,从事后的各方证言与事实来分析,关键性的因素,不是刘的决心,而是普宁工人在操作时,不小心把结晶前液体混合物打翻,当地鱼塘被污染,遭到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不得不撤离普宁。下一站,刘招华选择了宁夏。很快,刘招华宁夏的产品,12吨冰毒生产完成,运往广东。

在陈炳锡由“四号”往冰毒的转型过程中,陈的“道友”张启生找到了一笔钱,决定从缅甸金三角进货。张的供货人没有能力与胆量承诺将货运到广东交付,于是找到谭晓林,由谭承担缅北至广东一段的运输——谭因此介入此案。广东孙警官综合各种信息,甚至判定:“谭晓林未必认识张启生。这对他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那时候,1999年,对于中国禁毒机构而言,谭晓林是重点的目标。矮矮的四川人谭晓林,这一时期,差不多垄断了金三角的海洛因销售特别是运输环节。传统的毒品运输,从缅北地区出发,最远的终点是昆明,而谭能够将自己的运输线延伸到广东。在毒品这条“道”上的名气,谭并不比后来媒体给他制造的知名度小。

谭晓林运货的大货车,在警方的控制下,一路往广东进发,宁夏的刘招华也起身来到广东,他需要收他的货款了。

只有这批货,而且快运到广东了——张启生的麻烦是,他既没有要货人,也没有仓库存货,于是再次求助大佬陈炳锡。毕竟是老大,陈炳锡找到了要货人,也找到了仓库。但是,警方综合各个嫌疑人供述“复盘”,仍然发现陈那点习惯的小算计——这再次决定了他的行为:先把这批货存到他自己租用的仓库里,同时让马仔带着要货人看货,货色好不好,都可以压价拖时间,“无论怎样,张启生都是要付仓库租金的”。

刘招华到了广州,住进广州总统大酒店1818总统套房。他应收的货款接近2亿元,陈炳锡给他送来2700万元现金。

谭晓林的大货车开进了陈炳锡租用的仓库,要货人的吉普车尾随而至,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带领的警员也到了仓库。大货车停稳,吉普车也停稳了。吉普车开门下人,被吉普车挡住的那个仓库大门被打开了,随即又被关上。坐在车里的陈存仪注意到了这个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海洛因存货的仓库并不是这个被吉普车挡住视线的仓库。大货车与吉普车司机开始接头……警员“呼啸”奔去,这批货这个案子,结了。所有人精神与精力都集中到了货车司机与要货人的身上。陈存仪下车,走近那间被吉普车挡住大门的仓库,咦,竟然上了两把锁。再回忆起那个瞬间——这个异乎寻常的“现场直觉”,陈存仪十分平淡,“我就是有点奇怪。坚持要人来打开这间仓库,他们说没有钥匙,我更奇怪。不就两把锁嘛,如果没有问题,我来赔这两把锁”。这间仓库的门被打开了,刘招华的冰毒,11.06吨——整整用了一天时间,摆满一个篮球场的毒品——被起获。

1999年11月4日。谭晓林与刘招华两批毒品被同时起获的当天中午,刘招华接到陈炳锡的电话,“出事了”。他俩见面后,“跑路”是他们下一步必须的动作。大约还有20万元的现金放在宾馆里,刘招华决定回去。很凑巧,刘招华乘坐的“的士”就跟着警方的车到了宾馆,他们一路走进电梯,对方径直揿向“8层”,迟疑了一下,刘招华揿了“7层”,然后从楼梯爬上8层,同电梯里的那批人,直接冲向1818号房间。刘转身下楼,在二楼穿过餐厅,从背梯离开宾馆,然后在宾馆旁的商品买了辆自行车,一路骑走……回到福建后,又逃到青岛,最后刘选择了桂林呆下来。“桂林”,有三个“木”。

一个月后,那年的12月4日,在逃亡的路途中,刘招华开始在自己的电脑上写一封准备寄给北京高层的长信,这封信一次次修改,但最终也没有发出。

警方提审人最需要的是嫌疑人的犯罪与逃亡部分的事实,通观各方信息,陈存仪“现场直觉”的那一瞬间,使刘招华的命运再次逆转。谭晓林与刘招华,也因此在警方侦破的轨道上“相遇”。广东陈警官,在谭晓林执行死刑前,赴昆明提审谭,“包括这一次,还有近3年的审讯,谭晓林记忆里没有刘招华这个名字”。云南警方的细致审讯基本证实,谭晓林自1993年离国去到缅甸,再没有入境记录。

但是,刘招华说他在普宁见过谭晓林两次,而且细节生动缜密。

刘招华的充满完整细节的故事令警官生疑,在刘的语境里,“谭晓林太土”,跟他没得可比。做毒品刑侦工作接近30年的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描述自己这个职业,“最希望能够碰上算得上对手的对手”。刘招华算得上对手吗?陈的答案是“之一”,“他在制毒与逃亡两方面还算不错的对手。之前大家把他想得很神,抓住了,一审,也就那样”;谭晓林呢?“也是对手。他在毒品运输线路策划上,比较有水平”。2002年,在公安部的协调下,记者曾在云南看守所采访谭晓林将近4个小时,谭不回避记者的任何问题,叙述他认为可以说的。他解释自己的坦然,“愿赌服输”。采访过谭晓林与刘招华的《人民公安报》记者胡比较两人:“谭晓林是什么事是他做的,就坦然认了,并不辩解什么。更内敛一些。刘招华不这样。”

在广东审讯期间,陈警官直接明确:“你没见过谭晓林,也不可能见过谭晓林。”

刘招华不服,态度很平和,但是坚持:“见过。见过两次。”

胡把她的那个问题——“爆破时,那声巨响,你醒了吗?”——又去问与刘招华同时被捕的马仔李华,“醒了”。“你和刘招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吗?”“没有。我们谁也没有动。都躺在床上。”比较两个人冲突性的叙述,胡说自己“更相信李华的叙述”。胡不太理解刘招华:“你都那么大(毒枭)了,在这点小事上,还需要不诚实?”有趣的是,刘招华在那些关键细节上的小虚构,从来不惊不乍从容不迫。

那个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刘招华的“本我”——据此根据想象而完成的自我形象设计的刘招华的“超我”,会是什么形状呢?

刘招华涉毒的宏观背景,与日本有关。二战结束,日本开始流行一种叫“非洛朋(Philopon)”的药丸,这即甲基安非他明。这种药丸最早使用者,是二战期间驾驶自杀性飞机的日本飞行员。此后,这种军用药丸被“民用化”,在药店里合法出售,由此引发日本社会最为广泛的流行。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后来被称为冰毒草与摇头丸的“非洛朋”并未引发国际社会的足够注意,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药丸,基本上是日本自产自销,与他国无涉。而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更为流行的毒品是海洛因。70年代,日本开始严厉打击冰毒制造,其制造技术渐次开始向海外转移,这条国际线路是,日本——韩国(70年代)——我国台湾、香港(80年代)——菲律宾与我国大陆(90年代)。这种转移都是随着制造国家与地区打击力量加强而形成的迁徙运动——这层近乎枯燥的背景,也是刘招华后来为自己动机辩护的立论事实。

刘招华在福州边防支队平潭县大队屿头派出所任正排职干事期间,冰毒往中国大陆的制造转移正好开始。那个不少人见过,但谁也说不清所以然的刘招华的“台湾人”朋友,最终仍然是谜。相关警官描述这次制造技术转移所形成的“道”上的新规则,“一般人交往,问问你从哪儿来、要去哪里,很正常。但这种问题却是他们的禁忌。所以,甚至刘招华可能也未必知道‘台湾人’真实的身份”。

很不幸,当刘招华真正完成他用化学方式而不是麻黄素原料合成冰毒的技术后,台海格局有变,台湾人不再能够成为他的主顾。

警方最终查获刘招华的冰毒12.36吨,但是坐在福建提审警官阿光面前,刘招华很坦然承认:“我制造了31吨冰毒。”

被移交广东警方,在新的提审人,广东警官阿陶面前,刘仍然坚持生产了“31吨”。

从量刑的角度看,1公斤冰毒与12.36吨、或者31吨没有分别。但刘招华坚持招供的数目仍然出乎审问警官的意料。刘似乎更乐意跟提审警官讨论“科研”问题:“我的技术不用麻黄素,完全用化学合成的方式结晶,原料的转化率能够达到95%以上……”刘耐心地说服审讯人,相信他并没有撒谎。接触过一部分审问材料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科学研究所专家何颂跃解释说:“不用麻黄素,用化学方式合成。即使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个技术也算比较高了。但问题是,这个东西是国际社会的控制品,合法的正规研究机构与企业都不从事研究与生产,如何进行比较呢?”刘招华坚持审讯警官在口供笔录上记下“生产了31吨冰毒”,每份讯问笔录当事人按法律规定必须过目签字,刘招华在这点上并不马虎。

广东警官请来了化学专家裴工,经过缜密调查,已经破译他的生产流程与工艺。但是,鉴于技术原因,裴工拒绝了采访——真实的技术能力与由此而拥有的心理基础,目前或许尚无法知晓。让那些并非化学专家的警官恼火的是:“刘招华一直说得很响亮,他生产了31吨!是冰毒成品,而非原料。”那么这些毒品在哪里呢?

什么心理?那些近距离接触刘招华的当事人,一点点拼接点滴事实,“或许他想创下一个纪录”。按此逻辑,与成为最著名的冰毒制造者的欲望比较,死亡不再令人恐惧,甚至是成就欲望的必然路径。这果真是刘招华的“超我”?

那些提审警官不同意刘招华看淡生死的判断。

刘招华对提审警官锲而不舍的问题,在福建是:“你们怎么知道我躲在这里?”在广东:“你们如何找到我的那封信?”1999年逃亡时开始写的这封长信,刘招华给自己的制“冰”动机的解释类似“超限战”。相关人士分析:“刘相信我们(警察)一定能够找到他的这封信,因为从他桂林住所搜到这封信并不困难,他也相信有关方面会将信送到他所希望的高层那里。而这种程序远比他自己寄出来效力高,刘反复追问警方如何得到这封信,更可能的目的是想知道这封信最终到达哪里。”在这层逻辑想象下,刘越证明自己制造技术的高超——能够用化学合成方式生产出31吨冰毒,越能说明他的“超限战”的能力与价值。“这绝非一般人可以设计的脱罪方式”——这种脱罪方式,把自己犯罪的动机美化成一个“民族英雄”的行为,“我的冰毒并不在国内销售”,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想象?

不出所有人意料,在一审法庭上,刘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法官问:“我们拿到的讯问笔录里,都记载你口述生产了31吨冰毒……”

刘招华打断了法官的提问:“31吨,不是成品,是原料。”

在审讯期间一次次被刘招华说服,让他相信自己确实生产出这么多冰毒的警官阿陶,坐在旁听席上,听到刘的辩解,深觉意外。

(本文材料,得自对下列人士的采访,在此一并致谢。

陈存仪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

王洪鹏 公安部禁毒局麻醉药品犯罪侦查处副处长

陈警官 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警官,跟踪此案6年,刘招华审讯人

孙警官 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警官,跟踪此案5年

阿 陶 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警官,刘招华审讯人

阿 光 福建省公安厅禁毒警官,刘招华审讯人

阿 峰 福建省公安厅禁毒警官

胡 玥 公安部《人民公安报》记者,直接采访过刘招华

何颂跃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科学研究所

刘招福 刘招华大哥

刘月春 刘招华二姐

黄曙光 刘招华邻居,当兵时战友

黄曙英 黄曙光之妹

夏裕奇 刘招华当兵时战友

刘希华 赛岐镇干部

詹挺清 赛岐镇干部

池榭清 黄乐山刘招华邻居,74岁

刘招长 赛岐苏洋村刘氏宗族研究者

刘 毅 赛岐苏洋村刘氏谱系撰写者

刘平光 福安刘氏祠堂修缮召集者

释广霖 闽侯雪峰寺方丈)

刘在看守所接受采访(资料图)

杨茂贤、谭晓林、刘招华

在有意无意间,刘招华乐意跟审讯他的警官讨论谭晓林。虽然事后确凿的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见过谭晓林——看起来,刘招华似乎在这种比较过程中寻找自己在毒枭“排行榜”上的位置。刘招华、谭晓林,两个毒枭的高低——对他们两人的比较兴趣,不仅是刘招华一个人。

2001年,谭晓林被缅甸警方移交中国警方一个月后,记者赶赴云南昆明,调查这个曾垄断缅北地区海洛因销售特别是运输环节的大毒枭。

海洛因毒枭对毒品市场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测定?时任云南临沧公安局副局长的王方荣用数据对记者直接描述:1992年,临沧地区缴获海洛因1.04吨;1993年缴获1.26吨;1994年5月前,缴获0.8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都是创纪录的。但是1994年5月后,一直到年底,这一地区缴获的海洛因竟连100公斤都不到。什么原因?那年5月8日,境外大毒枭杨茂贤被捕了。王方荣正是抓捕杨茂贤的功臣——由于媒体当时不够发达,第一代毒枭的故事,并未被给予基本报道。杨被抓方式比较特别。谁都知道他贩毒,而且数额巨大,但当时杨茂贤却经常开着自己的桑塔纳过境,也正如此,在临沧勐堆乡——杨茂贤安然地来谈生意时,被中国警方生擒。杨的被捕,这一地区毒品入境数量,陡然下降。

这一事实,海洛因毒枭强力影响市场的能力,在谭晓林被捕后,再次显现。

在云南公安厅禁毒局里采访那些专业的缉毒警察,他们更乐意来比较谭晓林与他的“前辈”毒枭杨茂贤的高低。这种比较亦如现在对刘招华与谭晓林的比较。

王方荣对杨茂贤确凿的描述,当时采访者听来,仍觉特殊。杨被捕时的身份是缅甸果敢县副县长,他的二哥是果敢同盟军总司令,大哥则是果敢同盟军的组织部长……在缅北仍由民族武装治下的果敢,杨家几乎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独裁统治者。这种家族力量,控制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是当时贩毒成为毒枭,几乎不可或缺的要件。

谭晓林改变了这种格局。这个瘦小的四川人,1993年出境到达缅北地区,很难说这次离国不是他的求生选择,但8年后,他却是中国警方最为关注的毒枭。2000年的《中国禁毒白皮书》描述说这一年,“中国境内共缴获海洛因6.3吨”。而这一年来,警方仅缴获的谭晓林贩毒集团的海洛因即达3吨。所以,当时记者去到云南采访,当地负责禁毒的最高警官、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孙大虹定义谭是,“我们建国以来抓捕的向我境内贩毒量最大的毒枭”。

但是,谭晓林没有军队、没有地盘也没有势力。所以,时任云南禁毒局副局长的董胜向记者分析说,按传统“毒枭”定义,不如说他是一个“毒商”更准确。而他完成由“商”而“枭”,正是这一地区新生代的毒枭。谭的“成功”——云南禁毒局侦查处长蒋明东,一位跟踪谭晓林两年时间的警官跟记者说是,“专业化”。谭的“专业化”是他对海洛因运输线路的发现与运用。早期毒枭杨茂贤们,有军队能控制海洛因生产,却没有能力完成过境中国的运输,他们最厉害的也仅将海洛因运送到昆明而已。谭晓林在这点上胜出他的前辈们,他开辟出5条与传统线路完全不同的运输道路,可以将海洛因由缅北地区送达广东,广东也因此成为海洛因区域性市场中心。

记者后来通过公安部协调,采访谭晓林,坦率的谭直接向记者计算他的市场考虑:“我没有做海洛因加工厂,也没有打算做。很简单,你去了解鸦片交易市场,现在每拽2200块(当地的一种计量方式,每拽等于1.625公斤),不算高,最高时能够达到5000多块。表面上看,每亩罂粟能赚几千块,比一般农田赚得多,但就毒品而言,却是最低的。再算加工厂,大约每5拽左右的鸦片可以做一件货(海洛因700克),这需要1万元左右的成本,加上‘税钱’1万、3000元的加工费、2000元的化学用品费用。一件货全部成本大约2.5万元,这样的成本我去拿货,行情是3.2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做加工厂,每件货能赚7000至1万元。但是我用3.2万元拿的货,运到广州,基本价格是8.5万元。这样一算,什么环节利润最高,自然清楚了。”谭直接进入利润最丰的环节,即使没有军队,也容易成为最令警方头痛的毒枭。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陈存仪曾与记者讨论谭晓林,“他确实在运输线路策划上,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缅北毒枭”,所以谭晓林由商而枭。

在谭晓林与刘招华之间,全球毒品格局又有一变,毒品市场,传统占统治地位的海洛因开始挤进新型毒品冰毒摇头丸。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科学研究所的何颂跃博士称,“未来冰毒与摇头丸,会取代海洛因,在毒品市场占主导地位”。这时候,也由于冰毒制造技术的转移,出现了刘招华。作为对手,禁毒警察陈存仪称刘在“制毒技术上不错”。刘招华的“专业化”又与谭晓林迥然有别,他更像实验室里的“研究者”。通过警方调查,刘比较与一般冰毒制造者不同的是,他用化学合成的方式制“冰”,这样一来,“一则回避了国际社会最为严厉控制冰毒制造的化学前体——麻黄素,在‘安全性’上有了‘保障’;再则,通过化学合成,又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正如谭选择专攻运输一样,刘技术优势的拥用,同样使他可以获取这一领域最巨额的利润部分。

广东普宁有庞大资金与人际网络的陈炳锡不太把刘招华放在眼里,毒品市场形成的一种传统,下游毒枭需要最强力的控制力,这种能力陈炳锡具备。他也因此成为这一行当的大佬。但与陈维护人际网络与对抗侦查的成本比较,刘招华获得利润的效率,可能远远高于大佬。也正因此,面对一般审讯警官,“刘招华说话很响亮”。

那些审讯刘招华的警察也乐意跟他讨论什么才是最牛的坏蛋,他们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没有被抓住的,才是最牛的”。如果以此标准来判断刘招华,“这个时候,他沉默了”。

唐毅 本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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