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终于结婚了!(五)

2007-05-17 12:45:57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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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的“坛经”

我认识日本电影演员栗原小卷,在上世纪80年代她是中国女人的偶像,她现在也还是单身,可能也还是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想我也是。

作协第三任主席铁凝和被“保护”的作家史铁生在一起。“保护”是因为史铁生身体状况不好,作协决定在其坚持创作情况下,每月发给其生活补贴费,并帮他解决医药费。

有人说,文学死了,作协死了……

确凿的,57年历史的中国作协换届了。

我们借此看看文坛的“坛”,诸如作家体制、批评体制是如何生成和演变的

“特别好的作家”

铁凝第一次见茅盾是1978年。

那时她在河北农村插队,是公社里最小的知青,劳动之余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出版社在北京组织笔会,邀请她参加,在笔会上,铁凝第一次见到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她形容自己当时是“战战兢兢”。

慌乱并不是因为见到“作协主席”:“我并没有在意谁是主席,我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家,我崇敬他。”

铁凝崇敬的还有巴金。遗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她也没能近距离接触过这位文学前辈。

然而,当铁凝49岁的时候,她的名字和茅盾、巴金并置,成为中国作协57年历史中第三任主席。

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作家协会她的办公室里,记者专访了铁凝。 石家庄被铁凝称为“我们的村庄”,村庄正在下今年的第一场雪。回到庄里的铁凝也重回安静的状态。

记者:媒体对你当选作协主席有各种解读:作协主席走下神坛,作协开启平民时代,你怎么看?

铁凝: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我现在的心情。有喜悦,喜悦首先是因为这是很高的荣誉,前两任主席是文学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这是非同寻常的位置和荣誉。文学界的同行在这样的前提下,给了我宽厚的认可,我想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惶恐,我说我有几个不敢忘记,第一不敢忘记,就是这个位置不是非我莫属,即使不跟大师比,单是同代,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以担当此任。我很荣幸我在这个位置,不忘记这点,我就会知道我是谁。

记者:这次作协领导中,你是主席,王安忆和张抗抗是副主席,有人形容中国作协开启了“玫瑰门”。你的小说《玫瑰门》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中国作协会成为“玫瑰门”吗?

铁凝:是指新的领导机构里吗?我没看到什么纷争或者仇恨。至少我看到的作家,还有我本人不是。作家之间,甚至不同艺术派别之间应该是能相互理解的。这次作代会上,很多优秀的作家知道自己不在候选人之列,他们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善意,让我很感动。

记者:在作协主席选举中,有人对你投了反对票。你的前任是茅盾和巴金,人们会拿你和他们比较。你还有很多同样优秀的同行,你也会被比较。你的当选除了鲜花和掌声,可能也伴随着质疑。

铁凝:选举主席的整个过程,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感谢投我票的人,因为在我前面矗立的是那样的两座丰碑,投我票的人我觉得至少是给了我宽厚的认可;不投我票的人我也同样感谢,让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差距———他为什么不投你的票,会让你不断地想,你会不断地使自己更好,虽然使自己更好很不容易。

不同的声音现在有,以后也都会有。重要的不是被异议、被质疑,重要的是被异议、被质疑以后你怎么做、做得怎么样。一个人心里有一个广大世界的时候,你能面对整个世界,也应该能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异议和质疑。我希望我是这样的人。

记者:在作协体制中,“作协主席”是一种荣誉职务,还是一种实际权力?我们看到茅盾和巴金在任时,“作协主席”更多是一种荣誉象征,他们似乎并不介入作协的日常工作。

铁凝:我个人认为作家协会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作协主席也不是权力的代名词。但它也肯定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作协主席这个位置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也只有几天时间。我跟前两任没有可比性,他们创造的巨大文学财富,拥有的巨大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足以覆盖中国文坛。但这些今天已经没有了,甚至现在中国文学也不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不在中心位置是正常的,没必要为它感到悲哀,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里程碑式的作家,也绝不存在巨大的个人影响,所以我说,这次作协主席的产生,跟前两任相比,不仅仅是年龄的下降,其他的一切也都降下来。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愿意努力,让自己成为中国作家里一个优秀的代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服务意识、团结能力和实干精神,对我来说这是最主要的。团结作家、为作家服务,使他们写出优秀的作品,这是我最深切的愿望。

作家的供养

铁凝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徐光耀———《小兵张嘎》的作者。

徐光耀曾经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1958年,受“丁陈右派集团”案株连被划为右派。铁凝家与徐光耀相邻而居,15岁的一天,铁凝拿着新写的作文请徐光耀看。徐光耀认为这不是好事情——自己因为写作惹了那么多麻烦,一个小孩喜欢什么不成,偏偏来写作?

看了作文以后,徐光耀的态度就变了:“你不是问我什么是小说吗?这就是小说。”这篇文章叫作《会飞的镰刀》。

徐光耀的肯定,让铁凝坚定了文学梦想。之后她四处投稿,结果却是四处碰壁。

《会飞的镰刀》最终还是没能刊发,因为里面没有阶级斗争,有的只是一些城市女学生和农民、房东小孩的温情,有劳动和一些情谊———当时是需要冲突的。

《会飞的镰刀》是在1985年被发表出来的。北京出版社把它收入一本儿童文学集里,其中有7个短篇,铁凝的文章居中,第一篇是刘心武的小说。

小说《夜路》是铁凝的处女作,最初是投给《河北文艺》的,被省里一个老作家读到,随后推荐给《上海文艺》主编茹志鹃,茹志鹃加了短评把《夜路》发在《上海文艺》的头条上。

《哦,香雪》的发表是铁凝文学写作的转机,也带给了她最初的文学声誉。这篇小说获得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铁凝从此开始被文坛关注和接纳。其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发轫的时候。

1982年,铁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记者:作代会以前,作家洪峰上街挂牌乞讨,被媒体狂炒。莫言谈到洪峰乞讨行为时说,洪峰是在争取一种公平。中国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作家供养制度,洪峰却得不到这个制度的保护。更多的人批评洪峰作秀,以他为耻,认为应该取消“作家供养制度”,你怎么看?

铁凝: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是可以拿出一定钱来,供养一部分优秀作家的。供养作家在很多国家都有先例,比如法国有很多文化和文学艺术基金,用来支持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我出访以色列,以色列作家协会有一个以色列希伯来作家协会,政府要拿出钱来给他们办纯文学杂志,给他们租房子住,让他们开咖啡馆———咖啡馆的收入也是作家的。

为什么强调专业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现在不是专业作家,不存在替自己说话。据我所知,像王安忆、张抗抗、刘恒他们都是专业作家,这样一些顶尖的作家,怎么配不上国家出一点钱,有一个相对体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对作家来说,住房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有钱就可以买房子。但是医疗呢?子女教育呢?社会保障呢?创造一个和谐宽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于解除作家的后顾之忧,专心写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

记者:怎么避免作家因养而生的惰性?合同制作家制度能奏效吗?

铁凝:作家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实际上专业作家群体,在文学体制中在逐年缩小,更多的是采取合同制作家方式。比如河北作家协会(我不说中国作协的作家,我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但据我所知,中国作协机关里没有专业作家,它只是一个服务性机构,和各省的作家协会还不一样)有5个专业作家,还有30个左右合同制作家名额,人是不固定的,一期两年,在这两年中,政府拿出钱来资助作家写作,不限定写作的题材和内容。“合同制作家”是一个竞争机制,它不养一个不写作的人。

记者:不能回避作家对作协的疏离这个现实,前有李锐退出中国作协,后有湖南、上海省级作家退出,你怎么看作家跟作协的离心倾向?

铁凝:李锐退出了中国作协,但没退出山西省作协,他还是山西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作家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只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专业作家制度为作家提供的保护是,可以使作家不用为一把米忧愁、焦躁,虽然我们说悲愤出诗人,但我们是一个大国,我觉得实际上花在作家身上的钱是没有多少的。制度提供的是一种保护,作家的写作还是独立的,作协不会干预作家的写作。同样,一个作家写不出好作品的时候,作协是没有办法帮他写出好作品来的。一切还得靠作家自己。

专业作家制度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完全取消,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制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作家全部成为自由职业者,作家的权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比如盗版的问题,作家的权益会受到严重侵害,著作权被侵害,被无情地践踏,这在我们国家还是很严重的;比如现在很多纯文学的作家也有好的收入,但是探索型、实验型作家,他不为市场所左右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他的生活怎么办?除非他有另外一份工作,比如他是一个记者,一个大学老师,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但他没有这样的工作怎么办?这时候作家显得很无力。所以我要替中国的优秀专业作家说一句话———专业作家制度并不意味着吃闲饭,也不意味着铁饭碗。

记者: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作协有一个简短的表态,那个表态被批评为狭隘,缺少大国风范。海外流 散文学,流散作家,也是中文写作的一部分,你怎么看他们?

铁凝:我觉得有一个大前提,不管什么样的、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的华文作家,只要是爱国的,爱这个民族的,都应该被充分地注意和关注。我上个月在日本和大江健三郎有过一次恳谈,他让我很感动,本来不知道要见面,后来安排了一个小时,他谈兴很浓又延长了时间。他谈到了对中国文学的希望,随同的一位女士开玩笑说:“大江健三郎是一个比中国作家还中国的作家。”他对中国文学抱有特别高的期望,他很赞赏国内很多优秀的作家,包括流散在海外的中文作家。

我想我会更加关注这些作家的写作,我会更加具体地关注,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以前读过,以后我要读得更多,因为他们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你不能否认。

书生建馆

1996年,铁凝成为河北省作协主席。

上任之初,正是作协和文联分家之时,铁凝面临一个选择。作协有一套工作班子,省委也专门下文,允许铁凝不坐班在家写作。“当时我说我不能当作协主席,把我变成不是作家了,这不是我的意愿。”

作协从文联分家出来,除了债务什么都没有,作协主席至少能做点什么事。最终,铁凝确定了自己作为作协主席的思路:不把作家协会办成衙门。

筹建一个文学馆被铁凝看成是当时的狂想,当时北京现代文学馆都还没建成:“这是一个创举,文学馆是一个文化的标志,河北这块土地上诞生过众多杰出人物:荀子、董仲舒这些大哲学家。”那段时间,铁凝形容自己成了个“祥林嫂”。

河北文学馆到现在还是全国惟一一家省级文学馆。

记者:筹建文学馆是你任河北作协主席的一件大事,筹建困难吗?

铁凝:现在觉得像做梦一样。建文学馆花了6500万元,跑钱非常困难。

第一步是立项。很多环节都是我在那几年了解的:立项就要说服计委,说服省领导,让他认为这是重要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地走程序。省长也不完全说了算,要找各个分管副省长。当时一位管着钱常务副省长对我们很不屑,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省里这么穷,你们还想弄什么文学馆。

一个省再穷,文学馆这点钱也还是拿得出来的,你在别的地方浪费的钱比这个多得多,公费吃喝,大量吃饭、请客的钱,我知道一个乡政府半年吃喝的费用就是 40万,我都不知道这怎么吃的,用那些钱建一个文学馆,改善作家的境遇和生活有那么难吗?那个常务副省长说,你们下个世纪再说吧,现在省里财政困难。下个世纪,那可不行。我觉得必须说服他们,见了那些领导,我反复就是那些话。

记者:作家去找钱,会被理睬吗?

铁凝:有一次,我跟党组书记被人轰到走廊上,党组书记当时就哭了,一个男的,比我大十岁。我说你哭什么,他说你怎么能让人轰出来呢?你是作家,怎么能受这样的委屈呢?我说没事,他轰就轰了,他轰我出来我没丧失尊严,因为我不是为个人的事求他,我是为作家的文学馆求他,他只要答应,让我给他跪下来都行,我就是跪了,也不会丢掉我的尊严。当然,最后河北文学馆的建设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性支持。

这是一个没有腐败的工程,就几个文人在那儿折腾,党组书记还有我们秘书长,几个人疯跑,而且我们不要交钥匙工程,是从一颗钉做起的。墙是什么样的,设计图要投票,作家协会整个房子是大家的,大家来投票。

记者:你怎么说服别人投标呢?

铁凝:省委常委会要定文学馆的设计方案,之前我没参加过省委常委会的旁听,省委领导说你们是甲方,你们去了要说话,我说我们可以说话,可以真实地表达。回来党组书记告诉我,我没参加过常委会,那是很严肃的,那不能随便说话。我说在这件事情上,你是红脸我是黑脸,我说,我是个作家,他不高兴我就回家写作去了。其实方案已经内定了,但我把他们打了个乱七八糟,事后想想也挺恐怖的。

经历过这些以后,什么铝材、建材,我们每次都一块开会决定。

当这个建筑落成,当大家剪彩完毕以后,整个作家协会的人入住,我们回头一看这个建筑,我非常后怕——那种艰苦程度叫人后怕。

爱情没有道理

铁凝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从北京回家,在街口碰到父亲,父亲说,回家,给你做萝卜炖小鸡。父亲压根就不提“候补委员”,对铁凝当选“作协主席”,父亲也十分低调,对媒体的访问一概婉谢。

铁凝至今未婚,一直在跟父母住。

记者:你独身的状态令外界好奇,你对情感很严格吗?

铁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第一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不是要打一个旗号。也许更早的时候,比如十八九岁、二十几岁时,如果那时很快进入家庭生活,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样子。当然历史不能假定。我也有过个人的感情经历,我并不后悔或者怨恨,因为所有的经历都有值得纪念的价值。这些情感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更多的善,而不是仇恨。至于婚姻,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第一,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有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当然我对婚姻也有好的期望,我想说我还是有希望的,可是我又想告诉你另一句话,我从来都是做好了失望的准备,因为我觉得做好了失望的准备,才可能迎来希望。但可能我准备得还不是特别充分。

记者:你说到失望,你不相信有在心智和品性上能跟你匹配的人吗?

铁凝:我希望在心智上可以沟通,至少是一种相互理解,我觉得有难度,但我仍然是有希望的。中国话说“缘分”,这是强求不来的。我见过一些好的婚姻,使双方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它不是跟事业对立的,我是一个强者,其实更多时候我更像一个家庭妇女。

记者:所谓的女人气息吗?

铁凝:我比较喜欢厨房,我会从日本背一个锅回来,有一个小铁锅,特别有意思,买个锅回来,感觉特别高兴。我跟你说这些,想说明什么?我不是要男人来为我服务,其实我没什么更高的境界,这些琐碎的事情很能引起我的兴致。但是又因为这样,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这个人要躲得远点。确实有一些好机会被我错过了,有一些好的暗示我可能会没有理睬,或者是彼此错过,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见过好的婚姻,他们会彼此成就彼此提升,但是如果是一个坏的婚姻———

记者:彼此损害彼此毁灭。

铁凝:对,与其要一个坏的婚姻,还不如没有。人为的强求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但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你是不是敢把缺点、毛病都尽快让对方知道;他知道了后会怎样,都能检验出情感的质地。

我认识日本电影演员栗原小卷,在上世纪80年代她是中国女人的偶像,我前不久去日本还跟她见了一面。我很高兴,她都60岁了,一点也不像那个年纪的人。很多年前,可能在她40岁的时候,我看到记者采访她时问,你怎么还不结婚?她说还没做好准备。当时我还很小,很不理解,我想她都40岁了,怎么还没做好准备?我想现在我理解了。她现在也还是单身,可能也还是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想我也是。

(本文专访内容经铁凝订正)

vingie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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