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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

2007-06-07 10:12:52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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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以此精神为指导的高校招生体制,则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即使赫赫有名的清华、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论英雄,而是以“红色”为标准。

内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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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教育工作座谈会后的合影,邓小平右侧为刘西尧,左侧为方毅,第三排左起第八人为查全性。就在这次会议上,小平拍板:当年恢复高考 查全性/图

九十二岁前部长掀开恢复高考内幕

《南方周末》记者 戴敦峰

92岁的刘西尧半躺在沙发里,只有戴上助听器,才能了解南方周末记者的问题。

年龄在干瘦的老人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而那段翻天覆地的岁月也太过久远,“有些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位中国前教育部长喃喃地说。

但历史是无法被忘怀的,因为会有无数命运可以见证: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次抉择,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或许还在与猪为伍;著名文学家叶兆言,大不了成为一个“八级钳工”;中国政坛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强、薄熙来、周强这样的明星。

而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就是恢复高考的历史书写者之一。

“你无法想象,当年的人才选拔制度。”刘西尧慢慢回忆。1977年6月,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召开前,刚被“解放”到天津工作的蒋南翔曾打电话给他:培养人才就像种庄稼,要选好种子。蒋南翔要求高校招生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刘西尧同意了。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的代表掐灭了星星之火: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

在刚刚经历十年动乱、“两个凡是”仍占据上风的年代里,这种思想并不奇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刘西尧解释说,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以此精神为指导的高校招生体制,则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即使赫赫有名的清华、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论英雄,而是以“红色”为标准。要成为“国家栋梁”,你必须有好的出身。

所以,一个叫做梁晓声的人,就凭借着好的出身成为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这是自1970年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拔大学生的手段;而那个叫做张鸣的人,因为在一封信中对“文革”发了牢骚,后来信被举报,高校的大门对他完全关闭。

1977年,“文革”虽已结束,但“两个估计”仍像两座大山压制着中国的人才选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凭借着他的智慧、勇气,以及对中国未来的预见,决定掀翻这两座大山。此时,这位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刚刚掀翻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

一位现年82岁的老人见证了邓公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而他本人,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30年后的今天,他同样靠在一张藤椅上,向南方周末记者慢慢回忆着历史。当年,他52岁时,头发就已经不多了,现在只有几根白发在头两侧顺风摇摆。

这位老人就是查全性。1977年夏,身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他赴京参加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开始的那个清晨,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告诉大家,“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希望教育方面听听大家意见,你们可以敞开谈。”

除了邓小平、方毅和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外,座谈会共有33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都是当时科技、教育界的权威,比如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和邹承鲁。此时,那即将涌向1977年高考考场的570万人——包括正为成为一名“合格兽医”而奋斗的张鸣——还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即将被这些正直的前辈改变。

座谈会从8月4日开始,集中讨论了当时教育工作中的几个焦点。查全性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两个估计”的定性。

邓小平以他的勇气和远见改变了历史。他的话被录入档案:“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如果你经历过那个“火红”而封闭的时代,就会知道,下这种定论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毛泽东之前定的调子完全不同。“座谈会上还有人提到大学的教育质量: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8个月就上清华了。小平同志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不能叫大学’。”查全性说。

座谈会第三天,查全性决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把意见写在了一张稿纸上。“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查全性措辞激烈,“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接着,查全性又提出具体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直辖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表示支持。

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刘西尧也肯定了这一点:“还来得及!”

一个历史决议就这样初步决定了,小平同志最终拍板:当年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9月25日,高校招生会重新召开。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参与了这次激烈博弈的会议。“参会人员的认识差别很大,大学里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支持恢复高考,还有一些人坚持‘文革’时推荐上大学的那一套。”他说。

“由于分歧比较大,这次招生会从北京饭店开始,再到前门饭店,最后在友谊宾馆。”刘西尧说,“开会的时候还是夏天,北京正热;散会时已是初秋,有些外地的同志不得不让家里寄衣服来。”

“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然1977年的招生会上大部分与会代表心里都不支持,但没人敢站出来破冰。经过长达半个月的争论,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通过教育部报给了分管科教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小平同志看了之后,找教育部谈过一次话。他对这个文件很不满意。”杨学为回忆说,当时小平的话很严厉。

开明的邓小平,最不满“政审条件”。作为文件起草小组负责人,杨学为曾对此左右为难:“我也觉得‘文革’期间那套是要改的,但又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所以对政治条件写得很详细,包括鸡毛蒜皮的事。”

杨学为回忆,邓小平看了文件之后连说:“繁琐,繁琐,繁琐!”随后大笔一挥,把政审条件全部抹掉,然后亲自起草了一段。只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等;二、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

在邓小平指示下起草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完全否定了“文革”中的极“左”路线,应届毕业生不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考大学。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上大学要通过考试,不是群众推荐。”杨学为说,“所谓群众推荐说穿了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

1977年10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这份报告,一周后,国务院批准并下发了文件。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文稿,全国媒体同时报道了这条新闻。

远在东北的张鸣、王毅,以及南京工厂里的叶兆言,以及全国570万考生,同时看到了这条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消息。“当时,我好像是在猪圈里。”张鸣说。

这一年冬天,张鸣、叶兆言及王毅等人,涌向了关闭11年的高考考场。1977年,全国没有统一的大纲和统一的教材,所以这一年没有实行全国统考,而是各省分别命题。“10年没组织考试了,出题的人在什么地方,谁会组织考试,考场怎么组织都不熟悉了,印卷纸在什么地方、够不够也不知道。”杨学为说。因为不是全国统考,所以各省考试时间也不一样,大部分在12月。上天垂青积极寻求出路的中国,一切顺利过关。

30年后,1977级大学生——李克强、周强、蔡武、夏勇等人身居要位;陈平原、朱学勤、张鸣、朱苏力等人成为学界领袖;屠光绍、易纲、李东生、孟晓苏等人在经济界“呼风唤雨”;张艺谋、梁左、罗中立等人则成了文艺界大腕。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vingie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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