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被高考改变的命运(全文)

2007-06-07 10:12:52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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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以此精神为指导的高校招生体制,则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即使赫赫有名的清华、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论英雄,而是以“红色”为标准。

内文导读

九十二岁前部长掀开恢复高考内幕(戴敦峰)

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赵蕾)

“中大家庭”三十年雷剑峤□成敏男

状元与落榜者:殊途同归的人生?徐楠

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赵蕾

1977年教育工作座谈会后的合影,邓小平右侧为刘西尧,左侧为方毅,第三排左起第八人为查全性。就在这次会议上,小平拍板:当年恢复高考 查全性/图

九十二岁前部长掀开恢复高考内幕

《南方周末》记者 戴敦峰

92岁的刘西尧半躺在沙发里,只有戴上助听器,才能了解南方周末记者的问题。

年龄在干瘦的老人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而那段翻天覆地的岁月也太过久远,“有些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位中国前教育部长喃喃地说。

但历史是无法被忘怀的,因为会有无数命运可以见证: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次抉择,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张鸣,或许还在与猪为伍;著名文学家叶兆言,大不了成为一个“八级钳工”;中国政坛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强、薄熙来、周强这样的明星。

而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就是恢复高考的历史书写者之一。

“你无法想象,当年的人才选拔制度。”刘西尧慢慢回忆。1977年6月,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召开前,刚被“解放”到天津工作的蒋南翔曾打电话给他:培养人才就像种庄稼,要选好种子。蒋南翔要求高校招生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刘西尧同意了。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的代表掐灭了星星之火: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

在刚刚经历十年动乱、“两个凡是”仍占据上风的年代里,这种思想并不奇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刘西尧解释说,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估计”。以此精神为指导的高校招生体制,则完全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即使赫赫有名的清华、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论英雄,而是以“红色”为标准。要成为“国家栋梁”,你必须有好的出身。

所以,一个叫做梁晓声的人,就凭借着好的出身成为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这是自1970年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拔大学生的手段;而那个叫做张鸣的人,因为在一封信中对“文革”发了牢骚,后来信被举报,高校的大门对他完全关闭。

1977年,“文革”虽已结束,但“两个估计”仍像两座大山压制着中国的人才选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凭借着他的智慧、勇气,以及对中国未来的预见,决定掀翻这两座大山。此时,这位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刚刚掀翻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

一位现年82岁的老人见证了邓公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而他本人,也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30年后的今天,他同样靠在一张藤椅上,向南方周末记者慢慢回忆着历史。当年,他52岁时,头发就已经不多了,现在只有几根白发在头两侧顺风摇摆。

这位老人就是查全性。1977年夏,身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他赴京参加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开始的那个清晨,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告诉大家,“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希望教育方面听听大家意见,你们可以敞开谈。”

除了邓小平、方毅和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外,座谈会共有33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都是当时科技、教育界的权威,比如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和邹承鲁。此时,那即将涌向1977年高考考场的570万人——包括正为成为一名“合格兽医”而奋斗的张鸣——还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即将被这些正直的前辈改变。

座谈会从8月4日开始,集中讨论了当时教育工作中的几个焦点。查全性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两个估计”的定性。

邓小平以他的勇气和远见改变了历史。他的话被录入档案:“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如果你经历过那个“火红”而封闭的时代,就会知道,下这种定论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毛泽东之前定的调子完全不同。“座谈会上还有人提到大学的教育质量: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8个月就上清华了。小平同志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不能叫大学’。”查全性说。

座谈会第三天,查全性决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把意见写在了一张稿纸上。“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查全性措辞激烈,“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接着,查全性又提出具体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直辖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表示支持。

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刘西尧也肯定了这一点:“还来得及!”

一个历史决议就这样初步决定了,小平同志最终拍板:当年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9月25日,高校招生会重新召开。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参与了这次激烈博弈的会议。“参会人员的认识差别很大,大学里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支持恢复高考,还有一些人坚持‘文革’时推荐上大学的那一套。”他说。

“由于分歧比较大,这次招生会从北京饭店开始,再到前门饭店,最后在友谊宾馆。”刘西尧说,“开会的时候还是夏天,北京正热;散会时已是初秋,有些外地的同志不得不让家里寄衣服来。”

“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然1977年的招生会上大部分与会代表心里都不支持,但没人敢站出来破冰。经过长达半个月的争论,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通过教育部报给了分管科教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小平同志看了之后,找教育部谈过一次话。他对这个文件很不满意。”杨学为回忆说,当时小平的话很严厉。

开明的邓小平,最不满“政审条件”。作为文件起草小组负责人,杨学为曾对此左右为难:“我也觉得‘文革’期间那套是要改的,但又担心被扣上‘分数挂帅’的帽子,所以对政治条件写得很详细,包括鸡毛蒜皮的事。”

杨学为回忆,邓小平看了文件之后连说:“繁琐,繁琐,繁琐!”随后大笔一挥,把政审条件全部抹掉,然后亲自起草了一段。只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等;二、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

在邓小平指示下起草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座谈会的请示报告》,完全否定了“文革”中的极“左”路线,应届毕业生不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考大学。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上大学要通过考试,不是群众推荐。”杨学为说,“所谓群众推荐说穿了就是基层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

1977年10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这份报告,一周后,国务院批准并下发了文件。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文稿,全国媒体同时报道了这条新闻。

远在东北的张鸣、王毅,以及南京工厂里的叶兆言,以及全国570万考生,同时看到了这条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消息。“当时,我好像是在猪圈里。”张鸣说。

这一年冬天,张鸣、叶兆言及王毅等人,涌向了关闭11年的高考考场。1977年,全国没有统一的大纲和统一的教材,所以这一年没有实行全国统考,而是各省分别命题。“10年没组织考试了,出题的人在什么地方,谁会组织考试,考场怎么组织都不熟悉了,印卷纸在什么地方、够不够也不知道。”杨学为说。因为不是全国统考,所以各省考试时间也不一样,大部分在12月。上天垂青积极寻求出路的中国,一切顺利过关。

30年后,1977级大学生——李克强、周强、蔡武、夏勇等人身居要位;陈平原、朱学勤、张鸣、朱苏力等人成为学界领袖;屠光绍、易纲、李东生、孟晓苏等人在经济界“呼风唤雨”;张艺谋、梁左、罗中立等人则成了文艺界大腕。

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

南方周末记者 赵 蕾 发自北京

1977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改变人生道路的一年 资料图片

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叫“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三十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照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提供,特此鸣谢)

我要上大学!

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郭明瑞最晚报到。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他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起,直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就在备考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女友约定互相不看望对方,仅有的一次,是女友带了一瓶四块多钱的炼乳和猪肝,“说是给我增加点儿营养。”回忆往事,武树臣脸上还有幸福的神采。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1975年他还考上了汨罗县的五七大学。不过,开学不到一周,他偷偷跑回家了。第二天,学校来人把他“抓”了回去,开集体大会,批判他的行为有违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此后,他不跑了,在那些围湖造田的日子里,在湖边用芦苇搭起的棚子里,他用心看高中教材。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我要上大学!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近代中国受尽屈辱……我们国家的富强必须靠知识!”——1977年10月湖南省汨罗县高考考场上,在“心中有话对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1978年初的某一天,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之前,何勤华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他不想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在父母眼里,就是不考大学,“前程也很光明”。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1978年2月28日,当上海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北大的老师们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此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它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同学们依依话别。他未来的同窗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四年的聚会。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宋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宋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李克强、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北大法学院教授)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武树臣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法之路。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陈兴良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法律作为第一志愿;周振想报的却是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王绍光坦言,本科期间他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他收获了比纯粹法律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当时的北大

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按照规定必须阅读的马恩原著都读了,但当时很难读懂。”宋健承认自己较难领会马恩原著。这或许是大哥哥们觉得她不成熟的原因之一。阅览室的各色期刊,当时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宋健倒都翻了个遍。她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的结尾至今仍令她感怀:“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陈兴良记得,他们入学那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扑面而来。每天中午12点,何勤华的宿舍里,七个人围在陶景洲的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那时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最为流行。”陈兴良说。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工工整整地贴出来,持续了半年,我们都去看。”何勤华将中文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作了比较,他觉得法律系的同学不张扬,相较之下不如中文、哲学系活跃。

“大家也没少折腾。”杜春(司法部法制司司长)回忆,当年只要是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要“折腾”一番,“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是当年各种论争交汇的地方。杜春还记得,他们参加过两次著名的游行。一次是1980年中国男排逆转战胜南朝鲜男排,整个北大校园都沸腾了,后来有人点着火把,出了校园到街上游行;另一次是人民大学的校舍被占,他们跑去声援兄弟学校,也是群情激昂。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熏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现为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北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文革十年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提起龚祥瑞,何勤华眼前能浮现出老先生讲课时的十几种表情。班上爱好摄影的何山(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巡视员)将龚老的很多表情留影存照。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B.M.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1981年开始自学英语。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是人治?法治?还是人治法治相结合?肇始于1950年代的人治法治大讨论经过了10年冰封,迅速解冻——“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1978年2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在政治直属小组会议上就中国法制问题发言时一再强调在当前中国宪法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老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姜明安说,在那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都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刑法和刑诉法的颁布,在杨敦先看来,至少结束了那段“无法无天”的历史,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刑法颁布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忆起李志敏教授,何勤华感念至深的是老师的无私,“当年我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李老师手把手辅导我写论文。”武树臣对自己的启蒙老师张国华同样深怀敬意:“张老师的宽于待人、甘于寂寞至今仍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事。”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除了四位留校外,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出国留学。陶景洲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律师。刘凤鸣是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总监。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今年4月,他还被英国智库评选为影响中国50位华人之一。何勤华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外法史研究之路,如今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杜春称自己大学四年完全是稀里糊涂地过来,最后“凭北大法律系这顶光环进了司法部”,现为司法部法制司司长。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班中,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

年纪最小的宋健毕业后回了老家,现在是江苏省高院的法官。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

【高考30年】“中大家庭”三十年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雷剑峤□成敏男 发自广州

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仿佛是忍受了长期饥饿的人潮同时向一家面包店卷去,工人、农民、军人、仍然呆在乡村和已经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应届毕业生,上千万人参加了高考

1977年,父母同时考入中山大学

2005年,儿子进入同一高校,并学习母亲的专业

在他们的家族里,共有7人毕业于中山大学——

两年前的今天,李希宁正走向高考考场。像任何一个中国父亲都会做的那样,他的父亲李思群向儿子提出了自己的期望——能够考上中山大学。

期望来自一种家族情结。中山大学是李思群的母校,是他的妻子的母校,也是他的父亲、岳父、岳母和弟弟的母校。如果李希宁能够如父亲所愿,考入这所坐落在广州的著名大学,他将成为家庭里第七个中山大学“校友”。

对这个优秀的广州少年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两个月后,李希宁骄傲地向父母展示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的父母比他更激动。

在李希宁看来,是否能考上大学只取决于学习成绩,这一点由他来解决;剩下的,就是让父母为他准备好入住校园的铺盖和一切花费了。但是李思群知道,在他参加高考的时候,一切都不是如此简单。

父亲的高考:仿佛饥饿人群涌向面包店

1977年,24岁的李思群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农场里勤恳地履行一名木匠的职责。他手艺差强人意,会把细木条拼成一口装衣服和书本的小箱子——这口木箱将陪伴他度过大学生活。但是当时,他还必须依靠这份手艺来赚取每月32元的工资。那时,月薪32元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感到满意,只有在国营农场工作才能得到这个价钱。

中国的所有大学已经在1966年停止招生,所以在那时看来,除了继续从事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生活没有向李思群展现其他可能——也许有过那么一次:他在1973年差点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接近大学校园(那年是以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招生)。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在1970年开始实行,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被认为是优秀的工农兵不用通过文化考试,就被推荐进入大学。但就在这一年,白卷英雄张铁生令考试再次遭到否定。严格的身份审核葬送了他考绩极佳的美梦。

李思群感到沮丧。他来自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他先是在少年时跟随调动工作的父亲从富庶的广东来到贫瘠的江西,然后和整个中国的青年一起失去上学的机会,到江西的一个农场成为“泥腿子”。现在他终于回到广州,但是到这时候,道路似乎已经在他面前消失。

但在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仿佛是忍受了长期饥饿的人潮同时向一家面包店卷去,工人、农民、军人、仍然呆在乡村和已经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应届毕业生,上千万人参加了高考。他们的知识基础非常薄弱,因为在他们接受中学教育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失去理智的疯狂状态,学校根本无法给他们提供像样的教育。但大多数人都愿意去试试。

李思群也决定试试。他最终成功了,并在那个美丽的校园里结识了自己的妻子。1986年,李希宁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儿子的高考:“校友”母亲指定最后一个志愿

那是十年前,李希宁还是一个小学生时,他参加了一次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是初赛里成为班级最高分的获得者。最令人快乐的是,没有进行任何课余训练的他,战胜了那些在数学奥林匹克学校里咬铅笔头的同学。

孩子从此爱上了数学。

多年后,高考志愿填报表摆在他的面前。他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将中山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具体的专业,他填好了五个,还剩下一个。这时候,他的母亲李萍萍对儿子说:“你都自己填好五个了,总要给我留一个吧。”

李萍萍也于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入中山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现在她是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的副局长。她要求李希宁把剩下的最后一个志愿留给她从事的专业。

中国正处于急剧发展之中的城市化进程,令这个专业变得非常热门。而一门理想的专业是中国的大学生与他们的父母所殷切向往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大学生在毕业后失业的风险。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在校大学生。在李希宁进行高考的2005年,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是1400万人。从前几年开始,毕业的大学生往往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如果你学习的是一门偏僻或者不能立即应用于实际工作的基础学科,在争抢中无疑会落入下风。

当然,李希宁的家境使他不必背负失业的焦虑。但李萍萍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经验和资源可以为儿子带来日后发展的便利。

恰恰是这个专业成为李希宁进入中山大学后学习的第一个专业。以后不用担心和儿子没有共同话题了,李萍萍看着已经长得比她高的儿子想。要是你学的是数学……她感到庆幸——儿子的命运就此将发生巨大转变。

放弃32元的工资,去吃两毛五分钱的炒粉

父亲的命运也是被大学改变的。从木匠到中山大学学生,李思群用半年的时间去实现身份的改变。在这半年里,他尽可能地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参考书。他曾经为自己的无知而灰心。但他立刻又鼓励自己,因为他看到身边的竞争者们和他一样无知。

在那个偌大的农场里,四百多名知青参加了高考,最终产生了七个大学生,李思群是其中之一。李萍萍所在的农场有六百名知青,那一年考上大学的有六个。在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这个国家在时隔11年后重新收获了生于这片土地的40.1万名有才能的青年。

李思群仍然记得语文科的高考作文题目,“大治之年气象新”。一个潮州考生写出一篇深得评卷人叹赏的作文,那篇短文和其他几篇一起在中国的最高级别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现在,李思群的这位叫陈平原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同学是著名的文学史学者。

李思群从农场只带走了那口木箱,他甚至没能保留每月32元的工资。但他毫不在意。后来的4年里,他开始习惯并喜欢上校园里的所有东西,包括两毛五分钱一碟的炒粉;在后来更长的岁月里,他因为这4年而得到了超出一口木箱很多很多的东西。

毕业后,他先是在中山大学任教,然后到一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再然后成为管理新闻出版工作的官员。因为中国面临10年的人才缺口,他说自己“像一块宝贝那样”被重用,现在,他是一家拍卖行的总经理。

李萍萍在农场的伙伴用锣鼓来迎接录取通知书,那张纸片将6个青年从那个在韶关的农场带走。他们送走或许只比他们多答对一道题的幸运儿,然后继续他们的生活,并不知道隔断这两群人之间的山岭开始悄悄隆起。

2005年,多年不见的中学同学们决定举行一次聚会,但有人放弃了。他们不愿意看着自己成为“配角”,听他们动情地回忆过去。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大学确实是“登天”的唯一路径。

两代人眼中的高考意义

李希宁对中山大学的校园并不陌生。他的父母曾经带他去那里玩过几次,他们穿过夹竹桃和蒲葵掩映的校园。李思群和李萍萍看到这座校园里有的地方完全改变了,有的地方却和3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自己也是如此。

但像大部分大学一年级学生一样,李希宁离开了广州,到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住下。高校大规模扩招,让中大这所百年老校不得不设立其他校区。在这个非常现代化的地方,李希宁用1年时间来证明自己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是多么淡漠。他开始考虑:这个选择会不会让他后悔一辈子。李思群和李萍萍吓了一大跳,他们屡屡从广州驾车两小时来到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劝儿子打消这个想法。

李希宁决定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他向学校递交了转读数学系的申请,尽管要经过考试、审核等一系列复杂程序。

30年前,学习数学曾是青年的热门选择。作家徐迟为数学家陈景润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引起轰动,人们对数学的热情被焕发了,连老太婆都知道“1+1”,虽然这种简单化的概括不得要领。

在今天,这种带着强烈英雄崇拜的选择不大可能再次出现了,人们显然更注重未来的生活质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如果学习数学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有人都不会鼓励你跟随你的兴趣。至于李希宁的做法,用母亲的话来形容,“这是不愁吃穿、不等着赚钱的人才会做出的选择。”

这个不愁吃穿、不等着赚钱的年轻人放弃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把母亲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他说:“我想我不可能做得像她那样好。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李希宁已经在数学系学习了一个学年的课程。给他上课的是朱熹平,这位数学系教授为最终完全证明数学史上最著名的难题——庞加莱猜想,做出了独有贡献。因为沉浸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工作中,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本科生上过课,李希宁很幸运。

朱熹平也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中山大学产生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他才16岁。他的儿子则将在今年成为大学生。

李希宁从珠海回到广州的大学城校区,如果想的话,他每周都能回家见到他的父母,他每周都能听到解决过代表人类智力最高极限的难题的大师给他讲课。更重要的是,他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不通过高考,他无法得到这些。

但他不觉得高考有这么大的意义。他认为:即使没有高考,他的伙伴仍然可以拥有其他的受教育途径。“今天的高考和30年前没有本质区别,不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吗?”他说。

他的父亲试图向他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你这么想,是因为你认为生活理应如此,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生活不是本来如此的。”

【高考30年】状元与落榜者:殊途同归的人生?

南方周末记者徐 楠发自海南

他们是儿时最好的玩伴,高考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命运,但在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

他们是儿时最好的玩伴,高考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命运,但在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

今天,大学已不是“登天”的惟一路径 翁洹/图

15年前的一场考试,让翁宝和符史杨一个离开,一个留下——就像同一颗种子生出的两个枝芽,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爬藤。

少年玩伴

海南文昌城不大。现在,34岁的符史杨每天至少三次经过粮食局门前的坡路。

二十多年前,他和翁宝每天从文昌二小跑出来,一路冲到这里,站在粮食局大厅里的电视机前,看动画片《蓝精灵》。

那时候,符史杨的父亲从信用社贷款1万元,开了一家虾行。他的姑姑、姑父在设计院工作,家里有好几个“单位里的人”。而翁宝除了有一个做小学教师的父亲,出身于地道的农民家庭。符史杨每天有一毛或两毛的零用钱,翁宝没有。所以星期天,符史杨回到父亲经营的虾行去“捞鱼捞虾玩”时,翁宝必须上山去摘竹笋,或去海边捡海棠果——每斤可以卖2毛钱。

他们一次次来到文昌河边的望河粉店,花3毛钱吃上一碗海南粉。米粉汤上撒着一层干黑脆硬的牛肉干,这就是翁宝的最爱。要不是陪他,符史杨绝不会来,他喜欢海鲜。

直到初中,符史杨都是学校里的“明星”——足球场上的帅气,游泳时的敏捷,处处散发的机灵劲,甚至不喜欢读书的那股不羁。

而翁宝是不起眼的。

符史杨,这个愿意陪他吃牛肉粉的兄弟,在翁宝寡言的童年时代里,是寥寥无几的朋友之一。翁宝翻墙跳进糖厂找到的椰子糖,一定会分给符史杨吃。如今,符史杨每过几天就会给翁家的老奶奶带来猪肉、鱿鱼,还有电风扇。

状元和落榜生

翁宝的沉默持续到了高中。

最初,他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却越来越明白高考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

“就是要考上好学校,别的什么也不想。”他甚至几个月都不说话。沉默的孩子开始为学习拼命。

直到父亲在公路上拦下教育局的车,打听到了儿子的分数。翁宝成为1992年文昌市文科状元,是海南全省的探花。

他走进了北大历史系,并在后来的15年中一直保持着读党史的习惯。

符史杨落榜了。这并不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没办法,就是对读书不感兴趣。”

对于翁宝来说,大学意味着数不清的“第一次”——出岛、坐火车、进军营,包括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从公共汽车到冰糖葫芦”。

他的海南话遇上另一位同学浓重的川音,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

与此同时,符史杨很快与一群四川人打成一片。那是他在自来水厂的工友,每天收工后,他同他们一起吃着火爆热辣的川菜。吃惯了海鲜的他从不觉得这口味太过刺激:“每天饿得像鬼一样,只要是吃的就好。”

离开自来水厂后,他去开工程车。

翁宝给他联系了民办大学,他拒绝:“我确实不喜欢读书,还是像这样自由自在吧。”

翁宝在大学里看到的勤奋,超出了之前对这个词的所有想象——“有些人每天早上进了教室,到天黑前都不出来,就带点馒头进去吃。”

北大38#的那间宿舍里,熄灯后几个男生谈论着国学复兴,振奋得难以入睡。

1997年夏天,翁宝腰间别着BP机,蹬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酷暑中。

他犹豫一阵,还是蹬过几条街,找到公用电话,回复了一个广州的号码——是《粤港信息日报》的录用通知,从此翁宝在广州定居。

就在他忐忑地接受考验之时,符史杨正在家乡和朋友合伙经营农场,种下木瓜和胡椒,那一次亏了3万元钱,符史杨笑着说:“玩玩嘛!”然后,依旧回到众多父辈亲戚们所从事的行业——建筑。

对翁宝来说,大部分同学逐渐疏于联系了,但与符史杨自小积累起来的信任感,始终存在——尽管他们的话题中,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思辨,没有经济现象的探讨,只有各自碰到的“有趣的事”。

翁宝每次回家,符史杨一定会陪他去望河粉店吃粉,并且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可以连吃两碗,或者一天三顿每顿都吃这个!”

人生沉浮

翁宝人生中的第一次淬炼很快到来了。

在《粤港信息日报》,因为编发一篇评论时不慎写错了批评对象,对方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亲临报社。

他第一次经历如此阵仗之时,符史杨正跟着叔叔做西瓜生意。

他和十万斤西瓜躺在一起,在火车皮上颠了两天三夜,来到上海。

后来,翁宝不到25岁就做了《南风窗》编辑部主任,又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了产经部编委。“看过太多的企业起来了又下去了,看过股市那么疯狂又那么低迷,看过金融危机来了又过去了,看过那么多的泡沫、那么多的起起落落……”

符史杨说:“大学毕业后,翁宝大气了很多。小时候他特别敏感,对别人不经意间的话特别在意,现在不会了。”

因为报道,翁宝结识了史玉柱和何伯权。那时候,何伯权还是乐百氏集团董事长。2004年,生意上正在调整的何伯权,与翁宝结伴,游历了许多地方。作为企业家,何伯权成为对翁宝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的企业做得那么大,但还会固定地去做义工;他跟很多牧民订收购合同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他让女儿去搀扶老奶奶,然后对孩子说:‘老奶奶笑着感谢你,是不是很开心?助人是最大的乐事。’”

此刻的符史杨,早已厌倦了西瓜生意,回到建筑老本行。他本着一条基本法则:哪里有机会,哪里阻力最小,就去哪里。

2006年,因一篇关于劳工权益的报道,翁宝与同事一度被所报道公司索赔3000万,并被法院查封、冻结了个人财产。

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与人谈话。他挂上电话,继续把事情谈完,开车出来,停在路边,突然不知该怎么办。

这个海岛上走出来的青年,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哭声,泪眼模糊。

他成为新闻关注的中心。他开始写关于此事的博客。

在家乡的望河粉店,连着两碗牛肉粉下肚。翁宝下定了一个决心。

分久必合

广州市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翁宝10年淬炼的结果。他从一个媒体从业者,变成一个总经理。

过去他和编辑们在一起,现在他和总编在一起;

他在比亚迪汽车的厂房里,看到上千名大学毕业生,喊着口号发着狠,要做出自主品牌的东西;

他喜欢维珍(英国一航空公司)的布兰森,他从马云(阿里巴巴网站总裁)的商业思路中获得启发,并且自称对王传福的实业发展思路充满敬意;

他一句一顿地说:“我们要和有志气的中国企业一同成长。”

这样的话,符史杨是不会说的。在同学录上,从不曾受雇于任何单位的他,被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职务是——“文城建筑业”。

他所做的“房地产开发”,是一边征集住户,一边拿地报建,以集资建房的方式来运作。他最大的特长便是拿下大老板手中顾不上开发的小地块、或是正在周转资金的项目地块局部。他常说自己的地是“赊”来的。工地上的大小活计,他会照顾地块原来主人的亲戚们。

文昌城内大部分老同学的家,都住在他盖的房子里。

他的底层商铺永远不卖,出租等待升值。

他的帕杰罗越野车,是从派出所所长手中买来的。他走在文昌小城里,迎面而来的人中几乎有一半是老相识。

除了建房,他还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的股份,和一家洗染店的股份。

他说:“翁宝现在成空中飞人了。”

的确,翁宝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分别租了写字楼和自住房,每月定期巡回。而符史杨的生活,是到工地看看进展,在弟弟的网吧里看大盘。更多的时间,与朋友喝茶、吃饭、聊天。而翁宝,始终不炒股。

看着翁宝长大的符宙阿叔,吃惊地发现他变得越来越“怪”——“吃着饭都还要打电脑,我都要抽二十几块的烟,他却只抽几块钱的——他不是没钱啊!”

翁宝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他的放松方式只是“到楼下去拍拍篮球”。在北京停留时,他有时会独自开车来到北大,慢慢地在校园里划过,没有目标。或者停下来,看那些经过身边的身影,年轻一如当年的自己。他说:“我还是那种有价值感的人。”

在翁宝惦念这句话的时候,符史杨行驶在椰林间的公路上,他说:“如果现在这样的租售行情能持续15年,40多岁就可以退休了。”他明白:“我想要的自由自在,只有在市场里把自己做强大,才有可能。”

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因为这一点而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但符史杨只能叹服:“翁宝在外面的人脉,我怎么比得了啊!”

经不住翁宝一次次的邀请,他终于决定到广州去看看老朋友的项目情况,考虑加盟。他的行李中,装着专门为翁宝打包带来的牛肉粉。

当然,那来自望河粉店。

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

基础教育几乎成了高考的附庸,或者叫预科。但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除了为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之外,还有没有独立价值?

“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

《30年,被改变的命运》内文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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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不能成高考附庸赵蕾

◆访谈对象

◇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 朱清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 康 健:北大附中校长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

南方周末:恢复高考三十年来,高考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如何看待这些改革?

杨东平:已经做的改革集中在考试制度上。最核心的,一是由一份考卷变成多份考卷,由原来的全国统一命题改为各省分别命题;二是基本模式没变,就是3+X。

地方化的趋势是需要坚持的。全国那么多省份那么多考生,从长远来讲,地方化肯定更利于考试技术的提高。在科目改革上,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科目比较简单,只有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后来越改越多。考试科目的改革是当前讨论比较多的。它应该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减轻学生负担,二是有效甄别人才。

朱清时:这么多年来的高考改革,大多停留在考试科目改革上,比如3+X这些改变。但最致命的问题是一考定终身,这些没有改。原来考四门,现在三门,造成同学们只专心学这三门,会更偏科,而压力也没有减轻。

康健:只要你以分数作为标准,即使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现在的高考有文综、理综,但我们没有综合教育作基础,想在考试时实现综合是本末倒置。目前高中的文理分科早就过时了。现在的文理分科实际上是以理科作基础的,当你理科没希望的时候,你才去学文科。所以文科班里很多人都不适合学文科,真正适合的倒不去学文科了。现在哪门科目最重要?毫无疑问是中文,它传承民族精神,但我们的语文教育却变成了很狭隘的学科。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教育的发展去考虑考试,而是以考试来要求教育。

南方周末:那怎么改才能除去“一考定终身”的弊病?

朱清时:高考的问题跟整个社会有关系。临时的解决办法是在高考独木桥还存在的情况下,把学生的平时成绩和高考成绩并重。但平时成绩一定要有可比性,需要公正,所以就需要统考,国家统考。如果哪个地区把高中的成绩变成统一出题,有可比性、程序公正的话,那我们学校去录取就很乐意一半按平时成绩一半按高考成绩。

全世界考大学大都是平时成绩和一次考试并重的。只不过他们的入学考试可以考几次,然后取一次最好的,我们平时成绩以前没有被重视,不走全世界通行的道路,这是高考制度上的弊病。

如何避免招生黑幕

南方周末:除了考试制度的改革,录取环节对考试公平的影响是否更重要?

杨东平:对,这方面变革比较少。我个人认为,国立大学的本地学生超过30%就很不合适,因为它是国家资源办的大学。如果学校80%的投入来自中央政府,那就应该80%的招生面向全国,如果50%来自地方,也不能叫国立大学了,改名吧。这对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也是个很大的讽刺,不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而只在一个省的范围内选拔。优质教育资源应该均衡化。

另外,学生在理论上可以填几个志愿,但事实上,第一个(志愿)是北大,如果没考上,第二个(志愿)是清华,也不会录取。填志愿成为一门学问,这完全是人为的。在西方国家,考生可以平行报很多学校,哈佛不要你,耶鲁可以录你,你自己根据奖学金和其他原因选择。

只有学生有选择权,才能造成高校有真正的竞争。一个优秀的高校,没有道理通过不让你报其他学校来保证自己的生源。平行填报志愿当然会增加成本,但这是一种必要的成本,它能真正促使学校改变对学生的态度。

朱清时:从目前看,平行填报志愿不具可操作性。每个学校的招生计划都定了,我们不能等到最后再来录,也许到最后学生都跑完了。要完全像国外那样,必须有国外的那套体系才行。我们没有条件让学生选来选去,高校毕竟是稀缺资源。如果报我们学校的学生同时报了其他学校,那我们就没法招了,我们不知道最后到底能招多少学生。

南方周末: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在部分高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但很多学校却不愿行使这个自主权,为什么?

朱清时:自主招生是好事,但为什么有高校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利?那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学生优劣,就是凭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清楚,这些介绍好多是不公正的。我们情愿不行使自主权,因为最后都变成走后门,还不如大家都考试来得公平。

我们学校有5%的配额。我们对重点中学质量比较相信,在全国若干所重点中学选择。中学推荐的学生,我们只好相信,设计一次笔试摸摸底,如果觉得学生不错,承诺他报考中科大,过了重点线我们就录取。如果把握不大,我们就承诺高考给他加20分。但操作不很顺利,我们想招的,到时分数高就不来了。分不高的,我们也不太有把握,组织考试也不像高考那么严密。

南方周末:作为大学校长,你怎样看待“招生黑幕”?

朱清时:我知道有些家长为了孩子会不择手段。为了杜绝这种情况,我们学校派去面试的老师是随机抽取的,第一天抽到,第二天给他买上车票就去了,但也不能保证不出现非正常情况。

“君子爱分,取之有道”

南方周末:现在高中教育成了高考补习班,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也围着高考转,高考和基础教育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康健:基础教育几乎成了高考的附庸,或者叫预科。但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除了为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之外,还有没有独立价值?很少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基础教育的独立价值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发展、社会化,必须让他做一个健康的人,社会的人,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合格公民。这方面的教育应该是学校里非常基础的教育内容。

除此之外,基础教育也会给人生分流:一部分人升学,一部分人就业,一部分人继续接受职业教育。而现在的分流带有等级,最好的学生一定升学了,差一点的去职业学校了,再差的就去工作了。所以,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学校就成为主流学校,而职高就成二流。

南方周末:作为中学校长,你是不是也很看重北大附中每年的升学率?

康健:看重啊,但“君子爱分,取之有道”,我们绝不采取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方法来追求高分。

很多学校认为,增加课时,增加工作量,就能提高学习成绩。这个规律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认为:什么叫好老师?一堂课15分钟能讲完就是好老师。简单地增加课时不但不会提高成绩,还会增加孩子的厌学程度。

另外,我们不会强迫,甚至不会动员学生一定要报最高的志愿。相反,很多学校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将风险加在学生头上,牺牲学生自己的选择。

还有一点,我们尊重高分生选择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个人爱好。过去我们一个学生喜欢袁隆平,特别想搞农业。他的分很高,但如果他选择了中国农业大学,而没有选择北大、清华,我们不会认为这不对。我们告诉孩子们:人生的理想、职业的追求重于高考的理想。

自由才能产生人才

南方周末:公众应以何种心态来对待高考?高考改革和我们的教育理念、人才观有什么样的关系?

康健: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我们的教育应该让所有人都健康发展,而不只是少数人。这不但不会阻碍天才的产生,反而还会给天才提供更好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天才一定更多,学生一定更优秀。我们在所有学生都享有充分学习空间的基础上,随便组织一个合唱团都能非常优秀,不应该把少数学生教成会唱歌而不会干别的。现在被动的学习压抑了很多人的创造性。

杨东平:我们提出的所有的改革,都不激进,公众可能会对高校增加自主权感到担忧,很多改革需要配套改革来完成,关键要有个目标,今天三加一,明天三加二,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只在技术上做改革,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改革理想。

南方周末:让学生负担这么重,是不是正常?

杨东平:西方教育发展经过三个阶段,最初以神权为中心;工业革命后,知识教育为中心,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大规模、集体化地灌输知识;20世纪以后,杜威奠定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这是非常彻底的转变。

我们老是看到西方的很多学校都很宽松,觉得不可理解。这种教育模式,围绕着儿童的需要来完成,儿童的需要有很多,比方健康的需要,合作能力的需要等等,都是青少年成长需要的知识,智育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转换在中国还没完成,1950年代批判杜威以后,我们移植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又是以知识为中心,跟杜威是对立的,在传统的模式下,说要减轻负担,实际上是很难的,知识为中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教育现代化这一课我们没补上。

朱清时:一考定终身选拔出来的学生有碰运气成分,又这么致命,所以学生心理压力很大。像我们中科大招来的人应该是高考最好的人,全国前几千名。但这些招来的学生不一定都行,有百分之十几的孩子,心理素质都有问题,因为中学阶段有巨大压力,需要很长时间心理恢复。我们希望招到心理素质、综合素质、领导才能都比较全面的学生。

杨东平

朱清时

康 健

vingie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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