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大亨郁知非:陈良宇马仔的马仔?(全文)

2007-06-13 12:56:51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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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知非语录>>>

·谁叫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呢?

·我就是一个国家干部!

·我和良宇怎样怎样……

·球队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

郁知非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领导将他推上申花足球的前台,又让他接过F1推广、挣钱的重任。“谁叫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呢?”郁知非说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的推广人,以前是足球运动推广人,而现在是F1赛车的推广人。我从来不是一个商人,我就是一个国家干部。”郁知非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常说“我和良宇怎样……”,到了后来,尤其是从申花队黯然退出后,他已经开始避免对外界谈起自己和上海市领导的关系

“其实,他和陈良宇的关系并不是很到位,从现在披露的罪名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一位老朋友说,“只不过是马仔的马仔罢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陈磊,河南人,南京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有作品《张海调查》,《安徽五河,给县领导发短信受拘的老师们》,《三次死刑,三次枪口余生》、《贫困县官员豪宅曝光》等作品。点击记者博客交流。

被誉为“足坛大亨”、“F1教父”的郁知非在“上海社保案”的涡流中轰然倒下。检视他的足迹,人们发现,这位出没于上海滩灯红酒绿名利场中的风云人物,去掉其背后的权力之手,竟是如此弱不禁风。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游戏中,一切其实只是个幻影。平心而论,在体育产业的发展上,郁知非在许多方面确有开创之功,商业眼光和运作能力也堪称一流,所以,中国足协在他离去时对其麾下的申花俱乐部评价,“是中国足球职业化8年中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然而,进军足球不是他有心栽花,而是特定时期的特定需要,所以,在上海滩这个混杂了权力、商业、名利等多重因素的足球舞台上,一旦他表演稍有懈怠,被迫离去的下场就不可避免。更可悲的是,离开申花的郁知非依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闲置半年后,在一次更大规模的烧钱运动中,他再一次地被推上了前台,尽管“花钱没他的份,挣钱才是他的工作”。权力,让郁知非名动江湖,在最后,也将他掀翻在地。郁知非多次自比许文强,或有转千湾转千滩之意,如今一语成谶。借用张爱玲的一句话,生命对郁知非而言是一袭华美的袍,看似光鲜,实际上爬满了蚤子。 ——本刊编辑部

经过半年的沉默,体坛大亨郁知非的问题得以浮出水面——5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在担任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兼总经理和上海申花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俱乐部、公司资金,用于支付个人购房款等”。

结果多少让人有些惊讶,作为被“上海社保案”牵涉进去的官员,查出的问题竟然和社保案无关,很多人感到不解。

当然,这个消息也让申花队的老球迷们感到愤怒,一手将申花打造成国内强队的足坛大哥郁知非,怎么能侵吞球队的公款?而媒体则由此生发开去,探讨起国企搞足球的原罪与宿命。

与坊间传言不同的是,一些与郁知非相熟的朋友认为郁知非在上海的人脉连累了他,不然不致锒铛入狱;另有朋友则反驳,没有这股人脉,郁知非也就无法成为上海滩的足球大亨和F1的教父,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可是,这一切都和郁知非无关了。知情人说,他目前正被关押在安徽的某个地方,静静等待着司法机关对他的处理,位于上海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房子早已出手,卖了一百七十万左右。

当兵和创业

早年的郁知非十分普通,生于1952年的他,是上海市卢湾区人,“文革”爆发时,刚刚初中一年级。和当时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加入了红卫兵的行列,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包括去北京瞻仰毛主席。

“那时候挺有意思,坐火车、吃饭都不要钱,免费旅游,到北京还请吃粉丝肉丸汤呢!”郁知非回忆说。

1969年,年仅17岁的他从大上海千里迢迢来到黑龙江虎林县迎春镇,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八五四农场插队当兵。

那时,郁知非给人的印象是“聪明、头脑灵活”,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但是,干活方面不够踏实。和他一起插队的知青回忆,在当时政治氛围极浓的环境中,郁知非曾被上面调查过是否加入过“牛、马、羊”小集团——“具体说呢,牛、马、羊就是对领导拍马、对下面吹牛、上面追查下来要像一只绵羊。”

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但农场就此就给郁知非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多年后,一同插队知青聚会,邀请郁知非,他从来不去,也不再和这些当年的知青战友来往。

多年的黑龙江插队生活给郁知非带来了什么心理的影响不得而知,但他自称“这10年(指下乡插队)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感谢这段日子,我对东北怀有很深的感情!”

此外,插队给郁知非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农场的马受惊,压伤了他的腿,他得以回到上海休养,脱离了农场生活。到上海后,郁知非一边收废品,每天拿几毛钱的补助,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大专的课程。

后来,街道成立安置剩余劳动力和回沪知青的街道工厂,郁知非得以进入黄浦区集体事业局下属的三灵电机厂工作,开始了他的事业之旅。

从工人干起,郁知非先后做过仓库保管员、销售科长等,一步步升任厂长。那时,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脑子活络主意蛮多”,“在市场营销上很有一套”。

资料显示,分出来的三灵电机厂,最初生产电子琴、空调用的风扇等电子产品,工人只有108个,固定资产“三万元”,生产流动资金几乎为零,生产方向不明晰。

1984年,在郁知非等人的主导下,三灵厂成功跻身国家轻工业部确定的74家“国家洗衣机生产专业厂”之一,获得洗衣机“生产许可证”,开始转型生产“申花”牌洗衣机。

《南方周末》报道,一位郁知非的好友说,“当时是计划经济,产品奇缺,能生产出来,就有市场。”

三灵厂由此腾飞:1986年,与上海家电批发公司联合建立申花洗衣机全国总经销处;1988年9月,与上海久事公司、上海交电家电商业(集团)公司成立上海申花电器联合公司;1988年企业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当年产值达到13000万元,创利1133万元,向市场提供双、套桶洗衣机30万台,成为上海黄浦区集体企业中的第一大厂。

由此,郁知非也囊获了一个企业家所能拥有的所有名誉,上海市劳模、十佳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等。

一个能说明郁知非当时开拓市场行为的细节是,他利用第11 届亚运会的机会,把电报与广告巧妙地融为一体,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产生了特有的效果。

1990 年10 月8 日《文汇报》全文刊登了这份电报稿:“北京亚运村第11 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值此第11 届亚运会闭幕之际,谨祝贺你们领先一步,勇夺金牌第一!十数天来,你们顽强拼搏,气势如虹,战绩辉煌,捷报频传,全国人自豪和振奋。“领先一步”是中国体育昨日艰辛创业的记录;“领先一步”也是申花电器一如既往孜孜以求的目标。向你们致敬!向你们学习!

顺致:崇高的敬礼!

上海三灵电器总厂、上海申花电器联合公司全体员工

1990 年10 月7 日

一位和郁知非有着二十年交情的朋友评价,那时的郁知非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尽管有些不太重视技术研发,但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却是一个天才,而且为了工厂的发展殚精竭虑——“1987年11月到1988年11月的一年中,他五次胃出血,工作时间是在早上七点半至晚上十二点,春节几乎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明明知道喝酒等对身体不利,却不得不应酬于官场、商场之间。”提起当年的一段往事,许多三灵厂的老员工都这样感叹。

结缘足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郁知非,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将三灵厂搞得风生水起,自己也荣誉加身,除此外,那个时期,他得到的另一个副产品是:结识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脉关系。公开报道显示,1987年起任黄浦区区长的陈良宇多次带领国外嘉宾去三灵电机厂参观、考察。

也是这层关系,让搞电器、热水器出身的企业家郁知非开始结缘足球。

上海的市足球代表队最初叫上海足球队,赞助商一直不太稳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赞助商为上海金星,因此冠名“上海金星”,后来生产凤凰自行车的上海自行车三厂赞助,因此冠名“上海凤凰”。

1991年,广东顺德的神州热水器厂以20万人民币将球队的冠名权买走,刺激了上海市的有关领导。他们找到当时任三灵厂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的郁知非:“你看看,同样是做热水器的,人家有这种意识,你就没有?”

于是,1992年,郁知非同样以20万元的价格将球队冠名权购回,但作为一家和足球并无关联的电器生产厂家,郁知非起初对足球并不热心。1993年,冠名权又被另外一家叫“爱可发”的胶卷厂买走。

该年底,正在美国开会的郁知非被急召回国。其时全国正在搞足球改革,已经升任上海市领导的陈良宇希望上海能够先行一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有点经验的郁知非。

上海申花队的前领队、和郁知非有些亲戚关系的张德发回忆,“事实上,当时上海知名度大、规模大、实力强、效益好的企业有的是,为什么单单选中申花作试点呢?这确实反映出郁知非的活力、魄力和眼力。”

“他(郁知非)知道,区领导让他做得事,对企业、对个人可能都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尽管有些事的前景充满了未知数,甚至风险很大,但只要有勇气、有眼光,努力去做,成功后的回报是难以估算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接手足球后的郁知非不负领导重托,对上海足球队进行了彻底改革:上海足球队重新被冠名为“上海申花”(1993年,三灵电机已经改名为申花集团公司),同时球队与申花独立开来,实行自负盈亏的俱乐部制度。他个人也辞去申花董事长职务,改任俱乐部董事长,专注于上海足球的发展。

“我带着企业背景进入中国足坛。1999年,俱乐部改组为中性的股份制公司,我也成为纯粹的足球人。我把自己的‘四十年代’——从41岁到49岁——都献给了足球。”

“中国足球总有人要去探索、铺路。只要我认定做一件事情,就不会在乎任何方面的压力,足球的8年,有憾无悔。”在2001年从上海申花队退出时,郁知非如是说。

权力阴影

或许,申花足球队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行政撮合色彩,郁知非麾下的申花俱乐部成为上海政治格局的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4年11月24日,申花俱乐部邀请各界总结第一年职业联赛的得失。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引用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上说的“党支部要建立在连队上”的话:“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字,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但荣誉是钱买不来的。球队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

于是在第二年年初,申花俱乐部向全国公开招聘了领队之后,立即成立了党支部。此后,球队党支部的作用被反复宣扬。

不仅如此,陈良宇还将自己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陈维力托付给郁知非,出任申花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南方周末》报道说,“陈维力在队里的时候,是郁知非与其父亲联系的桥梁,其父亲很多对球队的指示,都是通过陈维力传达。”

由此,郁知非进入上海滩的核心权力圈。

1995年,在徐根宝教练的带领下,申花队以“抢、逼、围”的战法,走上自己的发展巅峰:积46分的成绩夺得甲A联赛的冠军,其核心球员范志毅还以进15球的成绩夺得了联赛“射手王”的宝座。

这是上海足球在阔别34年以后,第一次在全国联赛中夺得冠军。对此,上海市一些领导很开心,提出申花队“要在世界一流足球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口号与目标。

陈良宇说:“申花队夺冠使上海人民非常满意。足球改革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也是龙头。申花队的成功反映了机制和体制改革上的成功。体委与俱乐部,体委与球队,俱乐部与球队之间关系协调,是俱乐部走向成功的关键。”

“同时,足球队建立了党支部,使球队充满正气。打硬仗需要压倒邪气的正气,光有金钱是得不到冠军的。两年来我一直重申,不管输赢,足球场上都应该有压倒对方的气势。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要有优秀球员,不能有特殊球员。比赛要夺冠,首先是训练要夺冠。”

并非巧合的是,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市给予申花集团的支持也达到了顶峰:在上海市黄金地段批给他们一块地皮,申花房地产公司将其建成为闻名上海的高尚住宅区——巴洛克宫廷(又名“申花苑”),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万多元人民币,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天价。相应的是,在之后几年的职业联赛中,由于申花战绩不佳,就没有再得到领队这般热切的关怀。

此外,一个能说明当时上海市一些领导对郁知非麾下的申花足球队关心的细节是:1995年甲A赛季开始前,范志毅情绪相当不稳定,究其原因,就是他为未婚妻李倩的户口问题烦恼,当时身为空姐的李倩的户口在广州,但因为某些原因,迟迟不能迁往上海。陈良宇得知此事后,当面向范志毅保证,他的问题很快能解决。

果然,不久李倩成功来到上海,范志毅得以“一家团聚”。

申花队前主教练徐根宝把这总结为“士为知己者死”:范志毅在那年独进15球,为申花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说起来,与陈良宇的“励将法”不无关系。

徐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号称“足球书记”的陈良宇,不仅每场申花队的主场比赛都到现场观看(当年申花在11个主场比赛赢了8场),甚至在比赛前的训练也会观看。每次申花比赛前,陈良宇都打电话给俱乐部,说明自己的建议与要求。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陈良宇是‘参与了球队工作’了。”徐根宝在回忆录中写道。

但是,领导毕竟是领导,赢球了皆大欢喜,输球了,上海颜面无光,他们自然不开心。1999年拉扎罗尼任申花队教练时,与青岛海牛队一场比赛输了球,这时球队的状态正处于低潮,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接着要去贵阳与广州松日队比赛。郁知非找来领队,告诉他:“现在市里的态度对我有压力,这场球再也输不得了。”

申花功过

如今来看,郁知非的足坛大哥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当年运作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许多开拓之举。

1993年,中国足球刚刚实行职业化联赛制,同年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作为第一个以俱乐部形式独立运行的球队,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迈出了上海足球事业走向市场化、社会化的第一步。

现在看来,郁知非当时的思路颇具深意。因为,许多足球俱乐部那时海均停留在“联办”的基础上——企业出钱、体委出队、球队冠名,诸如广州万宝、北京神州、辽宁东药等,这在改革初期起过重要作用,毕竟把企业拉进了运动场,但问题随之而来,很容易产生短期行为:谁出钱,球队就跟谁走,双方一闹矛盾,一个抓钱,另一个抓队。

郁知非的举措是,一步到位,把足球队运动员的关系统统转到俱乐部里,把“联办”改为自办,体委只是协助。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企业搞足球的积极性。

但在当时并不明显的结果是,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初期,一支球队每年的运营费用仅需几百万元,最初范志毅是工资最高的球员,月工资也仅为2500元,这一面暂时被掩盖起来。

而且,郁知非主政申花俱乐部伊始,便以一个企业家的眼光,将球队成绩与金钱挂起钩来:董事会更具每个队员的特长和表现,决定队员的薪水和奖金,比赛好再另行奖励,奖金也拉开档次,这大大刺激了球员的积极性。

申花足球队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沈阳海狮,俱乐部发誓“第一炮一定要打响”。订下的奖金标准是:主场取胜奖3万元人民币,打平一场1万元,客场取胜则奖5万元。后根据主教练徐根宝的建议,主客场胜球的奖金应该一样多,都是3万元人民币。

在奖金的刺激下,球队不负众望,首战告捷。赛后,按照赢球场次奖金分配的规定,俱乐部立即将3万元奖金按照各人的比赛情况进行了分发,主力队员每人拿到了280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1999年7月,郁知非成功运作了曼联与申花的比赛。携“三冠王”之荣耀前来上海的曼联,尽管贝克汉姆、队长基恩、主教练弗格森都没有随队前来,但由于运作成功,比赛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在敲定曼联队35万美金的出场费后,郁知非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夏普负担这笔费用,后来百威又赞助了20万美金,比赛场内的广告牌,则以40万人民币一块出售,最后售出24块,门票销售1000万。

一场赛事下来,申花净赚1600万。据说,这是中国足球俱乐部单次比赛净赚最多的一次。

也是在这个时期,郁知非投入100万美金与世界足球的王国巴西签订了少年足球队的培训协议;他还以股份制形式建设了中国足球界第一个虹口专业足球场,俱乐部占25%的股份;2001年前后,他第一个在国内导入对俱乐部的整体形象设计和文化理念。

在郁知非产业化思路的指导下,最初的上海申花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从1994年至1998年,五个赛季中,三夺联赛冠军,一夺足协杯冠军,被誉为蓝衣军团的申花足球俱乐部成为中国足球的霸主。

2001年郁知非离开申花之后,中国足协曾发表官方评价说:“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球职业化8年中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许多上海申花队的球迷则认为:“是郁知非创造了申花的一切。他是中国最早把足球当成一个产业来理解的人之一。”

黯然退出

然而,申花自1995年夺得甲A联赛冠军之后,开始陷入了一个怪圈——连续6年,虽经多位外籍教练调教,但始终与甲A冠军无缘。对郁知非而言,这意味着在领导那里,他将不再受宠。

自认为俱乐部经营没问题的郁知非认为,只要给时间,他一定能卷土重来:外籍教练虽然暂时表现不力,但是长远来看,对球队技能的提高有利无害;球技上去了,后备人才接上了,球队的发展不成问题;同时,再将文化的氛围导入进来,这样,不仅能够凝聚球队内部的人气,也能凝聚球迷的心。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领队只看成绩说话。

申花队前领队张德发回忆,尽管申花俱乐部不同于原来体工队的体制,但它又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种过渡性的半官方半企业的足球管理体制”,市委、市府有关领导亲自出任俱乐部顾问。

郁知非自己也坦言,和当年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相比,二人都是军人出身,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在上海“就不能像王健林那样屡出豪言壮语”。“为什么?足球是大连的名片,政府非常支持,但上海这个地方藏龙卧虎,我哪敢随便说话?”

2001年12月16日,上海虹口足球场,申花以2:0战胜辽宁抚顺,获得联赛亚军。在寒风和细雨中,蓝魔在看台上点亮赤红的焰火,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在空中飘荡,郁知非泪流满面:“八年了,这是我为足球掉下的第一滴泪。”

在休息室里,郁知非对他的将士们发表告别演说:“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生活在一起。你们给了我很多的信心,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你们是职业运动员,你们也都要养家糊口,不要为已经过去的申花而冲动,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为了中国足球,一定要理智,要更多的理智……

三天后,申花易帜,在新的文广足球俱乐部中,郁知非虽然还是副董事长,但他并不占有任何股份,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决策和管理的权力,郁知非黯然告别足坛。

“申花如果急着想夺冠,恐怕也能如愿,但我不主张急功近利,而是按照足球规律办事,先把我们的战术风格巩固,坚定不移走技术足球道路。与此同时,在二三线队伍中引进技术培训体系,为俱乐部的长远发展囤积丰厚的人才。”

“申花坚持请外教这么多年,成绩不好时我坚持不换教练,当时承受了巨大压力。但现在很多人都看到请外教已经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球员的战术理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上海足球以后走什么发展道路,我真的不知道……”

“我始终认为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申花的发展模式也没有错,在中国足球现有的环境和体制下,申花完全做到了以球养球,而且在资本运作上也非常成功。我从来没想过要退出,但现在就这么走了,我真是太不甘心!”

“但我是国家干部,如果领导让我干,就是10年也要再干下去,如果领导不让我干,我自己想干又有什么用?”郁知非说。

在离开申花后,郁知非基本已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原来,随着申花足球俱乐部发展迅速,郁知非主动辞去在申花电器公司的领导职务,转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俱乐部的经营上。

“我当时辞去原来的职务,就是对足球产业充满信心,现在俱乐部没有了,我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

同时,在申花足球队盛名之下的申花电器,其发展并不顺利。一些老申花集团的员工告诉本刊,这里面原因很多,有经营不善、继任者无能,也有申花足球耗资太大等因素。因为,随着足球职业联赛的发展,申花运营成本直线上升,到后来俱乐部成本每年成本都接近亿元。

2000年左右,申花集团被分为电器和足球两块,也就是那次改制,很多申花的老员工被买断工龄退休,其中包括郁知非的太太,她也是当年三灵厂108位创业者之一。

再战F1

从申花出来后,郁知非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英国利物浦大学体育MBA邀请他去讲座,身份是“中国职业足球在位时间最长的经理人”,而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也曾邀请他协助筹备中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2年2月,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成立,5月,在离开申花半年后,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赛场”董事长张桂娟邀请下,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当时,一位记者问他:促使你从足球到F1的转变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还是长时间的积累?

郁知非说:“我们都是听领导安排的,我到申花也是听领导安排的,搞F1也是领导安排(组织安排),组织安排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事实是,在郁知非离开申花俱乐部时,F1中国站落户上海的事情,已经大局初定。“当时F1的运作,已经有人在做。若非后来内部发生矛盾,可能就没有郁知非的事情了。”一位知情人士说。

如今看来,领导交给郁知非的确并非美差,尽管这个任务让他多了顶中国F1“教父”的帽子。因为,“上赛场”的大手笔投入,从一开始就引来争议——上海国际赛车场方圆2.5平方公里,仅土建费用就逾3亿美元,比世界上最昂贵的巴林赛道至少高出7000万美元,这还不算以后建设的配套设施的投入,以及每年数千万美元的举办费。

但郁知非似乎乐意于领队给他的新工作,充分利用了自己以前在媒体圈的资源,频频出现在各种新闻发布场合,让国人逐渐知道了F1与F4之间的区别。

“F1给了我更大的天地让我去做,以前我做厂长的时候为了几百万的利润从早忙到晚,现在一切都是资本运营,一个理念就能挣到过去的几倍、几十倍。”郁知非兴奋地说。

然而,郁知非还是感觉到了压力。对于F1来讲,中国上海站的赛事只有三天,其中的大部分收入都被伯尼给拿走了。单凭这三天,上海赛场的投资是永远也收不回来的。

于是,郁知非再次施展他商业运作的才能:先是斥巨资买下F1赛事2003年的电视转播权,再免费赠予中央电视台,以培育尚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F1市场;在看到威廉姆斯和乔丹两支F1车队的车身广告有空缺时,他便以“资源置换”方式将上海赛车场的LOGO打上去,没有花一分钱。

而且,郁知非有打造自己F1车队的想法,他将这个时间设定为5年,因为自己“10年后就退休了,如果5年后还没有实现的话,那之后实现的机会就太少了”。

“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岗位上干多长时间。如果明天领导让我去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实现不了了。”作为F1的“教父”,郁知非依然无法摆脱领队的阴影。

可惜的是,郁知非的梦想还没有实现,2006年“上海社保案”发,9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免职、立案检查,10月,郁知非被“协助调查”。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原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的《风雨六载》和原领队张德发的回忆录,致谢。)

郁知非其人

本刊记者 陈磊

在许多熟悉郁知非的记者眼中,郁知非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就算身体情况再差,面对来宾他总是会打起精神,滔滔不绝地与你神侃。

“只要你认真听过他一次演讲,肯定会记住他的。”一位体育记者这样告诉本刊,“有一次邀请郁知非演讲,本来说好讲十五分钟,没想到郁知非一下讲了四十分钟,还意犹未尽。

郁知非自己也曾说,“激情是我的本性,专业化是行业的基本素质……我希望最后,F1期间能成为一个节日,燃烧所有人的热情。”

可是,在激情燃烧的背后,整日周旋于上海滩官商之间的郁知非身体并不好,很多时候,他总是眼睛红红地面对来宾,“没睡好,没睡好。”

尽管看起来身体壮硕,但很多记者看到,他经常在办公室里抓一把药丸往嘴里一塞,喝点水,再抚摸几下将军肚。“他身上有很多病。”一位记者说。

除了工作和应酬,整日奔忙的郁知非没有太多的爱好,稍微能称的上爱好的就是喜欢收集名表,手腕上常戴着块伯爵。

“在吃饭上,郁知非也非常随意,你可以经常看到他在久事大厦的楼下吃面,一来二去,老板都混熟了。”

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运动,人到中年的郁知非发福不少。家里人不让他吃高胆固醇、高脂肪的牛羊肉,但郁知非却偏好这口。去珠海赛车场,吃饭时他总是说:“来个东山羊,我吃这个就够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时起,郁知非一家就住在上海市的黄金地段——靠近人民广场的瑞福大楼,等到记者循声找去的时候,已经是人去楼空。

邻居说,他的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卖了大概一百七十万,“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破,但在10多年前当时绝对是一流的豪华公寓。”

这位体坛的风云人物,在邻居们看来,是再和善不过的一个普通人,“见面都要打招呼”,而且和岳父母住在一起,很有孝心。

而且,邻居们认为,郁知非的发达并没有给亲戚们带来什么利益:九十年代中叶,郁知非最风光的时候,而他的外甥,一个腼腆的邮电中专男生却被分配进一个公司当机房维护员,公司的人知道他是郁知非的外甥后,都感觉吃惊,因为男孩身上衣服极其简单,衬衣领子上有补丁,与那个显赫的舅舅完全不搭边。

熟悉郁知非的记者还为本刊讲了一个故事。一次,A1世界杯汽车大奖赛主办方要利用上海F1的赛道,便请郁知非以及他的手下人到南非游玩了一趟,并且出钱让他们随意衣服,郁知非只挑了件很普通的衣服,而他有一个手下则挑了件价值八万元的西装,这招来郁知非一顿臭骂!

“从这件小事看得出,郁知非很会做人,而且对钱应该不是很重视。”这位记者说,在申花足球俱乐部时,郁知非对手下员工就很大方。

转到上海赛车场工作时,郁知非从老申花俱乐部带过来一批老同事,这些劳同事都以“老板”称呼郁知非。对这群跟随他打拼的年轻人,郁知非总是说:“赛车场这里的工资很低,怕留不住……从申花退出来时,很多人说我给下面的人发钱发得太多了,搞得我很尴尬。”

入选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时,郁知非反应平淡。“名誉、金钱,其实都不重要,支持我一生的,是强大的意志、健康的心态、长久的梦想。”他告诉熟悉的记者,在上海赛车场的薪水,是当年在申花时候的一半。

到外地组织赛事,郁知非也喜欢摆上几桌,请当地五星级酒店的大厨过来做外卖,他总是腆着将军肚说:“我就喜欢热闹,大家开心。”这也是很多原申花、甚至原来申花电器厂的老部下愿意一直跟着郁知非的原因,有钱没钱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图个高兴。

“郁知非就是喜欢很多人簇拥着他,喊着郁总,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很开心,这就行了,他并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那位熟悉郁知非的记者说。

事实上,如果把郁知非的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16岁开始在黑龙江省虎林当拓荒军团兵为第一阶段,他告诉身边人,自己时常会梦回那个夏天野草飞长、冬天白雪茫茫的平原;第二阶段是将从一个街道小厂发展成集团公司,10年间,他获得过几乎中国所有的荣誉。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郁知非是一个普通人奋斗的楷模。

然而之后,郁知非开始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领导将他推上申花足球的前台,又让他接过F1推广、挣钱的重任。

“谁叫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呢?”郁知非说。然而,甘苦自知。

没有倒台前,郁知非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尽管人们称赞他体育产业运作得很好,他听得也很受用。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的推广人,以前是足球运动推广人,而现在是F1赛车的推广人。我从来不是一个商人,我就是一个国家干部。”郁知非说。

现在,人们才恍然明白,郁知非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成为体坛大亨的原因。他的一些朋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常说“我和良宇怎样……”,到了后来,尤其是从申花队黯然退出后,他已经开始避免对外界谈起自己和上海市领导的关系。

“其实,他和陈良宇的关系并不是很到位,从现在披露的罪名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一位老朋友说,“只不过是马仔的马仔罢了。”

vingie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陈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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