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晖: 南都深度的竞争力(三)

2007-11-02 17:16:11 来源: 南都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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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Sparks教授,4月23日,他在南都作了题为“从大报时代到小报时代——英国报业百年长征”的演讲,主要谈到英国报业的衰落趋势,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严肃新闻逐渐被猎奇新闻和娱乐新闻所取代。

对此教授归纳了若干原因,而我理解根本在于社会的过度成熟,制度完善和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政治等重大公共话题的兴趣,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这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包括美国,据前年来集团培训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称,目前调查性报道也在萎缩。

然而在中国,别人的问题恰恰正是我们的优势。我时常在想,在当代中国,生而为一个新闻人,到底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我们是常常带着沉重的镣铐跳舞,然而这个舞台却是如此广阔和精彩。在美国,一个两岁女孩掉在井里,可以成为全国所有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并且持续热炒。而在我们这里,死亡100人的矿难大家也习以为常,觉得不值得派一个记者前往采访。前不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发生后,全国降半旗向死难者致哀,国内也有网友呼吁,我们也应该为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辽宁一钢铁厂事故中死亡的33名工人下半旗,对此一个辛辣的评论说:如果真这样干,那么国旗就没有机会升到顶了。

相比后现代的西方而言,中国当下还处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化艰难转型的过程中。这个时期,旧有的秩序和价值观均已被颠覆,但新的秩序和主流价值观还未确立,在这样的断裂与碰撞中,整个社会心理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彻底多元化的状态。这样的多元化与西方社会的多元化完全不同,在人家那里,虽然观念与想法千变万化,但那些最根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都已经达成共识,多元化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

这样一个时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甚至远超过最大胆最荒诞的文学艺术想象:处女卖淫、城管扒裤、夫妻在家看黄碟、千里背尸还乡、“跳楼秀”、最牛钉子户、“中央一套”、“双规”牌杀虫剂、“问题官员猎捕大队长”、硫酸泼熊、卖身救母……

这也正是新闻报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在西方可能只能空叹屠龙之术,在我们这里却正是如鱼得水。他不用担心找不到合适的调查题材,也不用担心报道发出来没有反响,他有高于一般公司白领的经济收入(在发达国家,新闻从业人员的收入是中等偏低的),更有着锄强扶弱的道义自豪乃至于启蒙大众的优越。媒体的力量大到这个地步,成千上万的蒙冤者写来求助信,将其视为最后的救星。一些记者贵为地方官员、大公司老板的座上宾,甚至于只要下到小煤矿晃一晃证,就有几千几万的红包可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方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上去,给出稍具逻辑性的解释。为什么一个广州的、深圳的、珠三角的读者,会有兴趣每天化上一两个钟头,来阅读我们的深度报道?

南方都市报之所以以一张区域发行的都市报纸,成就目前巨大的全国影响力,原因无疑十分复杂。而其中我所理解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广东读者有更为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全国意识,而相对殊少囿于地域色彩。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大批人员从中西部内地向沿海发达地区的流动,首当其冲就是珠三角。这其中有相对层次较低的农民工,也有层次较高的下海者、大学毕业生。经过近30年的奋斗荡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后一部分人的绝大部分,都已扎根广东,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新广东人”。

这样一群人,他们去乡已久,也不可能返回,家乡渐渐变得只有情感的象征意义而无实际关联。虽然事业与生活均已落在广东,但十几二十年时间,还难以让他们从文化、习俗和心理上,真正融入其间。他们时常会产生身份认同上的困惑:我到底是哪里人?广州/深圳/东莞?还是四川/湖南/江西?为了摆脱这种困惑,许多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广义上的“中国人”,他们说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看中央电视台和有字幕的美国大片,关心国家的宏观政策和诸如“宝马撞人”这样的事件,超过关心自己小区里的业委会选举和宠物随地大小便。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孓然一身来到广东,无亲无故、无凭无恃,靠白手打拼混饭吃。一方面,他们彻底摆脱了传统中国亲朋邻里的人情社会;另一方面,白手起家的生涯使他们对现有的权益极其珍惜甚至敏感,权利意识大大增强。

而珠三角的本地市民,也是我所知全中国最开放、最有现代意识的市民。他们最不排外,或者说“外”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是中国最早富裕的居民,也最有条件和兴趣走出乡土,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去游历。他们也最有条件和兴趣,参与公益事业,充当志愿者。他们也是以粤语歌和影视为代表的香港文化的最早接收者,又推波助澜使得粤派文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风行全国。

因而可以说,珠三角的市民是当代中国最靠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人群,正是他们造就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而二者的互动,又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

正是这样的市民,他们阅读南都的深度报道,不是因为这其中的事跟他有关,而是因为这些报道常常揭示出制度不公正和公权力对个人的侵害,而这种不公正与被侵害,正是他常常在现实中所遭遇和在理性上所痛恨的。他阅读重庆彭水诗案,因为他也时常在饭桌上痛斥官员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在网络论坛上发贴跟贴,做这些的时候,他的心底仍然有着隐隐的恐惧,他需要有人(媒体)出来捍卫现有的这一点点言论空间。他阅读贫困大学生自杀的新闻,这让他想起他刚为上小学的子女交纳的数万元择校费(就是交这点钱也得费尽周折),而前方还有初中、高中、大学,那些数不尽的学费和难以计算名目的各种费用。

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方读者阅读新闻的心态,是怎样的大相径庭。在他们那里,新闻是消遣的娱乐的,在我们这里,新闻却关乎你作为人最根本的一些东西:自由、权利、恐惧和利益。

这也正是转型期国家共同的问题,媒体要承担超出它自身应承担的责任,也被罩上了它本不应该罩上的光环。当终有一日,中国走出转型期的“历史三峡”,那些根本问题不再成为问题,这些责任与光环也就自然消解,媒体将和整个社会一样变得平庸。那个时候的新闻人,就像经历了大战后安享宁静生活的老兵一样,不妨可以在养花钓鱼之余,做一些小区里猫猫狗狗丢失的新闻。那也许是新闻人的不幸,却是全社会全民族的大幸

然而,以上的细节和煽情仍然无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日报?

我想起之前做周报的那几年。想当初,我们对那些往往冠以本报讯开头,写领导指挥救援远多过死难者状况的日报新闻是多么地不屑一顾呀。我常常对记者说:“日报发过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新闻背后的东西。”然而仅仅过了两三年,我开始发现我们很难再有背后的东西可做。

在市场化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近几年都市类日报的新闻品质可以说进步神速。我们都还能记得若干年前《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国内顶尖的周报杂志几乎每出一期,都能引起全国反响和业界惊叹的盛况。但最近两年,我几乎都想不起有哪一个轰动全国的重大报道是由周报和杂志率先引爆的了。

甚至于在南都内部,我们这个部门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每有本地的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本地新闻部门的同事们,都会以他们更为快速的反应,深入透彻的背景分析,越来越精巧的新闻文本,尤其是不断跟进的系列追踪,几乎把可以发掘的空间都发掘尽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被这种压力所迫而更多地投入到全国性的报道。也就是说,日报的常规新闻也在越来越趋向于深度化。

做了四年周报深度报道和两年日报深度报道,我对于两者的差别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日报深度报道的最大优势,并非如许多人想的那样,是由于更快的时效,而是它更为具有操作上的弹性。

这种操作上的弹性首先表现在报道形态上。周报的版面形态决定了报道只能是深度报道,而日报则可以有数百字消息、一二千字的通讯以及深度报道等多种。也就是说,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同样派出记者远赴事发地采访,但周报承担的风险更大,因为记者只要采访不到足以支撑深度的内容,报道就无法完成。而日报记者的处境则优越得多,他可以先发第一手消息,也可以每天跟进事情的动态进展,他不会错过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可以选择在最合适的气氛下抛出深度报道,即使做不成深度,也不至于全然落空。

以近来全国轰动的两个新闻事件——山西记者被打死和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例,两个事件都是我们的“网眼”版率先发掘,然后深度记者迅速跟进,以每天的中国新闻版面跟踪进展,最后以深度报道重磅抛出。

这种形态的灵活性也更有利于对重大新闻事件的长期跟踪。如著名的高莺莺案,它被引爆之初,全国的媒体都做了大幅跟进,我们的深度报道也是在那时推出。然而这之后该事件经历了一系列出人意表的变化,直到最近的高天虎诬告陷害案二审,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南都一家报纸持续关注着事件的每一点进展。高天虎被批捕、其妻陈学荣被释放、高家提起重新鉴定、官方拒绝鉴定、高天虎从伪证改为诬告陷害、高天虎被起诉家人未有通知、一审高天虎拒绝律师、一审开庭及宣判、上诉、二审,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用千字左右的小消息进行报道,从而使我们始终保持着与高案律师和家人的良好关系,获取每一个最新进展。而一旦案情发生重大转机,我们的前期积累无疑为做深度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样的消息报道则是周报和杂志的版面难以展现的。

日报深度报道操作的弹性还表现在发表时机上,我们不仅可以比周报更快,我们也还可以比周报更慢。我做周报时常常苦于报纸的发行周期,时限到了,即使采访尚不充分,写作还显粗糙,也必须得硬着头皮上。因为一旦错过当期,就得等上一周,那时可真是黄花菜都凉了。而日报今天不行,我可以再等一天,对于深度报道一天的时效损失还不算太严重,这样采访和写作可以更为从容。

当然在目前,国内优秀的周报和杂志与日报相比,在深度报道这一块仍然有着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在于理念和版面安排上更加重视深度报道,操作经验更丰富,视野更为国际化,文本更为精致,而采编人员的整体水准也更强。但这些优势并非绝对,也容易被复制和超越。可以想见随着新闻报道水平不断提高,未来的都市类日报,将成为深度报道的主流载体。

与目前国内的其他日报相比,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还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这主要得益于它起步早,而且一起步就有了“公民孙志刚之死”这样享誉全国的名篇,从而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优势目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坚持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公正,这是南都深度报道的命脉所在。这一点所有的媒体都标榜,但是只有在南方报业,集团领导和报社领导有这样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和使命感,才有可能始终不渝地坚持。

二、在报道形态上,大多数日报还在着力于调查类报道之时,我们已经力图将报道的形态变得更加多元,近两年来,我们尝试做了许多类型的突破,包括“寻找抗战老兵”这样的宏大系列报道,“一个女工的最后七十二小时”这样的特写报道、“全球祭孔:政治话语投石问路”、 “激辩物权法”这样的时政报道,“大桥下面——广州大桥底的流浪族群生态摹本”、“两个人的摩托车”这样的社会观察等。应该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最引人关注的还是那些监督政府的调查类报道,但是随着中产阶级阅读口味的主流化,读者也需要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呈现。

三、选题在继续紧抓热点新闻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一些较为静态的,长期性话题,并用人类学中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实施。如“第二代农民工调查” 系列、“暴富神话下的珠三角人”等调查,很少有媒体像南都这样,敢于付出较长时间和采访成本,这种高举高打的投入是南都目前巩固自己主流地位的方向之一。

四、在题材继续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也更多关注市民阶层,加强关注市民阶层关心的话题,如环保、教育、NGO、业主维权等,相对权力和大资本而言,他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观察他们的生活情感、喜怒哀乐,将传统的许多社会新闻题材在新的模式下重新解读,更细腻详尽地书写普通人的命运和内心世界。

五、报道心态更加沉稳和平和。慷慨激昂的粗放气质开始转变为从容淡定的成熟睿智,记者更富专业精神,避免同情、悲愤、打抱不平等主观情绪影响事实的陈述,避免强势一方永远都是错误的观念先行,更多地分析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对人性的异化。

六、在文本上彻底建立故事化写作的模式。现在不少媒体的深度报道,仍未能摆脱传统的事件过程加背景资料加专家分析的模式,在文本上仍然只是消息的放大。而我们的深度报道,已经牢牢树立起新闻是作品的观念,要有任何时候来阅读都会觉得有价值的自觉意识,时刻将报道的可读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突出细节、现场感、虚实结合和文学技巧。如袁小兵“两个人的摩托车”这样的作品,仅就文本而言,与那些获得普利策特稿奖的经典们相比也毫不逊色。

然而比以上所有都更为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仍然是一个给予想象力和创新巨大空间的精神家园。只要你敢于去想,敢于去行动,什么都可以尝试,也什么都会有机会实现。我们的一位记者韩福东,他今年2月自己提出想法,4月就随着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去日本呆了20天,采访了10位日本政界要人,做了一个受到广泛好评的系列高端访谈。先后曾在《华夏时报》、原《21世纪环球报道》、《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等多家一流媒体供职的他说过:“虽然仍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在所有这些媒体中,还是南方都市报是让我感觉最爽的。”

“以人为本”,这也许就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最大的竞争力所在吧。

吉陆 本文来源:南都深度 作者:陆晖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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