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南古城区在拆迁中消逝(四)

2007-12-09 10:02:05 来源: 《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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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北京文化之根

“历史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同时历史也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今年9月,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越到南横街办事,看见拆迁布告已贴在街北的墙上,从胡同东口向西望去,已是一片狼藉。

他投书《瞭望》新闻周刊,称大吉片一带的果子巷、潘家胡同、羊肉胡同、大吉巷等是金朝留下的街巷胡同,“具有千年历史的街巷居然要毁于一旦,这终将成为日后的遗憾。”

这位65岁的北京历史地理学者在果子巷内的贾家胡同出生,那一带是他童年的乐园。

他相信曾在12~13世纪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金朝的首都——金中都,它的灵魂还活在宣南一带的街巷里。

“你看,这就是金中都的砖头,这一面有6道凹槽。”王越在家里搬出一块灰砖,掸了掸上面的土,让记者查看,“这凹槽是为了让砖粘得更紧些。”

七年前的一天,王越与一位好友去菜市口用晚餐,走到丞相胡同北口,见骡马市大街正在拆迁。两人相约能不能找到一块金代的砖头,没想到随手一捡,就是眼前的这块。

“也许它曾被砌在了某一堵墙里,”王越心生感慨,“宣南这一带,可是咱北京文化的根啊。”

辽金遗痕

距今300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封黄帝之后于蓟。

据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证,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这是北京建城之始。

秦统一中国后,蓟城是北方的军事要塞;唐初,蓟城改称幽州城。今法源寺,即唐悯忠寺,在幽州城东南隅。

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年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辽南京城的大部分就在宣武区辖内,现存的天宁寺塔是当年南京城内最高的建筑。

1125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

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前朝后市,街如棋盘。

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在中都东北郊大规模营建大都新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原金中都称旧城或南城。

在大都南北城之间的今前门外地区,此后形成了若干条保留至今的斜街。

1368年,明攻陷大都,随后南移其北城墙;1420年,又南移其南城墙;1553年,增筑外城,形成凸字形城廓。

外城西城墙南北穿过金中都核心地带。1990年在北京西厢道路工程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沿宣武区滨河路两侧,探得金中都宫殿夯土13处,南北分布逾千米,并作局部发掘,确定了应天门、大安门和大安殿等遗址位置。

“现在要拆除的所谓大吉片,正处辽燕京的关厢、金中都城的东城墙左近,集街坊、胡同、城门、城墙和护城河于一体。”王越认为,这一带对辽金民居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大吉片危改区内的潘家胡同,有12处会馆、3处寺庙被《宣南鸿雪图志》存录。这条胡同还是金中都东城墙的见证。潘家胡同,旧称潘家河沿,所沿之河,即金中都的东护城河。

上世纪40年代末,王越在潘家胡同附近骡马市大街以北的梁家园小学念书,校园西侧有一段土城,王越与小伙伴们时常爬上去玩耍。

“传说那是萧太后城,”王越回忆道,“其实它就是金中都的东城墙。”

棉花片危改区,也在金中都东城墙以里、辽南京城的关厢地区;菜市口西片危改区,则在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之内。

“你看,这一带既有辽南京即唐幽州的旧街巷,又有金中都向外扩建后形成的新街巷,”王越说,“大吉片这一带,是金中都东扩后形成的,这里的东西向主干道明显比西部密集,所以,在东西向主干道的两侧,还分布着南北向的次干道。”

市里街巷

从战国到北宋初期的中国城市,居住区皆以坊墙包围并设坊门,沿街无商业,买东西须到固定的市场。

北宋中期(约11世纪中期),活跃的城市经济冲破了坊墙的束缚,宵禁被取消,坊墙被拆除,沿街商业出现,终于有了《清明上河图》式的繁华。

“街巷开放后,元、明时又在城中心地区建钟楼、鼓楼等报时建筑,成为城市活动中心,并造成特殊的城市街景和轮廓线。”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在《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一书中写道,“直至清末,北京居住区的横街——胡同两端通街处仍设有栅栏,以控制居民夜出,但比起全封闭的里坊来,已是文明许多了。”

从唐幽州,到辽南京,再到金中都,北京经历了这一场古代“城市革命”。

王越描述了这个过程:“天德三年(115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下令迁都燕京(今北京西南),派人按北宋汴京(开封)制度增广燕城,遂改名为中都。此时的汴京,由于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坊墙被拆除,已形成开放型街市。所以,金中都的街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辽南京即唐幽州的旧街巷,当时坊墙在逐渐拆除中;另一部分属扩建后形成的新街巷。”

菜市口东西两侧辽金时期的街巷胡同,正是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的市里制,走向开放的街巷制的见证。

在这之后,元大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平地创建的开放式街巷制都城,被马可波罗称赞为“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

“历史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同时历史也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王越说,“我们应该让辽金胡同成为留给后世的人文财富。”

城垣之谜

2001年,菜市口西南侧一处建筑工地,地下挖出密密麻麻百余口古井,其中有许多是陶井。

发现这一情况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岳升阳,立即报告宣武区档案馆,后者来人收走一个完整的陶井圈。

“这样的事情,给文物部门报告十次,他们能来一两次就不错了,总感觉是在给人家添事,”岳升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但我自己又不能发掘,因为私自考古是违法的。”

岳升阳的课题是“利用岩土工程剖面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一有空,他就背上行囊奔赴城内各大工地。

1996年,他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工程的地坑里,发现古人类活动痕迹,报告文物部门后得到重视,考古发掘随之展开。

“北京城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搞清楚,”岳升阳说,“比如,北京的城圈位置,从现在往前数,能说清楚的只能到金,再往前的辽、唐,就没有人能讲明白了。”

在菜市口工地看到那百余口古井时,岳升阳颇为激动。经他辨认,这些古井从战国、西汉、东汉,到唐、辽、金、元不同时期的都有,说明这里是古代北京城市人口长期聚居的地方。

工地大坑吃掉了烂缦胡同的北部,这条胡同一线,一直被认为是辽南京和唐幽州的东城墙位置所在。

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云:“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烂缦胡同旧称——引者注)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之故濠也。”

“秽气触人的沟,年代肯定早不了,怎能以此推测它是唐代的呢?”读到赵吉士的这段文字,岳升阳生出了疑问。

他在工地的大坑里找到了烂缦胡同的剖面,从赵吉士生活的康熙时期的地层往下看,被扰动的路土根本就没有到达唐代的地层,它显然不是幽州的故濠。那么,唐幽州和辽南京的城墙到底在什么位置?

岳升阳多次建议在北京开展城市考古。“都盖满楼房了,还怎么考古呀?”一位官员表示不解。

“这些年到处都在施工,文物部门只要盯住这些工地,把它当作一个事情,作为城市考古来对待,用不了多少年就可能把问题搞清楚,”岳升阳说,“否则,等这些工地都挖完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群星璀璨

“宣南这一带有三多,寺庙多、会馆多、名人多,”宣南文史专家孙兴亚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有的甚至一条胡同就有两处寺庙,像大吉片内的迎新街,北边原叫阎王庙街,南边原叫张相公庙,它们都跟寺庙有关。”

清代的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外城的崇文地区是做买卖的地方,那里的会馆以商业为主,一般读书人不愿住那儿,觉得铜臭味儿重,于是纷纷挤到宣武门以南的这片区域,”岳升阳说。

大吉片一带是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经常出没的地方。旧时南横东街的圆通观、千佛庵,和平巷的关侯庙,果子巷的万顺客店等,都是他落脚之地。从道光二十年至咸丰二年,曾国藩在北京任官13年,其中10年居住在宣南。

“宣武区档案馆编《清代宣南人物事略》时,本想做400多人,结果大家拉单子,一下子就拉出千人左右的名单,”孙兴亚感慨道,“宣南的历史文化名人实在是太多了,每条胡同都有一个两个。”

2006年出版的《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收录了120位人物,主编王汝丰在《后记》中写道:“清代的宣南,人文荟萃,群星璀璨,应该收入的人物不可胜数。由于组稿、撰稿以及有关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等实际情况,本书规模不得不一再压缩。”

“再往下做就难了,这一千来个人物,谁能做呀?”孙兴亚感叹,“宣南文化底蕴深厚,可现在却没有多少人挖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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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甚至在保护机制上排斥房地产开发的介入,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旧城的命运?

吉陆 本文来源:《瞭望》 作者:王军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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