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分尸6幼童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人生裂变(二)

2008-04-08 17:49:06 来源: 南都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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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宫润伯

一审宣判后的2006年7月14日,当地媒体做了简短的报道,那是“二二八”一案中宫润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满头白发的佳木斯拖拉机厂配件厂老车工杨百城,从电视上认出了这个十几年前的徒弟。“呵,那不是宫润伯吗?”这个已被大家遗忘的前拖拉机配件厂青工,从记忆深处突然复活。

拖拉机配件厂在佳木斯的东风区,这个被当地人称作“佳东区”的区域,集中了佳木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部分厂矿。在佳木斯人看来,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社会群体划分上,“佳东区”作为工人子弟聚居区和作为市区的“佳市区”有着微妙的差异。

和作家何顿在他的小说《我们像葵花》所描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大部分出生在厂矿的子弟一样,凭借母亲是工厂职工的便利,宫润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度过。1990年,16岁的宫润伯尚未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铸造车间工作。

半年后的一次工伤事故中,宫的腿受了轻伤,被调入活轻松一点的工具车间,成为老车工杨百城的学徒。两年的学徒生活中,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与此同时,和佳木斯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一样,进入1990年代以后,拖拉机配件厂没再能延续历史上的辉煌。这个停产至今的厂子一再改名,却连合资和改制的命运也未能摊上,至今仍靠出租厂房的微薄租金度日。

1992年前后,刚刚出徒的宫润伯遭逢下岗,不久袁桂香也下岗回家,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厂子做装卸工的父亲宫西章也找不到活了。对这段时间里一家三口同时下岗后的拮据生活,袁桂香记忆犹新。老伴宫西章去卖冰棍,宫润伯和她蹬倒骑驴(踩三轮车)回收旧瓶子,间或贩卖一种叫黑加仑的饮料。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工具车间,意外地留存至今。车间里蒙着厚厚灰尘的机器,墙壁上巨大的红色标语,在提醒每一个来访者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和辉煌。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拖拉机配件厂工具车间。在这里,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

3个女性

在那段蹬倒骑驴的时光里,下岗青工宫润伯遭遇了两段情感经历。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从上学到进工厂,这对恋人两小无猜,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意外地遭遇女方母亲的强烈反对。袁桂香至今还记得那个邻居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家门。

宫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案卷显示,宫在供述中回忆这段并不如意的恋情时,耿耿于怀。

半年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农村的女孩。来往一段时间后,家庭殷实的女方并不嫌弃已经下岗的宫,但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甚至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恰好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袁桂香回忆,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也结束了这段感情。

连续两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使得大儿子的婚姻成为袁桂香的头等大事。不久,一个好心的工厂同事又给宫润伯介绍了一个对象,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赶过去见了一面,自觉儿子也许会满意,这个喜滋滋的寡妇匆匆赶回家报信,正好碰到找上门来的警察,宫润伯没来得及消受母亲带来的好消息,就被带走了。

那个夏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下岗青工宫润伯的命运推入了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碰到了一个叫贾汪的小女孩,一起看完录像后,宫将女孩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这一年宫润伯刚满23岁。次日一早,宫带着女孩一起出去玩,被女孩的家人看到。袁桂香说,这时宫才知道认识不过一天的女孩未满14周岁。宫润伯随后被指控奸淫幼女,最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已经年过古稀的陈正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听到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作为12年前宫润伯奸淫幼女一案的辩护人,陈正南觉得判决结果实际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轻,在他看来是辩护起到了作用,但宫润伯似乎完全没有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事实上,宫润伯当年也确实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8年后的2003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当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师分析,倘若宫和贾汪的事情,发生在此时,未必能定罪。

但在1996年,宫润伯并没有选择上诉。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可供参考的一个细节是,在被抓获的三天前的一个晚上,宫搂着后来逃出虎口的赵龙,躺在4具孩子的尸体旁边,涕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角色,他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孩子,多年前老婆领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七年牢狱

刚入监的宫润伯,被送入佳木斯监狱下属的碳素厂进行劳动改造。这家位于佳木斯市安庆街的厂子,专门生产一种名叫阳极糊的铝厂配套产品,现在早已全面停产。

就是在这里,宫润伯度过了作为奸淫幼女犯的第一年。“二二八”案卷记载,宫润伯供述,就在这一年里,他遭逢了和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相仿的极端体验:入监不久的他被同监的犯人鸡奸。宫自认为遭受了不亚于获刑入狱的打击,极度羞愤下割腕自杀。

很快被抢救过来的宫润伯没能有电影主人公的好运气,佳木斯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一位资深刑警分析,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变,随之开始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性倒错心理形成过程。

案卷显示,“发生此次事件后宫润伯心理发生了扭曲,也多次以给生活用品为诱饵,猥亵过其他犯人。”宫润伯在询问中也承认,此后他一直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

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只知道宫润柏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狠了”。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后,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揣测说:“被人欺负狠了的人,从此也开始欺负人。”

但没过多久,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她的小儿子、宫润伯的弟弟,因抢劫获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老伴突然病逝,两个儿子相继入监,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在气得大病一场后,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宫润伯入监两年后,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

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

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他觉得,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果。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应该和儿子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

臆想中的大学梦

宫润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案卷显示,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大学生。

根据他的供述,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他获得文凭,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这时厂子已经没了,毕业即失业的他,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时世不济,最后走到这一步。

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劳资科长崔秀华说,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即便有,也是表现特别优秀,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

对两个儿子,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她叹息,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宫润伯几乎没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

通过权威渠道,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留着右分头,脸型瘦削,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秃头,表情冷酷,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看不到的,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有被法庭采纳。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吉陆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石扉客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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