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分尸6幼童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人生裂变(全文)

2008-04-08 17:49:06 来源: 南都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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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杀童案两周年回访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裂变

记者石扉客 黑龙江、河南、上海 报道 摄影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诱骗并猥亵了11名儿童,更将其中6名幼童杀死并分尸。他一再挑战人性的残忍底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流露出一丝暖意。2006年2月28日,东北佳木斯,这个叫宫润伯的男子,案发后给当地带来了爆炸性的恐慌。

如果回头去看,宫润伯案和5年前的河南平舆黄勇案,连环杀人案件背后的逻辑何其相似。一样的仇恨,一样的漠视生命,又毫无例外的都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杀戮。各种偶然因素的诱化和个人的性格缺陷,将他们带上了必然的不归路。

他们也带给了受害者家属永久性的伤害。不同的是,有的家庭已渐被时间抚平了伤口,有的却因此分崩离析。

两年前,宫润伯案云遮雾罩,家属、媒体想查访真相却无多少斩获;两年后,本刊完成了这一“不可能完成的叙述”,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得以揭开。


宫润伯模拟图

如果还活着,这个佳木斯男人应该是35周岁。

18年前,他是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工具车间的初级车工,曾经做过一个上大学的梦;12年前,他是在佳木斯监狱服刑的奸淫幼女犯;2年前,在佳木斯向阳区的一个棚户区里,出狱不久的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将11名孩子诱骗到出租屋里进行猥亵,其中6名幼童被杀死并分尸,给这个城市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和延续至今的伤痕。

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宫润伯;在骗走孩子的佳木斯西林路天麒网吧里,认识他的人都叫这个头顶微凸、喜欢上网的中年男人“老头”。他母亲袁桂香则叫他“大扣子”,给他接生的邻居赵圣芹说,取这个小名,是想“扣住这条命”,因为此前有两个姐姐都先后夭折。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性命。2006年12月31日,这个叫宫润伯的男人被执行死刑。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匪夷所思的仇恨和令人发指的残忍。没有人知道,残忍和仇恨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底层人生和急剧向下的命运轨迹。

死亡陷阱

从佳木斯火车站坐上3路公共汽车,途经佳木斯第二小学和附近西林路上的天麒网吧,只需20分钟左右就可到达终点站砂石场。

在终点站下车,往东跨过一条名叫松建街的马路,径直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步行5分钟,可以看见一片低矮棚户区中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底层东侧有一里一外两间,朝北的里间是火炕,外间是一间客厅兼厨房。

这是2年前宫润伯的租住地,也是他的作案现场。2年来这个地方再无人居住,从附近一栋高层住宅往下眺望,和外间相连的天井里已经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

这也是一条死亡之路。至少有11名孩童,在宫润伯的诱惑下,沿着这条路线,毫无防备地踏入他的死亡陷阱,其中6名孩童再也没能从这里走出来。他们中最小的才9岁,在佳木斯二小上三年级;最大的也不过是16岁,是佳木斯三中的初三学生。

和发生在2003年的河南平舆县黄勇案很相似,宫润伯营造的罪恶世界,最后也是被一个侥幸逃出的14岁孩子戳破。2006年2月26日,一个叫赵龙的孩子逃出这一人间鬼窟,在家长的陪同下报警。和黄勇案中杀戮了17名孩童的黄勇一样,那年的2月28日,宫润伯最后也是在网吧里被抓获。

但和黄勇案不同的是,宫润伯案发时的信息遮蔽,使能查证到的宫润伯的信息微乎其微,这让2年前云集在佳木斯的媒体记者们焦灼不已。在佳木斯呆了一周的《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半年后在记者手记里称这个杀人现场是“不可能完成的叙述”;同样在当地呆了一周以上的《三联生活周刊》一位记者,也在博客里感叹当地政府公关工作到家。即便是在一年以后,有关此案的部分细节,也仅仅是在黑龙江当地的一家通俗文学刊物上,以章回小说的方式流传出来。

通向宫润伯作案现场的胡同

事发屋内血迹斑斑
事发屋内血迹斑斑

挑战人性的残忍

在邻居的印象里,宫润伯常常早出晚归,偶尔也会不言不语地坐在胡同口看书,或者看人下象棋。租住在隔壁的高玉香说,两年来宫润伯几乎没跟她说过话,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没人能想到,这个言语不多,看上去有几分瘦弱的男人,背后却在挑战人性的极度残忍。

9岁的佳木斯二小三年级学生王胜利,是被宫润柏杀害的第一个孩童,也是被害孩子中唯一的女童。她被害后,尸体被肢解焚烧,挫骨扬灰。案卷显示,宫润伯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处理遗骸,他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丢弃这个9岁女孩残骸的四个地方,分别是天麒网吧和文化宫网吧的厕所,网吧附近一个黄色外墙的公厕里,群众艺术馆的卫生间。

王胜利的衣服和书包也大都被烧毁,现场遗留下来的一条灰色布面、淡绿背带的棉裤,在被宫润伯剪掉一条裤腿后得以幸免,成为案发后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尸骸身份的主要依据。

这种难以置信的残忍和狠毒,被不同程度地复制在其他几个被害孩童身上。唯一不同的是,自王胜利之后的5个孩童无一例外是男孩,宫润伯也不再花费心思去外面毁尸灭迹,而是因陋就简地把出租屋变成了屠宰场和停尸间。

第二个被害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孩子,在掐死并分尸后,宫润伯用水泥将尸骸封在两个塑料桶里和一个炕桌的反面,放在屋子里。

随后遇害的是姜富源、马千里、白金龙和武书田。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猥亵后掐死,除姜富源外,都被宫润伯用刀片剖腹,然后取出内脏,装进塑料袋里扔在地上。

这个令人发指的屠杀过程,从2005年春天开始,到2006年春天结束。据宫润伯自己供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尸体腐败。

这个后来成为人间地狱的房子,是宫润伯的母亲袁桂香托邻居赵圣芹替儿子租的。袁桂香甚至和出狱不久的儿子在这里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被宫润伯的继父黄忠接回了家。这位58岁的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的退休女工,衣服下摆两个扣子总是扣不拢,她说几年前就发现肚子里长了个瘤子,现在越长越大。她的后院邻居胡大妈则说,都是被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气病的。

“二二八”案发、宫润伯被抓走的前一天,刚从她那里要了100元。这是袁桂香见到大儿子的最后一面。“这不过是他知道我刚开支了退休金,”袁桂香还记得当时的抱怨,“这哪是我的养老金啊,这分明是你的养老金。”

袁桂香不知道,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大儿子时,他身上穿的蓝色羽绒服,正是从刚被他杀害的16岁的佳木斯三中学生白金龙尸体上剥下来的。

马千里的家长展示孩子的照片

警方在案发现场进行挖掘

青工宫润伯

一审宣判后的2006年7月14日,当地媒体做了简短的报道,那是“二二八”一案中宫润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满头白发的佳木斯拖拉机厂配件厂老车工杨百城,从电视上认出了这个十几年前的徒弟。“呵,那不是宫润伯吗?”这个已被大家遗忘的前拖拉机配件厂青工,从记忆深处突然复活。

拖拉机配件厂在佳木斯的东风区,这个被当地人称作“佳东区”的区域,集中了佳木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部分厂矿。在佳木斯人看来,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社会群体划分上,“佳东区”作为工人子弟聚居区和作为市区的“佳市区”有着微妙的差异。

和作家何顿在他的小说《我们像葵花》所描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大部分出生在厂矿的子弟一样,凭借母亲是工厂职工的便利,宫润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度过。1990年,16岁的宫润伯尚未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铸造车间工作。

半年后的一次工伤事故中,宫的腿受了轻伤,被调入活轻松一点的工具车间,成为老车工杨百城的学徒。两年的学徒生活中,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与此同时,和佳木斯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一样,进入1990年代以后,拖拉机配件厂没再能延续历史上的辉煌。这个停产至今的厂子一再改名,却连合资和改制的命运也未能摊上,至今仍靠出租厂房的微薄租金度日。

1992年前后,刚刚出徒的宫润伯遭逢下岗,不久袁桂香也下岗回家,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厂子做装卸工的父亲宫西章也找不到活了。对这段时间里一家三口同时下岗后的拮据生活,袁桂香记忆犹新。老伴宫西章去卖冰棍,宫润伯和她蹬倒骑驴(踩三轮车)回收旧瓶子,间或贩卖一种叫黑加仑的饮料。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工具车间,意外地留存至今。车间里蒙着厚厚灰尘的机器,墙壁上巨大的红色标语,在提醒每一个来访者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和辉煌。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拖拉机配件厂工具车间。在这里,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

3个女性

在那段蹬倒骑驴的时光里,下岗青工宫润伯遭遇了两段情感经历。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从上学到进工厂,这对恋人两小无猜,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意外地遭遇女方母亲的强烈反对。袁桂香至今还记得那个邻居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家门。

宫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案卷显示,宫在供述中回忆这段并不如意的恋情时,耿耿于怀。

半年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农村的女孩。来往一段时间后,家庭殷实的女方并不嫌弃已经下岗的宫,但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甚至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恰好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袁桂香回忆,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也结束了这段感情。

连续两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使得大儿子的婚姻成为袁桂香的头等大事。不久,一个好心的工厂同事又给宫润伯介绍了一个对象,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赶过去见了一面,自觉儿子也许会满意,这个喜滋滋的寡妇匆匆赶回家报信,正好碰到找上门来的警察,宫润伯没来得及消受母亲带来的好消息,就被带走了。

那个夏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下岗青工宫润伯的命运推入了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碰到了一个叫贾汪的小女孩,一起看完录像后,宫将女孩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这一年宫润伯刚满23岁。次日一早,宫带着女孩一起出去玩,被女孩的家人看到。袁桂香说,这时宫才知道认识不过一天的女孩未满14周岁。宫润伯随后被指控奸淫幼女,最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已经年过古稀的陈正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听到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作为12年前宫润伯奸淫幼女一案的辩护人,陈正南觉得判决结果实际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轻,在他看来是辩护起到了作用,但宫润伯似乎完全没有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事实上,宫润伯当年也确实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8年后的2003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当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师分析,倘若宫和贾汪的事情,发生在此时,未必能定罪。

但在1996年,宫润伯并没有选择上诉。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可供参考的一个细节是,在被抓获的三天前的一个晚上,宫搂着后来逃出虎口的赵龙,躺在4具孩子的尸体旁边,涕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角色,他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孩子,多年前老婆领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七年牢狱

刚入监的宫润伯,被送入佳木斯监狱下属的碳素厂进行劳动改造。这家位于佳木斯市安庆街的厂子,专门生产一种名叫阳极糊的铝厂配套产品,现在早已全面停产。

就是在这里,宫润伯度过了作为奸淫幼女犯的第一年。“二二八”案卷记载,宫润伯供述,就在这一年里,他遭逢了和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相仿的极端体验:入监不久的他被同监的犯人鸡奸。宫自认为遭受了不亚于获刑入狱的打击,极度羞愤下割腕自杀。

很快被抢救过来的宫润伯没能有电影主人公的好运气,佳木斯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一位资深刑警分析,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变,随之开始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性倒错心理形成过程。

案卷显示,“发生此次事件后宫润伯心理发生了扭曲,也多次以给生活用品为诱饵,猥亵过其他犯人。”宫润伯在询问中也承认,此后他一直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

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只知道宫润柏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狠了”。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后,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揣测说:“被人欺负狠了的人,从此也开始欺负人。”

但没过多久,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她的小儿子、宫润伯的弟弟,因抢劫获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老伴突然病逝,两个儿子相继入监,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在气得大病一场后,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宫润伯入监两年后,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

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

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他觉得,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果。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应该和儿子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

臆想中的大学梦

宫润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案卷显示,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大学生。

根据他的供述,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他获得文凭,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这时厂子已经没了,毕业即失业的他,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时世不济,最后走到这一步。

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劳资科长崔秀华说,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即便有,也是表现特别优秀,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

对两个儿子,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她叹息,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宫润伯几乎没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

通过权威渠道,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留着右分头,脸型瘦削,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秃头,表情冷酷,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看不到的,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有被法庭采纳。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5个受害家庭的后遗症

佳木斯“二二八”一案,被宫润伯残忍杀害的6个孩子中,除了一个是来自七台河不知姓名的流浪孩子外,其余5名孩子的家长,有4个都已经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马千里的父亲马建国是最早离开佳木斯的,他甚至没去参加案发半年后的庭审。“人都不在了,没有意义了”,这个神情悲伤的湖北汉子,至今没能从9岁的大儿子马千里被害的伤痛中走出来。

3年前,马建国和妻子谢红艳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在佳木斯做油漆活。马建国永远记得2005年12月11日早晨8时,那是马千里失踪的时间,在把比他小2岁的弟弟送到附近幼儿园后,马千里就消失了。

马建国夫妇找孩子的经历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离奇的。从马千里失踪到案发的3个月里,他们发了疯般地寻找,从给警方提供各种可疑线索到主动追踪至附近的汤原县,甚至循迹追到河北沧州,协助警方抓获了另外一起刑事案中的嫌疑人。

让马建国忿忿不平的是,那些当时被怀疑为荒诞不经的种种迹象,事后被证明都是合乎逻辑的事实。

2年后的现在,马建国已经回到了湖北天门麻阳镇的乡下老家,但他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案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想得脑袋疼,而且至今没能想明白很多问题。

他不理解在宫润伯漫长的作案时间里,那么大的动静,楼上楼下的房东和邻居们会一点都没察觉。“又不是杀只鸡!就是杀只鸡也会有动静啊。”他更不理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会有这么长时间存在的人间地狱,而执法机关毫无察觉。

即便是回到湖北,喜欢上网的马建国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帖子,给湖北的司法机关写信。对2年前一些前来采访最后却未能发表出报道的记者,他毫不掩饰心里至今有想法,事实上这2年来,他更加审慎地对待每一个和他联系的媒体记者。

第一个被害孩子王胜利的爷爷奶奶王俊斌和卜玉娥,也已经回到老家黑龙江肇庆。王胜利的父亲有精神分裂症,母亲生下她即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带着出生不久的她投奔佳木斯的亲戚,在这个城市的棚户区租到了两间房子,以木工活为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距离凶杀现场最近的暂居地,会给这个本已不幸的断代家庭,带来最残酷的噩梦。

马建国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去那个伤心地了。在社会学意义上,一般来说,进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家庭,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伤害,而他们自我修复创伤的主要途径,依然是通过不断的流动和迁徙,而对周遭环境安全感的丧失和绝望是选择离开的原因。

和马建国夫妇相比,屈冬梅的迁徙历史令人心酸,她和丈夫本来都是佳木斯附近另一个城市双鸭山林业局七一林场的下岗职工。生下儿子姜富源不久,夫妻俩闹别扭,丈夫离开双鸭山到佳木斯下属的富锦县打工。

姜富源在姥姥家长到9岁,在2005年9月和妈妈来到佳木斯,插班到木材小学读四年级,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儿子成为挽回夫妻感情的纽带。屈冬梅和丈夫发誓,哪怕打工要饭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但这一幸福日子只维持了40天。

一直到法庭质证时,屈冬梅才知道姜富源在杀人现场呆了不下十天,而且留下了一封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信:“妈妈妈妈我很想你,我也非常想上学,想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你快点来piou(原文如此)我,姜富源写。妈妈我对不起您,妈妈你给我电话,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赶快给拿钱,我好回家和你见面。”

除了这封催人泪下的信,在另外两张纸片上,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家里的地理特征和电话号码:“电厂往左第一个大胡同,另一个小胡同,不过道,一个黑门黑窗户。”“我家胡同前有个小食杂店”,“0454 8864900”。

2年前案发时,面对各种版本的被害人数传言,屈冬梅最令人动容的一点,是向记者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她希望被害人数越少越好,不愿意再有母亲听到这种噩耗。但一想起这封信,想起儿子在这十天当中遭受的灭绝人性的折磨、临死前的巨大恐惧,想到这十天中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将孩子救出来,屈冬梅就无法保持平静。她和丈夫都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对方,儿子的离去使这个家庭再度破裂,庭审结束不久,屈冬梅便离开佳木斯,现在河北沧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处打工。

和屈冬梅境遇类似的,是最后一个被害孩子武书田的妈妈程秀芬。

武书田被害时,他的父亲正在监狱服刑,在狱警的陪同下到殡仪馆看到儿子残缺的尸体,嚎啕大哭。当地政法界的知情人士说,案发后监狱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为了配合对丈夫的改造,程秀芬放弃了提起附带民诉的权利,也没有参加此后的上访。

但这些后续的工作没能挽救婚姻和家庭,孩子离去后不久,两人还是离婚了。现在北京打工的程秀芬,不愿意再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除了程秀芬,另外四个被害孩子的家长都提起了向宫润伯索赔的附带民诉,王俊斌和卜玉娥赶到哈尔滨,请来红旗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任璞军和陈虹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认为天麒网吧和宫润伯租住屋的房东也有连带责任。

法庭判决否定了后者,肯定了前者,判决书载明宫润伯应该支付这四个家庭各165460元,但在刑事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这显然是一张连一分钱都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于是到省城和北京上访成为这四个家庭共同的经历。当地政府给每家支付了15万元左右的家庭困难救济金。搬家,婚姻变故,电话改号,从最初的悲痛到后来持续的愤怒,最后一切伤痛都慢慢让位于现实生存的需要,是这两年间大部分被害孩子家庭的历程。

白金龙的母亲陈玉芬是唯一留在佳木斯的人。她是本地人,但更残忍的是,她家离天麒网吧和杀人现场都不远。白金龙的父亲白起兴至今有点恍惚,老想着儿子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这对后结合的半道夫妻,在16岁的儿子白金龙离去后,无法不面对夫妻感情的裂痕,一度为了困难救济金的分配,闹到上法庭离婚的地步。已经58岁的陈玉芬,是受害人家属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孩子,这令她至今无法摆脱伤感。

最后虎口余生主动报警的赵龙,案发不久就匆匆搬家。陈虹说,另外4个曾被宫润伯猥亵的孩子,也纷纷隐姓改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两年前这个案子带给他们的创伤,将多长时间才能修复。佳木斯人只是知道,西林路上曾经的天麒网吧已经变成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对面新开的一家网吧里,依旧密密麻麻地坐满了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

马千里的弟弟正上小学二年级,这个9岁的孩子已经知道哥哥不在了。面对小儿子,马建国心情矛盾:他不敢再带孩子出门打工,可老在家里会坐吃山空,丢下他又放心不下。内心深处,马建国既希望小儿子能早点忘掉记忆深处的忧伤,又希望他能记住这个社会的伤害,吸取哥哥生命换来的教训,“希望他长大以后,这个国家会更安全一点。”


相似的杀人案,不一样的家庭样本,河南平舆黄勇案再回访

五年后,有一种记忆叫忧伤

如果路宁波不死,还有三个月就该大学毕业了。

清明节前夕,上坟回来,路德全坐在门槛上掰着指头算。他妻子说,每次上坟回来,他总是喜欢这样掰着指头给人算。

路德全家在河南平舆县高杨店乡陈刘村,路宁波是他的大儿子,从村子旁边的洪河上溯约20公里,是玉皇庙乡大黄庄村,路宁波就死在这个村子里一个叫黄勇的年轻人家中。

那天是2001年9月23日,那一年路宁波刚满16岁,在平舆二中上初三。

对儿子的死,路德全说他早有不详的预感,“孩子失踪后一个月,我在洪河边上捞到一条腿。”但这一预感直到2年后的2003年11月12日黄勇案发才被证实。在这一后来被河南平舆县警方称为11·12特大杀人案中,黄勇用持续3年的时间把自己在大黄庄村的家,变成了一个修罗场,据官方调查,他在这里杀死了17个男孩,将尸体埋在院子里,而路宁波是最早遇害的一个。

黄勇于案发当年年底伏法后,这些个性坚毅的家长依然坚信遇害的孩子不止公布的17个,和2年后佳木斯宫润伯案中一篇帖子引发的对遇害人数的质疑不同,他们用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能力来挑战官方公布的真相。半年后的2004年清明节前夕,路德全、胥银平、王留超以及韩华等几个家长,从作案现场挖掘出了新的尸块。

获得证据后,路德全、王留超等避开截访的地方官员,绕道驻马店以南的信阳坐上火车,又提前于河北高碑店站下车,然后进京上访,找到记者,邀请法医前来见证。韩华甚至卸下平舆县公安局的门牌,扬言要挂上养猪场的牌子。

尽管新发现的尸块依旧被官方证明在原来17具名单之中,作为警示,当地政府还是撤换了当初现场勘查的负责人,警方调来挖掘机,推倒了三间房屋,把整个宅基地掘地三尺。

暮春时节的洪河边上,景色如画。黄勇案发不久,其父母和兄弟举家迁往外地,至今未归,邻居们对这个家庭的过去依然讳莫如深,当初的修罗场经过两番倒腾,4年后已经变成一片荒地,野草和乱石中间,数人高的杨树已长到碗口粗细。

和宫润伯案中受害儿童多来自外来进城务工家庭不同,黄勇一案,受害人家庭绝大部分是平舆本地人,在对抗伤害时,社会学意义上的土著无论是在寻求外来权利救济还是抚平自身创伤上,都比流动人口更具显而易见的优势。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路德全和其他家长再也没回去过现场。4年前常常一个人到这里凭吊儿子霍红雷的胥银平,已在平舆县城经营起了一家渔具店。王留超则选择了到外地打工。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还保持着互相走动的习惯。

而在生活在豫西南平原上平舆县城里的人看来,有孩子和没孩子,有一个孩子和几个孩子,有正式工作和没有正式工作的受害人家庭之间,区别还是很大。

路宁波遇害后,路德全还有一双儿女,正在平舆二高上高三;韩华还有一个正在驻马店上高中的儿子;胥银平也有一个已在移动公司上班的女儿,这些家庭大多迅速地恢复了创伤;而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刘华是17人名单中目前唯一还没有孩子的家庭,15岁的儿子刘黎明在5年前遇害后,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尽管县直单位的背景使他能够获得本系统内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的援助,这是其他家庭无法比拟的,但在这个深具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小县城里,没有后代如同人生失去了泰半意义。刘华平时喜欢到胥银平的渔具店坐坐,他时常感叹:剩下的半辈子是“蒙着眼过日子”。

比之更不幸的,是名单之外的一个家庭。一个叫冯冲的孩子,在2001年年底失踪,至今杳无音信,他的母亲王凤兰感叹,这个今年应该已经26岁的儿子,7年来始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儿子也已经遇害了的王凤兰,苦于无法找到证据。作为救济和安抚,当地政府把这位58岁的母亲纳入了城市低保的范畴,每个月可以领到140元。

5年前黄勇案发后,作为一个亡羊补牢的措施,平舆全县所有网吧都关门整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中小学校管理学生的重要规定。5年后的平舆县城,在平舆二中后面,即便是深夜,已经不知道黄勇是何许人的学生们,依旧坐满了重新恢复热闹的网吧。

但家长们永远不会忘记黄勇案的惨痛教训。他们满怀警惕:路德全在平舆二高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周都要和妻子一起从乡下赶往县城照顾两个上高三的孩子;不放心的韩华也索性从平舆搬到驻马店,每天和儿子在一起。

案发时的平舆县委书记如今已经调任驻马店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路德全说现任县委书记上台时曾表态,“我在一天,照顾你们这些受害者家庭一天。”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再发生。

吉陆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石扉客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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