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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替我们死去”(三)

2008-10-22 08:43:5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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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和梦

在打工博物馆里,2003年之后被称作新时期。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此后,在大连等城市,这个群体有了“新工人”、“新市民”的称呼。

但是对离开乡村的打工者来说,要彻底融入一座城市,仍旧是个难题。

孙恒把成立博物馆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朋友马小朵。马小朵听了很激动,决定把自己的三个户口本复印件送来。

马小朵有过3本户口:江苏溧阳的农村户口、深圳的城市户口和北京的城市户口。为了得到一张北京户口,马小朵花了20年。

1982年,16岁的马小朵高中毕业后离开溧阳老家,来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进京的保姆大军总共有5万人,安徽无为来了3万,溧阳来了2万,都是乡下姑娘,主要分到各级首长家。后来有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此为背景。马小朵的经历和电影主人公的命运极为相似,她到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有希望。我拼命想离开家乡,到哪儿也无所谓。”1985年马小朵辞掉保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3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之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临时工,月薪30元。

不久,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男方家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马小朵的农民身份。那时还实行票制,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

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感到绝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为那里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3年之后,公司帮她要到了一个深圳城市户口指标。“捏着那张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奋斗了半天,就是为了摆脱一个农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乡。”她后来回忆道。

1992年她终于结了迟到的婚。因为身体虚弱和“准生证”困境带来的两地奔波,1993年,她失去第一个孩子。1996年回到了北京,但还是深圳户口,女儿虽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学的年龄,丈夫的单位论资排队,才终于有名额把她和女儿的户口调进北京。一番折腾,前后花去20年。

在旁人看来,马小朵已经得到了一个打工妹想要的一切。曾有一篇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标题就叫《一个进城小保姆的幸福生活》。

后来的选择对马小朵而言很具讽刺意味:这十几年来,为了户口活着,为了要孩子活着,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她曾经如此努力地融入城市,现在周围都是北京人,却觉得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他们说升官发财的事,她也不关心。她仍然被打工妹群体吸引着。听说中国妇女报社为打工妹办集体婚礼的消息,她会兴奋地跑去帮忙。

有一天,电视里正在放女儿爱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有一只鸭子,被猎人打得遍体鳞伤,老鼠把它救到了自己洞里,猎人就在洞外学鸭子叫,它听到同伴的叫声冲了出去,猎人乓乓开枪,又把它打得遍体鳞伤,老鼠再一次把它救进洞里,猎人又学鸭子叫,它又不顾死活冲出去。一旁的丈夫对马小朵说:“你就是那只鸭子,只要一听到同伴的呼唤,就什么也不顾了。”

最终她回到了还处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中间,2005年她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打工妹服务的“同心希望家园”。

有朋友在提到马小朵时这样介绍:“她叫马小朵,1982年就出来打工了,她还活着。”

命和家

像马小朵这样头一批离开土地和乡村的打工妹,如今绝大多数已回到了家乡。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在以妇女为主题的展厅里,记录着几位打工者的生活。1998年从山东来京的徐芳,如今还在经营她的煎饼铺。10年的时间,她所在的社区已经从8000人发展到4万人。

“到处都变化那么大,只有我还在原地打转。”博物馆开馆那天,受邀前来的徐芳望着自己10年前的照片发呆。展柜中收藏了她的几首诗。扉页上用红笔写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此时,杨丽红带着女儿走了进来。两位母亲凑在一块儿,不自觉地把话题放在了孩子身上。

两个已经上中学的孩子,过两年就将面临高考。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有北京户口和学籍的才能在京参加高考,否则必须回户口所在地报名。

“我们还回得去吗?”杨丽红问道。她和丈夫离开家乡已经18年,其间因为没交公粮、集资和农业税,土地早被村里收回去了,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倒了。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从没回过老家。

“你是北京人吗?”有参观者问这个带着京腔的小姑娘。

她看了那个唐突的陌生人一眼,没说话,离开了这间屋子。

杨丽红也只是从女儿的日记中得知,这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孩子,最近正因为一个好朋友要回山东老家上学而苦恼。她在本子上写了“为什么不一样”,后面是一连串问号。

杨丽红想给女儿的是“一样”。和北京孩子一样,上区重点小学,和他们一样周末学英语、学奥数,学跳拉丁舞。这些年,她把丈夫做家装赚的钱全投在女儿身上。连丈夫都认为这是在逼孩子,“难道不考大学就不活啦?”

杨丽红觉得,自己并不忘本,只是不想女儿再走自己的路。

1990年,她和家乡的47个姐妹一起进入广州的纺织厂,晚上睡觉被像对待犯人一样反锁在车间的阁楼上。3年后来到北京,只因为与本地人发生口角而被警察呵斥,“滚回你们老家去,上他妈这儿来干嘛”。甚至在不久前,她在旁听一个论坛时,还听到有专家说“农民工就像是自来水,需要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上”。

“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受过了,我只是不想让女儿再经历这样的屈辱。”在杨丽红看来,高考成了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通道。但是通道对流动的打工子弟并不畅通。

曾有不平者把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子女等同北京户口的八类人”的通知寄到博物馆来作为展品。八类人中,包括原北京知青、博士后,甚至具体到中建二局一公司的职工。外来打工者不在其中。

如今,杨丽红只能寄希望于户籍制度改革。但这种改革涉及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制度的问题,连她自己也承认,“不是短时间的事”。

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份取名“打工诗人”的自办小报上,有这样一段话,描述这个群体如今面临的尴尬: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和陌生的面孔/老乡们凑在一块儿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有时怀揣着对田园牧歌式生活不可复返的惆怅/不过/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者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发 条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蒋昕捷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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