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贫
那么，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的这场令世界震惊的爆炸性增长，连同所积累的财富上哪里去了？《商务周刊》根据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国资委2003－2007年的公开信息得到了两组或可透露踪迹的对照数据：
从财富增长速度看，一方面，我国GDP从13.58万亿元增长到24.66万亿元，年均增长10.5％；全国财政收入从2.17万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年均增长22.6％；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从4951.2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2.9％。
另一方面，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72元增长到13786元，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622元增长到4140元，年均增长6.8％。这意味着，老百姓从此轮增长中得到的财富积累速度，不但与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增速差距巨大，甚至还没有跑赢GDP增速。
从财富分配比重看，一方面，5年全国财政收入共计17.04万亿元，是5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10.29万亿元的1.66倍；另一方面，全社会劳动者收入（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25.7％逐步下降到2007年的23.6％。
GDP由国家税收、企业利润、劳动者收入和设备折旧四个因素构成，其中折旧率固定，这5年劳动者收入比重的降低，暗示着国家税收和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劳动者低收入为代价，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非常明显。也进一步说明，作为“世界工厂”贡献最大且最辛勤的工薪阶层，并不是此轮高速增长的受益主体。
其中广东省最为典型。该省统计局提供的权威数据显示，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1978—1983年均超过60％，1984—1994年在60％－50％之间，1995—2003年在50％－40％间波动，2004年以来不足40％，2006年为38.7％，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相反，广东省投资者的营业盈余从1978年的不足15％上升到2006年的30％以上。可以说，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人”的因素回报在急剧下降。
这一点，在一些官方调查数据中也零零散散却事实确凿地得到了印证。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所做的第6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上海社科院一项调查也表明，“50.6％的国企职工在近3年内没有加过工资，最长的6年来分文未涨”。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信息也显示，“没有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0.7％”。2005年，九三学社广东省委调研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
如果进行国际间类似发展水平上的横向比较，同样令人尴尬。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5.5％，而2008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接近8％，仅为印度的一半。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外包咨询公司美世咨询也做有类似调查：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3％，而中国为7.4％。其报告分析说，相比较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5％左右，印度只有8.7％，“这表明，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
按照历史经验，当经济高速发展时，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应该高于GDP增长还是低于GDP增长？采访中，翰威特一位高级分析师告诉《商务周刊》，“除了印度之外，日本是很好的参考系”。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1950－1980年，日本用了30年时间让百姓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意味着日本人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
“而1978－2007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水平却仅为美国的4％。即使加入购买力平价的因素，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也不到美国的20％。制造业领域，中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她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当百姓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国家绝不用担心消费低迷。”
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这种收入分配背景下，因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将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本属于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共服务逐渐推向市场化（尽管新一届政府在2006年后在民生问题上做了较大调整），普通收入水平居民的个人财富中很大一部分不得不还要应对这三项支出的巨大压力。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坦言：“国家在财富分配方面的能力太强，人民在分配方面的能力较弱，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步，可能会形成国富与民富不均衡?长期持续下去，必然是国富民贫。”
现在最令其担心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影响下蒙受空前惨烈的打击，如果不能对这个吸纳就业最庞大的领域有所改变而使目前大量倒闭的局面持续下去，更将会剧烈冲击中国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
8月4日，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在国际经济形势增速放缓、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下，初步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事实上，下半年的形势更为严峻。其结果不但会造成老百姓收入下降、拉动内需希望渺茫，而且非常可能成为社会愈发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政商利益一体化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会获得如此强大的财富分配能力？
“在一个公民权利界定不清楚的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不可避免会畸形化为以资本所有者为中心的社会利益关系。”自称为中国第一代“院外集团”代理人的武芮（化名）在一间私人会所告诉《商务周刊》记者，这是资本的力量使然，“而且是不受约束的资本力量”。
在他看来，过去几年时间内，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急剧扩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在政府保护资本的政策引导下，不但得到了体制性的巩固，而且开始主动干预国家政策、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去向。
“比如房地产集团就是中国最高调的既得利益集团。”尽管做的不是这一块，但他对这个集团的运作非常熟悉，“这是一个由开发商、经纪商及代表部门和地方的‘条条’、‘块块’，加上官员、学者和媒体为核心、战斗力非常强的利益群体。过去5年来，其左右的权力、掌控的资源和拥有的能量，已经非常惊人了。”
“他们之所以有足够的力量经常尝试对抗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就在于其在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关键位置拥有利益者甚至代理人。”按照武芮的观察，今年以来，因为房市在萧条的“阴影”中持续徘徊，全国重点城市相继出现房价下跌、成交量急速下降、开发商资金短缺等低迷行情，“一些被房地产集团盘根交错的利益关系影响和左右的地方政府，不像过去那样躲在后面，而是直接跳出来了”。
今年5月份，以沈阳市上调市内五区普通住宅标准以降低商品房交易契税为开端，拉开了全国地方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大救援”。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等19个地方政府纷纷以减税、推行货币补贴及降低准入门槛等一系列积极的利好政策。
尤其是10月18日在深圳“中国市长论坛”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应该给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应该说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出一些政策上的选择。”10月22日国务院下发文件，赋予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本地楼市费用减免的权利。这被理解为高层首次对各地刺激楼市政策做正式表态，让已经出台救市措施的城市吃下了定心丸，也使地方政府的“救市”大潮愈演愈烈。
此举引来了舆论的强烈反弹，尤其是西安市政府用财政补贴商品房购买，被指为“拿纳税人的钱救房地产商，损害老百姓的利益”。10月下旬，国内一家门户网站发起“房地产救市”调查，195103名参加者中，84.72％的网民反对救市，77.03％的网民认为最近两年房价仍会下跌，88％的网民认为，如果救市，地产商获益最大。
武芮认为，这次政策转向，也把开发商与政府的关系再次暴露无遗：“回头看，先是开发商鼓吹救市，接着行业组织向上出招向外造势，在中央政府尚未表态之前，地方政府出来救市，最后政府主管部门公开支持，再后来才是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出台救市政策，可见，开发商的力量不可低估。”
“事实上，楼市中仍然存在暴利，还不至于需要财政刺激，地方政府的举动等于公开和开发商利益联盟。”他分析说，这些年来，“房地产利益集团先是反对经济适用房，要搞商品房的一统天下，基本上成功了；接着打着反对政府干预的旗号反对宏观调控，要把房价涨到底；现在，他们又打着救经济的幌子呼吁政府救市。”
武芮的结论是，无论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发现“血酬定律”的吴思提出的“资本-官家主义”，“政商利益一体化让过去5年中国经历的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更多地转移到资本所有者和资本控制者的手中，无论他或她是政府官员还是开发商。”
“处长治国”
武芮特别提到了郭京毅案。8月13日，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中纪委“双规”。随后3个多月时间内，原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现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商务部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保忠，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以及中国首富黄光裕等相继“落马”。
“政商利益要达到一体化，关键还是政府官员手中公权的控制和争夺。”与郭京毅打过交道的武芮直言，“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力量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其实就是处长，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权力就控制在中央关键职能部门的2000多名处长手中。”
“郭京毅这些人就是在处长任期中建立了绵密复杂的利益链条。”武芮根据自己与郭京毅们打交道的经验解释说，一般而言，处长作为部委和厅局相对较低级别官员，并不具有决策权，只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处长作为政府最基本的职权级别，名义上没有实际权力，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副部长、部长手里，但其作为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员，拿出的意见常常最有分量，因为只有他掌握和清楚其细分领域最全面也最隐秘的利益所在。”
“处长们精通政策，长期在基层，又不大挪动。有时候一把手‘走马灯’换个不停，但他们却变动不大。一个位子上坐长了，门道也就多了。政策不透明，缺乏对决策过程的监督，造成处长成为部门内部的‘实权派’。”在武芮看来，“一项建议或政策，你可以骗过司长、部长甚至国务院，但很难骗得过处长。”
特别是，“一些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却分解、掌握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权力又落到了几个人手里，一个处长的一句话就可能涉及上千万上亿的资金、项目。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基本都会被采纳，权力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出来”。
采访中武芮说，一位与其关系甚密的官员告诉他，“目前的‘现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安排，让‘现管们’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行政审批的非标准化或标准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审批和答复的无时间限制等等，给处长们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欺上瞒下’的技巧更使他们‘游刃有余’、‘取财有道’”。
所谓“欺上”，表现为通过筛选、截留信息，以求得领导对其“工作方式”的理解;所谓“瞒下”，就是把自己的某些想法揉进领导的意图和政策解释中，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牟取私利目的。“其结果是搅乱了资源配置的规则和秩序，使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扭曲为处长们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某些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他说。
“事实上，郭京毅在商务部17年，一步步就是这么干的。当然，他不但自己干，还扩张出去织结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大网。”自称也是“受害者”的武芮直言，现在部门难打交道，没有好处不办事，或推诿扯皮，或敷衍塞责，或公权私化，甚至非法受贿，都是“处长现象”的典型表现，“实质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个人化”。
对此，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在2003年“中国民营企业文化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家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转到处级及科级以下的具体落实时，信号就减弱得非常厉害。他自嘲说，“我们不怕大官怕小鬼，小鬼真是得罪不起。到职能部门找处长办事，如果要钱就放心了；如果不要钱，你要办的事情就挺悬乎。”
也因此，一方面，职务犯罪中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权威机构的统计显示，2003—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职务犯罪达10431人；另一方面，“下海”的处级干部深得国内外企业追捧。
不论是政商利益一体化还是其典型案例的“处长治国”现象，巨大的利益输送发生在政商之间，已经成为不争的社会现实。11月8日，北京市检察院召开的“纪念首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座谈会上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官员人数高达1.6万－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外逃贪官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
还有一组《商务周刊》从过去5年国家统计局公报中分析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8.19万亿元，而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2.82万亿元。按照2007年10月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接受新华社记者的披露，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
而工资性收入无疑是中国最清白的“合法收入”。那么，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至少有高达4.17万亿元的收入无法解释清楚来源。如果把过去五年数据加起来计算，这部分无法解释清楚来源的收入更高达15.72万亿元，几乎是2004年中国全年GDP总和。
不过，尽管来源难以解释清楚，但毫无疑问这部分收入绝对没有流入中国工薪阶层的口袋。
本文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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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