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全文)

2009-04-16 00:37:55 来源: 新民周刊(上海)
0
分享到:
T + -

新民周刊2009014期封面

从维多利亚广场上俯瞰广州,灰霾把城市笼罩得如同一个充满雾霭的森林。吴峻松/摄

一颗红心 两叶黑肺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颗红心,两叶黑肺”?我们柔软的肺,当了谁的吸尘器?

广东的钟南山院士说,灰霾天气致肺癌率猛于尼古丁!

如果我们坐以待毙,会不会将是:我们的童年,听到“狼来了”,好怕怕;而在未来,我们孩子的童年,难道要听到“霾来了”,更怕怕?

《尔雅》曰:“风而雨土曰霾。”早在几千年前,飞扬的沙尘粒子,织就了古义中的霾。

如今,我们目光所及之处,灰云压城,蒙蒙一片。这是雾吗?

在城市中,我们肉眼所及的朦胧,十之八九都是灰霾!——气象科学家的声音振聋发聩。

我们肉眼无法所及之处,空气早就脏得不像话了。层层灰色,早就融合了几重的复合污染物。

灰霾是温柔的杀手。它的本质是“细粒子污染”,主要来自汽车尾气排放的气体污染物经过一系列光化学反应所形成的“二次污染物”,具备强烈毒性。

这种高浓度的大气污染可在数天之内吞噬很多人的生命。人们不会忘记,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中罹难的那些鲜活生命。

这是一个轮回的因果:人类的为所欲为造成空气污染,空气污染造就灰霾,而灰霾又反过来吞噬人类的健康与生命……对自然的不敬,让我们正在付出代价。

所谓“雾都孤儿”,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伦敦其实是“霾都”,那种云缭雾绕的诗意,却是污染后的空气徘徊不去的控诉!中国的重庆,如此。中国的几大发达城市京津沪,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污染到了一定程度,高空还会有褐云沉积。

一个人每天大约需要吸入15立方米的空气。在中国的许多大中型城市中,我们每天与空气中的杀手亲密无间。我们每个人都是年中无休的“吸尘器”,无处可逃。

几组数据触目惊心——

中国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35万人,急诊病例680万人,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占中国GDP的7%。

2004年,中国城市由于大气污染,共造成近35.8万人死亡。

……

我们无辜的两叶肺,终于也开始反抗糟糕的空气了,灰霾与肺癌有了“七年之痒”。气象科学家吴兑研究出这二者的如影随形:出现灰霾严重的年份后,相隔七年就会出现肺癌高发期。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逃离杀手阴影,幸福地生活在碧空蓝天下?

当长三角还对霾始感陌生时,珠三角早就对霾耳熟能详了。这里的气象科学家、医生们、记者们,不再沉默。治理灰霾,珠三角的经验或可为借鉴。

还必须要有的,包括政府及时公布灰霾污染信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以及环保、气象、卫生部门的联动机制。

我们再也不能以“早就习惯这种空气了”来表达对于自身健康的漠然了。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贺莉丹)

内文导读:

第二页:广州在灰霾中

第三页:灰霾之下人人都是“吸尘器”

第四页:晨跑,无异于“慢性自杀”

第五页:从ABC到霾

第六页:广州式黑肺的体制困境

第七页:广东在行动

钟南山:肺如果是红红嫩嫩的,那肯定不是广州人

广州在灰霾中

吸烟者数量已在逐年下降,那为何肺癌患者在过去30年却上升了46.5%?钟南山认为,这与大气质量恶化不无关联。

撰稿/贺莉丹(记者)

“温水煮青蛙”

四月天,微风拂面,几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让珠三角的城市开始变得湿润,迅速暖和起来。

2009年4月11日,来自广东省气象局的天气预报显示,阴天加灰霾的天气已经持续一个星期。

清晨7点半,早就翻看到都市报上关于灰霾预报内容的阿璟,出门前没忘记叮嘱婆婆,要到傍晚时分才能带刚一岁半的小宝宝出门玩耍。阿璟记得气象专家的告诫:灰霾天气的早晨,空气污染浓度高,要减少到户外活动,而下午和傍晚,污染物浓度低,“出门空气会比较好一些”。

匆匆穿行于这个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欣欣向荣的小区时,阿璟留意到,高高的木棉树上,花朵残红深深如许,耷拉着,那是晚春的留痕。又是个半阴半阳的天气,透过广州这座城市上空的薄雾,她看见,太阳像一枚咸蛋黄,镶嵌在失去光泽的天宇中。

公共汽车缓缓地行过海珠桥时,阿璟探头一瞥,窗外虽无烟雨却朦胧,整座城市的天幕是灰蒙蒙的,如果在晴朗的天气,能有阳光穿行于高楼大厦之间,那么,在光线中跳舞的灰尘细粒,便能清晰地看见,但那种太阳晒在人的身上,也是散了力气的。何况此刻?她的视线越过珠江上停泊的船只,往更远的江天交界处眺望过去,景致是不甚清晰的。

汽车在局促地排队前行,人们压缩在沙丁鱼罐头一般的车厢里,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粤语还是算发音响亮的方言。沸腾的气氛,好比一锅滚开了的水。这只是位于中国南大门的广州,一个最为稀松平常的早晨。

处于珠江三角洲北缘的广州,横跨北回归线,拥有宜人的亚热带气候,看上去总是郁郁葱葱、繁花似锦。这个地理书本中介绍的“温暖多雨、光热充足、夏季长、霜期短”的城市,却被许多市民称为:广州只有两种天气——晴天与灰天。

对于阿璟而言,“灰霾”,已经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字眼了,这个明媚爽朗的南国女子,讲话时,往往会连带着活跃的手势比划着,“在整个珠江三角洲,你随便抓个人去问问,现在哪里还会有人不知道‘霾’的呢?!”阿璟的神态俏生生,语气是理所当然的。

2003年,“灰霾”这个新字眼开始在广州乍现,如今早已为市民们耳熟能详了。

灰霾的英文为haze。“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的空气普遍有混浊现象,使远处光亮物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微带蓝色”,这是中国气象局的《地面气象观测范围》中对于灰霾长长的定义。

这五六年来,广州的医生们持续不断地在电视、报纸上亮相,他们苦口婆心地向市民发出善意的提醒,告诫他们在灰霾天气中必须了解的防护之道。相较于其他城市,“灰霾”这一名词在广州,是深入人心的,这还得益于这座城市的气象学家们、记者们、环保工作者们的不懈努力,而对于灰霾,政府官员也坦然以对。

“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就属于灰霾现象,5至8公里属于中度灰霾现象,3至5公里属于重度灰霾现象,小于3公里则是严重的灰霾现象”——这是气象学家们给予这种灰霾天气的表述。

“我们听得到这个城市的所有声响,却看不见城市的真实面貌”,阿璟简洁地描绘出她的这个都市。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市民而言,生活在灰霾天气中,“憋气、咳嗽、头晕、乏力、犯困、反胃、恶心、易怒……”医学专家们所列举的上述身体反应,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

阿璟的故乡,在广州往南去的一个小城,山清水秀,阳光充裕。跟许多人一样,大学毕业后,她留在了广州,并在这里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

在像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中生活,坚强是必需的。阿璟和她的先生,都对空气质量感觉敏感,因为他们都有或轻或重的鼻炎,“没来广州前,可没有鼻炎”。在广州生活了7年后,她的先生,鼻炎加剧了,不得已去做了一次鼻窦炎手术。

当然,对于像阿璟这样漂亮且讲究仪态的女子而言,用力地擤鼻子,类似动作是不甚雅观的,但她总是忍不住偷偷地来一次;晚上入睡前,阿璟还会用力地咳嗽,那种过于响亮的声音,让她自己都诧异于自己的爆发力,但是,“不咳出来就不舒服”。

除了灰霾天气以外,阿璟与她的家人还要忍受一些莫名的异味。“那是小区背后那家味精厂放出来的臭味,好难闻!”为此,阿璟多次拨打过环境保护局12369的污染投诉电话,即使在很闷的天气或下雨后,她也不得不关窗睡觉。

适应灰霾天气的过程,被形象地比喻为“温水煮青蛙”,缓慢地适应着周遭,想要脱身之际,也许觉之已晚。

“广州式黑肺”

最近,气象学家、环保专家们频频呼吁要在目前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增加一项关于一种名为PM2.5的细粒子颗粒物的浓度检测。这听上去太专业,阿璟还不太明白,但在去年初夏,知名医生钟南山提出的“广州式黑肺”一说,倒让她顿觉惊心。

2008年6月,由广东省环保局主办的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直言,他在接诊过程中发现,50岁以上的广州人哪怕没有肺部疾病,手术开出的肺都是黑黑的,“如果是红红嫩嫩的,那肯定不是广州人”。钟南山一语惊人。“广州式黑肺”,一颗红心,两叶黑肺,听来惊心。

“在灰霾天,呼吸科门诊量会增加一成半”,作为一名呼吸科医生,钟南山坦言,他最怕出现的是灰霾天气。在他看来,珠三角正面临着复合型大气污染的威胁,而复合型污染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光化学污染与灰霾天增多,也对人体造成危害。

通过大量研究,钟南山发现,PM5以下的细粒子对人体影响最大,PM10是可吸入颗粒物,主要进入呼吸道、咽、鼻部;PM5以下的细粒子能进入支气管,而PM1以下的细粒子则可进入肺泡,而很多病都是发生在气管;他解释,空气污染不仅能引发急性中毒,还会引发慢性炎症,比如,支气管炎、肺气肿、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发作。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戴昌芳在受访时也表示,PM2.5具备携带病菌的能力,由于其粒子更小,能进入到人体的血液循环,因此PM2.5所携带的化学物质与细菌可能引起炎症,并引起肺组织细胞的损伤等等。

但更让人关注的是,复合型污染的大气中的一些污染物,成为诱发皮肤癌与肺癌的重要因素,“现在肺癌已成为广州的常见病”,钟南山指出。在南海、广州、珠海、香港、澳门的对比研究中,广州发病率是最高的,上世纪90年代还是27.5例/1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了一倍;全国亦如此,肺癌占到恶性肿瘤的33.1%,已经代替肝癌成为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

相关研究表明,吸烟者数量已在逐年下降,那为何肺癌患者在过去30年却上升了46.5%?钟南山认为,这与大气质量恶化不无关联。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灰霾污染日益严重。臭氧污染、颗粒物细粒子污染、光化学烟雾污染等新的空气污染问题已经出现”,与会的广东省副省长林木声也有感而发。

不论贫富贵贱,所呼吸到的,原不过是城市中的同一种空气。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灰霾才是真正的“天罗地网”。

但如果天有病,人知否?我们该如何应对?

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对这座城市,你要么离开,要么留下。阿璟选择后者,眼看着这座城市的蓬勃崛起,广州早成为阿璟不可割舍的家园,何况,现在这种局势下,有份还算安稳的工作,多么不容易。于大多数人而言也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喝猪肺汤,清清肺咯!不然,还能怎么办?!——阿璟反问道。6年来,她已经累积一些应对灰霾天气的日常生活经验。

生活在广州的人们大都有一大把的应对灰霾之道,诸如,不要在灰霾发生时开窗换气,因为灰霾来临时,室内的空气反而比室外更为洁净;灰霾天气中,要尽量避免出行,减少聚会、不在公共场所滞留过长时间,呼吸道病人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病等患者尤其要注意;要锻炼身体以提高肌体抗病能力,要合理膳食和营养……各大报纸、电视也有相关灰霾天气的报道,灰霾何时撤离,市民如何煲汤保养,等等。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还没有研究过灰霾天气与肺部相关疾病的之间的发病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灰霾天气出现时,到我们呼吸科来就诊的病人就明显多起来了”,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呼吸科主任于化鹏告诉记者,呼吸科的病人,对于灰霾天气显然是异常敏感的。

灰霾与其引发的相关病症的关联,究竟是怎样的?科学家们尚在研究中。

肺癌与灰霾的“七年之痒”

“珠三角的灰霾程度在国内发达地区最轻,但过去10年华南地区空气污染物浓度有增无减,灰霾将取代吸烟,成为肺癌的头号杀手”,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吴兑认为,灰霾可能是导致肺癌患者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结论听上去,很吓人。

这位将“灰霾”这一概念引入到他生活多年的广州的气象科学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自己清醒的预警信号,他坚持,“灰霾不是雾,灰霾主要是由于细粒子污染造成的”。

2002年底,在北京的一个灰霾防治会议上,北京的几个专家提出了“灰霾”这个名词,当时围绕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与发达国家博弈,“灰霾”一词应运而生。在吴兑看来:“霾”是个自然现象,加了“灰”字,就有了人类活动的意味,“广东就是,从民众到媒体认了灰霾这个事儿”。

从2003年开始,吴兑便开始向媒体与公众介绍珠江三角洲这种似雾非雾、似尘非尘的天气,他在他潜心关注20多年的气溶胶研究领域,并未得到像今天做灰霾研究时这么多的关注。

2006年,吴兑与钟南山院士一起参加了一个高峰论坛,他的报告主要涉及细粒子污染与灰霾日增加,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呼吸道研究与临床治疗的钟南山主要是报告人体健康,钟南山提出一个疑问:解放以后卫生条件出现好转,人们生活水准也得到提高,各种癌症发病率都呈现下降趋势,比如,胃肠道癌症、广东特有的地方性鼻咽癌及与卫生条件紧密相关的宫颈癌都在今天大幅度减少,但奇怪的是只有肺癌却增加了。

“通常我们会认为肺癌与吸烟率密切相关,但实际上钟南山院士在长期研究中发现,吸烟率是与过去相比是持平甚至下降的,于是他提出肺癌的发病率是否与空气污染、灰霾天气有关联的问题”,吴兑受了钟南山的启发,才开始研究能见度、灰霾天数与肺癌之间的关联。

卫星观察显示,在过去10年,华中和华南的气溶胶和气体污染物浓度变得非常高。

“暴露在气溶胶浓度非常高的环境中可能导致严重的人类健康问题,包括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以及肺癌”,吴兑分析了广州52年的地面灰霾历史测量数据,数据表明在1954年至2006年间,肺癌发生率伴随空气污染事件的显著增长而大幅增加。

简而言之,“空气良好,就相当于市民集体戒了烟”,吴兑说。

“虽然生物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但是统计表明,空气污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呼吸道发病率和心肺疾病死亡率。它也和肺癌密切相关,例如从柴油机的发动机释放的粒子相信含有诱导有机体突变和致癌的物质”,并且,通过搜集公开发表刊物的肺癌资料、吸烟率以及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吴兑发现,广州的肺癌和灰霾天气有相隔7年的时间滞后相关的统计关系,他发现了如下的相关性:

1954年至1972年间,气溶胶光学消光系数(AEC)变化缓慢,通常小于150(Mm-1,兆米分之一),但1972年至1980年间,快速增加,在1980年,接近300(Mm-1)。最后,在1980年至2005年间,一直保持高值。而在1954年至2006年,广州的吸烟率(定义为每年每人烟草的总消耗量)没有显著的长期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1954年至1972年,广州肺癌的发生率较低,死亡人数仅为10人/每百万人,但1972年至1980年和1980年代初,增加至20人/每百万人。1990以后,此值高达50—70人/每百万人。

“两者的变化曲线相当吻合,统计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在高污染大城市中,如华南的广州,空气质量下降和肺癌造成的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今年2月,吴兑的研究成果刊发在美国著名杂志《Atmospheric Environment》(《大气环境》)上。

“灰霾天气的增加经过七八年以后,肺癌死亡率随之提高,这二者之间的时间滞后关系比较吻合。但肺癌的致病机理与其确切的死亡率提高的真正原因,我们仍然希望由呼吸病专家与流行病学专家来共同完成研究”,吴兑相信,相关的科学家会对此领域有兴趣。

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网站主页上,一条“让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字幅,不间断地滚动播出,十分醒目。(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的部分广州市民为化名)

灰霾之下人人都是“吸尘器”

目前我国主要有四个地区灰霾比较严重,分别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与四川盆地。黄淮

海平原灰霾区和长江河谷灰霾区,呈现融合之趋势,而两个区域一旦融合,灰霾面积将更广大,空气污染治理也就更为困难。

撰稿/贺莉丹(记者) 江家岱

从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吴兑位于广东省气象局20楼的办公室往外眺望,广州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这几天广州下了几场雨,所以这天看上去已经好多了”,吴兑指着窗外,窗外的那片天,依然显得暗沉。

1951年出生于北京的吴兑,是中国研究气溶胶(指气体介质中加入固态或液态粒子而形成的分散体系)的权威专家,也是“灰霾”(haze)这个中文名词诞生的见证者。目前,吴兑与他的科研团队已经完成了《2007广东省大气成分公报》、《2008广东省大气成分公报》,这是中国最早的两份关于大气成分的气象公报。

2009年4月5日,在广州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这位身形高瘦的广东省气象局首席专家谈起有关“灰霾”,总是信手拈来;而谈起城市大气细粒子污染时,他的神情恳切,言语却是犀利的。虽然在广州生活了20余年,但吴兑有一口纯熟的京腔。经年的素养,让他显得严谨专注且行动利索,绝少“外交辞令”。

吴兑的办公室中,有三台相连的电脑显示器,吴兑在给记者讲解他自己制作的数据与图表时,鼠标轻轻滑动,那么,悬挂于墙上的大屏幕显示器就能清楚地直指他的意图了。采访开始时,吴兑给记者演示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各种大气气象图表。这次会面之后,他要相继去北京与南京,日程安排满满。

有趣的是,历年来的灰霾天气的出现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往往有着紧密的关联。一条灰霾日逐年变化的曲线蜿蜒,紧跟其波峰、波谷跌宕起伏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经济生活走向。比如,长期来看,珠三角的灰霾天气就与经济发展同步。从这个角度而言,灰霾天气无异于一个显示人类活动对于大气环境造成污染深浅的晴雨表。

吴兑办公室外的露台上,安装了几台检测大气成分的仪器。现在,这位气象科学家只要一打开电脑,就能够看见整个珠三角远程计算机系统传输过来的大气成分的实时监测数据了。

总是埋头忙碌工作的吴兑自称,他已经将他80%的时间与精力贡献给了“灰霾”研究。

从19 78年开始灰霾天气在我国爆发性增长

《新民周刊》:有气象图表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灰霾天气在整个中国都非常少见,那么从何时起,灰霾开始在中国肆虐?

吴兑:可以说我国一直到1974年,空气都是干干净净的。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年中可能只有一两天是灰霾。但对比图表,我们可以发现,香港从1968年开始灰霾天气就已经比较厉害了,因为那时香港的工业发展了,而内地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

但其实在改革开放前,灰霾就已经在中国初见端倪了,从这些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晰,实际上在1974年、1975年、1976年就出现了一个个灰霾增长的小峰,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有了一种蠢蠢欲动式的经济发展前兆,似乎压也压不住了,这也导致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灰霾天气开始在我国爆发性增长。

《新民周刊》:从这些图表,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灰霾天数与工业发展的一些趋势与关联。

吴兑:是的。早在1958年、1959年,全中国的中小城市都有一个灰霾增长的高峰,这是由于当年中小城市那种土高炉式的“大炼钢铁”所造成的,而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中国大城市没有这个现象,因为这些大城市有专门的炼钢厂。

比如,沈阳的情况就比较特别与典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这个当年苏联援建的重工业基地灰霾就已经很严重了,年灰霾日基本在300天以上,但沈阳在上世纪60年代突然好转了,那是由于“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滑坡、工业停滞等。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沈阳的灰霾天数忽然就下降了,那是由于当时的国企改制、工业转型。

这些气象资料非常珍贵,它们忠实地记录下这些历史事件。我希望大家认识到,人类活动是导致灰霾天气的主要诱因,最早的自然界中的霾,大多起源于所谓的沙尘暴,自然情况下,南方一年顶多出现一两天的灰霾日;但现在人类的活动、工业污染,却可以在一年内就造就出100至200多天的灰霾日。

《新民周刊》:目前灰霾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区是否已经呈现出一些区域性特征?

吴兑:在这张大气环境地图上,蓝色表示没有灰霾,橘红色越深,就表示灰霾更严重,污染也更严重。

可以看到,目前我国主要有四个地区灰霾比较严重,分别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与四川盆地。这四个地区有一些典型的区域性特征。

从北说起,黄淮海平原即京津冀地区一直是经济先发地区,面积辽阔。其中,北京的霾主要是出现在盛夏季节,从历史上来看,每年6月至8月间,北京的霾比较严重,而其他地方都是冬季霾的出现较多,我们也可以看到,奥运之前进行的治理,还是有很大效果的,北京的灰霾情况有所减少。

往东,是长三角地区,这个区域以长三角城市链与长江河谷为特征。其中,南京、杭州等最近每年的灰霾天数都达到了200天以上,比珠三角要严重一倍。长三角的区域性特征非常明显,南京、杭州、上海城市之间的灰霾变化趋势非常相似。其中,尤以杭州的灰霾情况最为糟糕,这主要因为杭州范围内工厂规模虽不大,但数量众多,也与其连成片的发达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相关。

目前存在一个非常不好的迹象是:黄淮海平原灰霾区和长江河谷灰霾区,呈现融合之趋势,如果一旦融合,灰霾面积将更广大,空气污染治理也就更为困难。

还有一个灰霾区域是四川盆地,四川盆地灰霾的形成与其地形有很大关系,早在解放前、“文革”前,大量兵工厂就都聚集在了四川盆地,大量污染排放源的存在以及极差的大气扩散条件,导致了四川盆地的灰霾天气。重庆其实就是一个“霾都”,灰霾一直很严重。

最南边的珠三角的灰霾严重程度不如前三个区域。不同于前三个区域,珠三角区域孤立存在,与其他灰霾区域都不相连,所以珠三角的污染治理相对容易一些。但如果以后北部湾地区逐渐被开发,也有可能与珠三角连成一片,这就麻烦了。

除了以上区域外,我国灰霾比较严重的区域还包括山西南部、河北南部与河南中北部,这张图片也显示出,全国最严重的灰霾区域是在河北邢台,邢台的灰霾日最高一度超过了300天。这是因为那些粗放经营、产能很大以及装备落后的燃煤电厂、钢铁企业都集中在了邢台周边地区。在河北的邯郸、河南的南阳,以及山西南部的长治、运城都出现类似邢台这样的严重灰霾天气情况。而海口则是目前全国灰霾天气最少的城市。

《新民周刊》:你长期研究珠三角乃至全国的灰霾天气及预警工作,在你看来,目前珠三角的灰霾程度在全国处于怎样的级别?

吴兑:如果按照重度、中等、偏轻三个标准来衡量灰霾天气,珠三角地区在中国城市群的发达区域中是偏轻的。从珠三角的情况来看,从清远到三水、佛山、南海、江门、新会、斗门,形成了一条灰霾天气的集中污染带。

佛山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一个工业城市,在佛山很早出现灰霾天气时,广州还没有灰霾,后来佛山的灰霾天气持续增长,但佛山现在每年的灰霾总天数也跟广州差不多,并且,由于目前佛山的陶瓷业已经转移到清远去了,这让清远的灰霾也变得很严重。东莞则与佛山截然相反,过去东莞几乎没有灰霾天气,到现在东莞的灰霾非常严重了,曾是全广东省第一。肇庆很有意思,因为珠三角地区雨季盛行东南风、旱季盛行东北风,肇庆处于下风向,所以虽然肇庆没有大的污染源,但它处在珠三角气溶胶云的“尾羽”里,所以肇庆实际上是受害者,这表现为其灰霾天气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广州的灰霾情况最严重是在2004年左右,目前已持续好转。2008年,广州全年的灰霾日在110天左右,这与2008年的大气环流形势以及政府对大气环境的治理有关。但是我们依然不满意,广州一年的灰霾日,依然是太多太多了!其中还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广州上半年的灰霾日是96天、下半年是14天,这与金融海啸造成全球经济生产衰退、加工业开工不足、物流减少有关。

汽车尾气是首要污染源

《新民周刊》:城市大气呈现“复合型污染”,其污染源是如何形成的?你一直强调的“细粒子污染”,又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危害呢?

吴兑:目前我国城市出现了新型的复合型大气污染。我们认为,早期的污染是煤烟型污染,即以粗颗粒物为主,这发生在19世纪工业化开始时;第二期的污染是由于能源革命造成的,即以硫酸盐与二氧化硫为主的污染;而第三阶段是以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污染,其污染物主要有四类,前体物即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物(VOC),这些气体经过紫外线照射会形成光化学烟雾,届时其标志物臭氧浓度会非常高,最后的产物就是细粒子。

细粒子污染物被我们称为“二次污染物”, 细粒子污染物不是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的,而是主要来自汽车尾气排放的气体污染物经过一系列光化学反应所形成的二次气溶胶细粒子。细粒子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

1952年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强烈的低空逆温使泰晤士河谷烟雾弥漫达一周之久,造成约4000余人因烟雾死亡;美国洛杉矶数次发生过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就是汽车尾气与阳光中的紫外线共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烟雾污染,在一周内平均每天有70至300余人死亡。

国外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从煤烟污染阶段过渡到今天的细粒子污染阶段。而我们国家处于复合型压缩性的污染类型,人家长达百年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我国集中地压缩、同时出现了,这形成了我们目前的新型复合型大气污染。

我们的工业完成了三级跳,城市大气污染也在尚未摆脱第一期的煤烟污染阶段时就跑步进入了第二期的污染阶段;在前两期污染还比较严重时,又加速进入了最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阶段。

珠三角普遍存在光化学烟雾形成的细粒子污染,细粒子在气溶胶中占到60%至70%。就细粒子污染而言,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细粒浓度已经超标10倍了,目前美国的细粒子浓度大概是十几μg/m3(微克/立方米),而我们现在都是80至150μg/m3(微克/立方米)了。

可以想象,人暴露在这样的空气中是相当危险的!灰霾天气下,人人都是“吸尘器”。广州市有上千万的人口,广州市领导得感谢这上千万人,因为这就相当于有了上千万个“吸尘器”,每天在给这座城市过滤空气。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当下中国城市大气最危险的污染源来自哪里?

吴兑:这个新型复合型的城市大气污染主要与人流、物流与交通流关系密切。我们通过在中国主要大城市完成的科研课题发现,以汽车尾气为主的交通源在有些城市占到污染源的40%以上,一般而言,也能占据20%以上,氮氧化物的排放是以汽车尾气为主,交通污染源排在城市大气污染源的第一位。

我国西北地区也有工业城市,但没有类似广州、上海这样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所以西北地区暂时尚未出现严重的新型光化学烟雾污染。如果没有一定的人流、物流与交通流,这样的新型复合型城市大气污染是不会出现的。

《新民周刊》:为什么说城市交通是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而非工业污染呢?

吴兑:就世界各国而言,如果进入发达社会,占第一位的是交通污染源,第二位的污染源是农业畜牧业,第三位才是大工业污染源。

而我们国家不存在美国大量农业机械造成的污染源,主要就是交通污染源和工业污染。我国在粗放型的早期发展时期,占第一位的是工业污染,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了。工业发展成熟以后,交通污染源就成为第一位的污染源。

就地理而言,中国在三个经济先发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交通污染源已经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原因;而其他区域,诸如中国西部大工业城市西安、兰州等,工业污染源还是占第一位的。

所以,我国环保部门1982年制定、1996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API指数)体系目前依然适用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不再适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经济先发区域了。

晨跑,无异于“慢性自杀”

《新民周刊》:今年三四月份,上海频繁地出现阴沉灰暗的天气,在你看来,这是由于灰霾天气吗?我们如何区分雾与霾?

吴兑:对,应该主要都是灰霾。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城市周围灰蒙蒙的模糊的天气状态都叫雾,实际上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雾,而是霾。

从气象学而言,雾出现的机会很少,雾在全世界主要出现在两个地区,高山地区与两极,即高海拔或高纬度。雾主要是由水滴和冰晶组成,《尔雅》曰,“风而雨土曰霾”,顾名思义就是沙尘暴引起了古义中的“霾”,黄土高原就是这样形成的;黄海、东海丰富的渔场包括舟山渔场,也是沙尘暴送“霾”过去、使得营养物质沉降到海里,才造就了资源丰富的渔场。

霾的形成共有3种机制:一是自然界的扬沙、沙尘暴、浮尘形成的霾;另一个是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粉尘形成的霾;还有一个是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态污染物通过光化烟雾形成了霾。可见,霾是由沙尘、海盐、有机碳等复杂粒子组成的,霾与雾有着根本区别。

雾和霾在学科上是有明确的不同定义,而且在科学上,我们认为一个霾粒子通过吸湿增长成为雾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尤其在城市里看到的,十之八九都是霾,极少看到雾。雾是低温下饱和气块的可见标志,需要一定的降温过程才能形成。

教科书上明确写着,不管是大气物理还是大气光学的表述都是:大气中每时每刻都有霾存在,而雾滴的存在是少见或罕见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城市的十次低能见度,九次应该是霾。

还有一个经典定义是:雾一定要饱和,一定要有降温过程。至于低温范围,我们气象学上通常认为是在15摄氏度以下才可能形成雾,放宽而言,也得在25摄氏度以下。新闻称,“上海二三十摄氏度还有雾”,这是不可能的;而称,“在北京的夏天出现雾”,就更不可能了。这些都不是雾,而是霾。像现在,广州春天的太阳显得比较“虚弱”,这也与霾有关。

《新民周刊》:雾和霾有污染吗?霾对人的影响表现在哪里?

吴兑:因为雾和霾可以相互转化,霾本来含有有害物质,等到真正过饱和以后形成雾,那雾的污染浓度也会很高,所以在城市区域,雾和霾,都是含有有害物质的。

就跟水污染一样,实际上水已被有害物质污染了,但表面显得清澈透明,等到水发黑、发臭了,其污染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无法弥补了。大气污染也是一样的,当肉眼还无法感觉到时,大气的污染指数就已经超标了,等到人眼看到空气不行时,大气中的有害物质浓度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治污的时候了。

PM1(空气动力学等效直径为1微米以下的大气颗粒物)的细粒子,如果沉积在鼻腔与呼吸道里,人类可以通过自我清理系统比如吐痰、擤鼻涕等清理掉,但如果PM1细粒子是水溶性的污染物,它能沉积在肺泡里,经浸润之后可通过肺泡交换进入主静脉,再由主静脉输送到心脏直至全身,这样尤其先会伤肝肾,人体的解毒系统会首先遭殃。灰霾也阻挡了紫外线,使得小儿佝偻病高发。

我们最近发布在美国《Atmospheric Environment》(《大气环境》)杂志上的论文就说明:如果人体长期暴露在细粒子污染的环境中,七八年以后因罹患肺癌而死亡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灰霾天气出现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并且要把早晨运动改成黄昏运动。因为在一天中比较而言,大气污染物水平低、扩散条件较好的时候是在接近黄昏时,应该说,午后是一天中空气质量最好的时候,而在灰霾天气的早晨进行运动,恰恰是污染物浓度最高之时;并且一旦运动就会比正常的呼吸量大,那吸入的有害物质就会成倍增加了。在灰霾天气下晨跑,无异于“慢性自杀”。

另外,严重灰霾发生时也可以戴上七层的医用口罩,但这种医用口罩会增大我们呼吸的压力,经常性地在倍受压力的情况下呼吸,对人体健康也是有害的,所以医用口罩也不宜长期戴。像北方与美国那样防花粉的一些措施也有用,比如,在灰霾发生时,将窗帘和门帘润湿,就可以过滤一些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新民周刊》:大家都讲,广州的天气除了晴天就是霾天,广佛地区是十场雨八场酸。灰霾和酸雨之间,有一些关联吗?

吴兑:灰霾与酸雨都是大气污染的表述形式,这就跟上海一两千万人中有男女、高矮之分一样,污染物质也有千差万别,酸雨主要是由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造成的,而灰霾则是由细粒子污染造成的,灰霾可能是酸雨的缓冲物。

酸雨是中国华南地区特有的现象,华南地区土壤特质是酸性的,在先天上就吃了亏,酸雨在华南地区就变成了一种常态,而且如果华南地区工业污染加剧,这里的酸雨就会加重。而到北方尤其北京,这些地域的背景是呈碱性的,酸雨就比较轻。

测“苹果”与数“樱桃”

《新民周刊》:能见度与灰霾天气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吴兑:PM1、PM2.5、灰霾,在大气物理学界都已被人们熟知,而一些有关部门5年前还一直不知道灰霾到底是什么、灰霾又为何与空气污染有关,早在2003年至2005年时,环保部门经常质疑我们,他们认为灰霾不是空气污染。但现在气象部门与环保部门关系很融洽,通过大量的工作交流,他们逐渐理解到,“灰霾天气的本质是细粒子污染”,我一向强调这是灰霾的本质问题。

细粒子污染是大气能见度恶化的本质。我们通过大量观测发现造成能见度恶化的因素里,PM1的细粒子贡献了69%,黑碳粒子贡献了21%,有关部门目前在测量的PM10的巨粒子只贡献了1%,所以有关部门当然测不出来,最后报告的空气质量自然一直是优和良。

《新民周刊》:我们听到的环保部门关于空气质量的报告似乎总是乐观的,为什么灰霾天气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我们的重视?

吴兑:治理大气污染由环保系统负责,我们有关部门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跟国际相比,有着很大缺陷。

国际上环境空气质量(API指数)体系,需要检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与细粒子颗粒物,而我国环保部门目前的API指数只检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与可吸入颗粒物这三项。

如图所示,我们将PM 10(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这些巨粒子比作“苹果”,将PM2.5、PM1这些细粒子比作“樱桃”,空气污染的质量浓度高低是被“苹果”决定的,而能见度是由“樱桃”决定的,但是,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现在只测量“苹果”的质量,并没有去测量“樱桃”的数量。

我们有关部门的空气评价体系一直显示,我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挺好的,因为按照我们现行的PM10检测标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空气污染都不会超标。但如果按照PM2.5浓度检测标准来看,那我们天天都严重超标了。

像现在的灰霾这种污染,用我国有关部门现行的评价体系是无法评价的。恰恰目前我们气象部门既测量细粒子浓度又测量能见度,所以我们有指标去描述灰霾状况。

《新民周刊》: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气象局委托广东省气象局在制定评定霾的标准,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吴兑:这项工作目前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了,随后就可上报中国气象局批准实施了,可能会在年内完成。现在国际上也要测“樱桃”的数量,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PM2.5浓度的检测标准是25微克/立方米,美国已改为35微克/每立方米,而目前我们还是想按照美国作废的旧标准65微克/立方米来建议制定中国的PM2.5颗粒物浓度标准,我们当然知道核心数据是PM1颗粒物浓度,测量的气溶胶直径越小,就越接近本质,美国现在就测量PM1,从去年开始,他们连PM0.5都测量了。但PM1太超前,我们得找一个目前有关部门很快就能采用的指标,那就是PM2.5颗粒物浓度。

国际上公认,大气能见度是环境空气质量最直接的指标之一,造成能见度恶化的主要是细粒子污染物,比如PM1的气溶胶,但这一块并没有纳入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中。

《新民周刊》:现在广东省对于灰霾天气的预测工作是怎么开展的?这项工作目前在全国开展的情况如何?

吴兑:从2003年开始,广东省气象局就开展了灰霾天气的观测以及预报工作,广东省气象局率先推动了广东省人大批准了《霾预警信号发布方法》,人大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实际上,广东省气象部门现在就在负责珠三角城市的灰霾天气的监测、预测和发布预警信号,现在我们可以每天预报发布灰霾相关信息。

目前,广东省政府非常支持我们气象部门的灰霾天气预警机制工作,老百姓也非常需要这些信息。我们气象部门内部实际是每小时预报一次灰霾,但是“出街”(粤语指对外公布)是一天两次,伴随着正常的天气预报,上下午各一次。其实国家气象局有关于霾的法令,但是罕见有执行,目前只有广东省是经常在电视和报纸上发布关于灰霾的警报信号。

目前,上海另辟蹊径地把光化学污染物的标志臭氧作为预警指标,这在全国是第一的,臭氧是光化学污染的标志物,而细粒子是光化学污染的产物,这是同一个东西,等于说,广州看结果,上海看过程。还有一些地方关注的是氮氧化物,那是前体物。各地可以因地制宜。

我认为,尤其是在中国东部地区必然会推行灰霾预警机制,这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循环经济、清洁生产以及环保理念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这也必然会被政府和公众所接受。

《新民周刊》:你认为,这个关于灰霾检测的新标准在全国各地推行会有阻力吗?科学界对霾有过争论。

吴兑:的确目前在学术界内部,大家对于霾还是有不同看法,但现在正逐渐走向统一。我觉得这个灰霾新标准在各地推行应该不存在难度,有关部门现在也有能力采用这样的标准。执行一个标准必须有依据,我们现在依据的就是美国的经验,美国从6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换到现行的30微克/立方米标准已有2-3年,美国很早就开始由环保局(EPA)注意检测霾的情况,EPA的网站会专门公布霾指数,并有全美国的滚动霾天气预报。

既然现在我们发现了能见度与细粒子污染的浓度有关,那么主管部门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衡量单位去说明其中的关联。我们制定了PM2.5颗粒物浓度是6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相信有关部门也会跟进制定的,他们也会开始数“樱桃”。

《新民周刊》:环保部门如果要执行气象部门制定的灰霾标准,有什么障碍吗?

吴兑:气象部门预测了灰霾天气,主管环境治理的环保部门是否关心、有无行动,我们无从知晓。

但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也很重要。美国与我们不同,我们国家有气象局、海洋局、地震局、水文局、环保局,5个部门都各自有监测网络,重复建设,这是跟前苏联学习的体制。而美国是由大气海洋局专门负责监测大气的,天气局专管预报,再由环境保护署负责跟进环境治理工作,这就不会造成资源浪费了。

“治碳才是治污根本”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广东省有哪些成功的治理灰霾这种大气污染的经验?

吴兑:我认为广州的四项举措成效不错,一是禁摩,禁摩措施实施以后,大气质量大幅上升,灰霾天数大幅下降。北京有200多万辆机动车,大部分是汽车;上海有140万至150万辆的机动车,也大多是汽车;但是广州的170万辆机动车中110万辆是摩托车,同样公里数、运量,摩托车尾气所造成的污染是汽车的好几倍。

其他治污措施还包括,花大力气对油库、加油站进行治理;对饮食业的油烟进行控制;防治扬尘污染,你可以看到,广州所有的建筑在施工时都是有覆盖的。

《新民周刊》:国外目前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治理污染方法可为中国借鉴?

吴兑:目前在中国,比较迫切的是,应该像国外一样采取更为全面的治理污染的模式。我们国家在治理污染上总是习惯于关注单一的指标,现在我们国家就控制2个指标,空气的治污指标就是针对二氧化硫,实行脱硫,水的治污指标就是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即化学需氧量,以化学方法测量水样中需要被氧化的还原性物质的量,COD反映了水中受还原性物质污染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这种治理方式就是不全面的,治理硫、治理氮,都只是片面的,仅仅是治标,并非长久之计;而治理碳排放才是治本,我们在进行脱硫治理时,还要考虑到无碳处理,不能把二氧化硫治好了,却又让它转化成为二氧化碳,那不就是将区域性污染转化为全球性污染了吗?!二氧化硫是对广州有害,可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杀手,这样的治理,不就是在玩化学游戏吗?!我们应该采用以碳为主导的全面地更完善地治理污染手段。

《新民周刊》:你为何要强调区域联合治理灰霾天气污染?

吴兑:群防群治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单打独斗、污染物再互相影响,就变成事倍功半了。因为污染物是可以自由流动、没有边界的,污染物会跨界输送、相互影响,治理当然也应该是无边界的合作。

长江三角洲与黄淮海平原的灰霾天气近期看到有融合之趋势,如果大家不采取联防联手治理,那么就是谁先治理,谁吃亏了。广东省政府就协调广州、佛山、清远、湛江、江门、中山、珠海、深圳等城市一起治理,再实现粤港澳之间的合作治理。我认为,2003年至今,广东省对于灰霾的治理成效还是相当不错的。

《新民周刊》:你认为,作为决策者的政府,理应如何应对灰霾天气及其污染?

吴兑:政府应该支持气象部门和环保部门合作,尽快建立灰霾的预测、预警体系,气象部门与环保部门可以高度合作,气象部门是政府的哨兵,我们需要及时报告大气污染状况、提供预警,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依据,我们也可以利用既有的庞大观测、预报体系对灰霾天气进行监测和预报,当然这还需要很大投入。

而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环保部门在治理污染时,可以依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比如,目前政府与有关部门对于一个省或一个城市的污染控制是以年为平均数据来控制的,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采用动态的调控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大气扩散能力与大气污染浓度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在大气扩散能力较好、污染物浓度较低之时,政府可以允许工厂达标排放;而在扩散能力中等、污染物浓度偏高之时,政府就该限制工厂排放;如果在扩散能力差、出现严重灰霾天气且污染物浓度超标时,政府就可以及时禁止某些工厂排放废气。

这就是动态调控污染源排放过程,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广东气象局将把动态调控污染源排放作为今后工作的目标,我相信这也是全国努力的目标。

如果我们不去重视灰霾治理,空气质量就会继续恶化,各种由空气污染诱发的癌症,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就会越来越多,类似非典的病毒粒子可以在气溶胶粒子上生存、传播,禽流感、肺结核病毒也是如此。

空气质量良好,就等于市民集体戒了烟。先发地区会首先考虑灰霾天气,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中国有些地方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才会去注意这些环境问题。

《新民周刊》:如果广州想要回归蓝天白云的天气,在你看来,需要历时多久?

吴兑:空气污染恶化的过程很快,但在治理空气污染时候,最初的阶段是花费的力气最大、历时最久的,但见效却很慢,可见,政府的治理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

我们将PM1的颗粒物浓度从20微克/立方米增加至40微克/立方米,能见度已经从50公里下降到10公里了;而如果我们将PM1的颗粒物浓度从40微克/立方米再污染至120微克/立方米,能见度才下降到7公里。

反之而言,就可凸显政府治理灰霾这种大气污染的难度了:政府如果想将PM1的颗粒物浓度从100微克/立方米治理到60微克/立方米,花费的代价巨大,能见度并不会好转多少,公众与媒体当然也不会满意;但如果政府要想将PM1的颗粒物浓度治理到20微克/立方米,就要花费很长时间。

伦敦被称为“雾都”,其实是“霾都”,伦敦花了50年才把灰霾治理好,如果灰霾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至少也得花二三十年才能治理好吧。

从ABC到霾

已有13个大城市被定义为褐云覆盖的热点城市。包括:曼谷、北京、开罗、达卡、卡拉奇、加尔各答、拉各斯、孟买、新德里、汉城、上海、深圳和德黑兰。

撰稿·陈 冰(记者)

2009年2月18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发布《北京2008 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后的环境评估》报告,指出北京“付出了重大努力,在比赛期间集中改进北京的空气质量”,并且“空气质量极大改善了”。

研究表示,为奥林匹克运动会采取的特别措施,同时也因8月份的天气情况,使一氧化碳(CO)减少47%; 二氧化氮(NO2)减少38%;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减少30%; 可吸入颗粒物(PM10)减少20%; 二氧化硫(SO2)减少14%。蓝天天数(API指数为100或以上)从在2000年的少于180天增加到2008年的274天。

然而,报告注意到,“保持重大改进后的北京空气质量”依然是个挑战。北京未来空气质量挑战可能集中于更小的颗粒物(PM2.5),在当前中国并未列入标准,但它仍引起健康问题。

就在此报告发布前的3个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发布了一个大气褐云报告,讲述气候变化影响之大,成因之复杂。其中,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以及孟买、德黑兰、曼谷、开罗等13个城市被定义为褐云覆盖的城市,这些城市煤灰水平是所有人造微粒总量的10%。

“ABC”

关于褐云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施的一个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印度洋试验”。

在1995年到1999年期间,一群科学家们在印度洋上空动用轮船、飞机等众多力量,对这里的空气展开实验和研究。他们发现在印度洋、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南部上空,存在着一个面积相当于美国大陆大小、厚度约3公里的褐色云团,由于是在亚洲地区发现,因此称其为“亚洲褐色云团”(Asian Brown Clouds,简称为ABC)。

2002年“亚洲褐色云团”的说法甫一提出,就在国际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针对亚洲环境的指责与非议也随之而来。然而,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亚洲褐色云团并不是亚洲独有的现象,在美洲、欧洲以及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都有褐色云团的存在,只不过在北美的东海岸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寒冷的冬季可以使褐云冻结,减少其影响程度。

2003年2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石广玉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褐色云团科学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工作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他发言提出,既然褐色云团不是亚洲所特有,就应取消“亚洲褐色云团”这一名称。这一要求立即得到印度等亚洲国家同行们的强烈支持。最后,经过商议,决定将“亚洲褐色云团”更名为Atmospheric Brown Clouds,即“大气褐色云团”,但仍保留ABC的简称。

大气褐色云团是指以细颗粒物为主,悬浮在大气对流层中的大片污染物。其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铵盐以及沙尘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报告中指出,褐云的成因是燃烧化石燃料和传统生物燃料,在某些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加重了温室效应的影响。这是因为大气褐云中的灰尘和煤烟颗粒可以吸收阳光、加热空气,另外,其中包含的气体如臭氧将会加重二氧化碳引起的温室效应。

“亚洲褐色云团”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大气褐色云团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国务院领导要求国家环保总局尽快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在2002年,由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单位参与,成立了一项针对褐色云团的研究项目——中国大气褐色云综合影响及应对战略。

参与这一研究项目的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邵敏告诉记者,大众颇感陌生的褐色云团特指印度洋试验的研究结果,即在远离人类活动的高空有大量霾层存在。“但在学术上,灰霾与褐色云团所反映的大气状况其实是一回事。因为褐色云团的图像主要来自于卫星遥感图片,根据不同状况,其颜色可深可浅,包括褐色、棕色、灰褐色、灰色等。”

不过,两者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差别:一次灰霾天气,以城市为中心,可能扩大到周围区域;而成片的褐色云团,则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地区乃至全球气候和环境产生很大影响。

城市与“调光器”

在我国的许多城市,人们都会明显感觉到天空经常灰蒙蒙的一片,大气能见度很低。气象专家将这种全球常见的低能见度事件称之为灰霾(霾),造成灰霾天气的正是我们头顶上的这片褐色云团。

已有13个大城市被定义为褐云覆盖的热点城市。包括:曼谷、北京、开罗、达卡、卡拉奇、加尔各答、拉各斯、孟买、新德里、汉城、上海、深圳和德黑兰。

大气褐云可通过两种方法减少抵达地球表面的阳光:一些微小颗粒如燃烧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产生的酸性因子,将紫外线反射回大气空间。其他的成因同样和化石燃料及传统薪材燃烧相关,尤其是煤炭,在抵达地面前吸收了一部分阳光。这些城市变得更加暗或者光线不稳定,就如同使用了调光器一样。

上海和新德里,“调光器”的功率大约在10%-25%之间。广州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记录日光强度,证实有20%的下降。1950到1990年间,中国对于日光强度的记录证明每年有3%-4%的下降,这种趋势在1970年之后达到高峰。对于印度整个国家,光线渐暗的趋势在1960到2000年之间,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而在1980到2004年则翻了一番。

2007年1月19日,长三角地区就曾遭遇罕见的空气重度污染。其中,上海市区完全笼罩在灰色尘霾之中,能见度小于600米。按照气象专家的解释,“霾”天气预报一般分为三级:轻度霾、中度霾和重度霾。其中轻度霾指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且能见度大于5千米且小于10千米的霾天气;中度霾指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且能见度大于2千米且小于等于5千米的霾天气;而重度霾则指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且能见度小于等于2千米的霾天气。由此不难看出,上海当天的霾天气已经是重中之重。

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描述当天的空气状况——那一天上海市空气中PM10和PM2.5的浓度,分别达到过每立方米744微克和466微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的推荐值是PM10和PM2.5的日平均浓度分别不宜超出每立方米50微克和10微克。

在中国的国家标准中,空气污染指数为50时,对应的PM10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刚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值。而那一天上海市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高达413。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教授研究珠三角大气污染20余年,他们的研究表明:珠三角空气有很多污染物,其中那些粒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PM2.5),是造成能见度衰退的主要因素。

作为张远航教授的同事,邵敏指出,“虽然灰霾是气象问题,但本质是污染问题。我们认为,空气污染是导致灰霾的内因。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快速城市化和机动车急剧增加导致的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大气颗粒物的排放总量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空气质量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占2/3。大气气态污染物和细颗粒物浓度升高、大气能见度显著下降、大气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向较大区域蔓延,颗粒物及气体污染引起的大气复合污染进而发生的能见度降低的灰霾天气日益严重。”

威胁多方

人们之所以对灰霾天气越来越重视,是因为它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巨大危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报告显示,空气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PM2.5)浓度上升每立方米20微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会有34万人因此而死亡。因为那些细小的颗粒物不仅可以进入血液,影响肺部组织,诱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甚至还会引起癌变。褐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将分别占到中国GDP的3.6%以及印度GDP的2.2%。

遗憾的是,在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中,只有老三样——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尚没有关于PM2.5的规定。邵敏告诉记者,要将PM2.5纳入国家标准,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估计近期国家环保部门会将臭氧纳入国家标准。“这将是一个重大转变,它标志着我国从单向污染指标的控制向复合控制转变。作为典型的二次污染物,臭氧控制代表着国家开始针对二次污染物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臭氧破坏植物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留在大气中,从而加剧温室效应。高浓度臭氧还会降低植物生长力,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这些常识大家早已了然于胸。然而,在这一标准实施之前,我们还不得不面对一连串让人心惊胆寒的恐怖数据:上海1980-1989年气温超过34℃时,死亡率急剧上升。而世界卫生组织定量评价显示,自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气候变暖所产生的效应导致了2000年全球15万人的死亡,并且这些影响在将来将变得更大。

预计21世纪末,正在进行的变暖将使潜在的疟疾传播区由原来占世界人口45%的地域扩大到占世界人口60%的地域,即每年将新增病例5000万~8000万。全球每年有3亿~5亿人次感染蚊虫传染病,如果全球气候变暖明显,将增加3-4倍,将有40%~60%的人口生活在传播带。

由于灰霾的主要成分为气溶胶或(和)臭氧及其后体物等大气成分。大气气溶胶可远距离洲际输送,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因而大气气溶胶同时对区域气候异常及全球气候环境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气溶胶可在高空形成对气候和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大气褐色云团。

大气褐云通过反射阳光和吸收空气热量,遮盖了地球表面。这两种减弱光线的现象将对地球表面进行“人工降温”,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褐云报告,和温室气体排放相连的全球气温上升,将由于褐云存在而使温度下降20%到80%。如果褐云一夜消失,全球气温可能会上升2摄氏度。加上在20世纪业已增长的0.75摄氏度,褐云的消失将会使全球气温上升大大超过2摄氏度,这个事实已经被很多科学家考虑为非常严重和危险的情况。

情况的复杂性就在于此。一方面,褐云可以吸收太阳光线的热量,在一定程度上对温室效应起到缓解作用。但另一方面,其中含有的颗粒物和臭氧气体,则会加剧温室效应。正如邵敏所言,“研究才刚刚开始,要想说清楚,还早得很呢。”

褐云对于温室变暖现象的减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成印度自1950年代以来,在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下反而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的解释。尤其是从1月到5月的旱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用来解释印度夜晚气温上升的趋势,远远大于白昼气温上升的幅度。

同理,中国大陆每年平均气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上升超过1摄氏度。但青藏高原,中国北部,西北部及东北部却没有经受同样的温度上升。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西南及东部中央气温却下降了0.1到0.3摄氏度不等。“温室气体效应,大气褐云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可以解释中国这一冷热增长不均的现象。”

大气褐云和全球变暖因此很可能会改变原有的东亚季风模式,并导致中国“北旱南涝”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和印度,极端降雨天气,即超过100毫米的天数明显增加,超过150毫米的大暴雨降雨天数则翻了一番。更惊人的是,为大多数亚洲河流提供水源的冰川,即印度-库什-喜马拉雅-西藏冰川受到巨大影响,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融化。中国科学院估计自1950年以来,冰川已经缩小了5%,而中国近47000座冰川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减小了3000平方公里。

广州式黑肺的体制困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现在已经发现灰霾天气仅仅引起肺部的疾病,那以后,血液的病呢?骨头、脑神经的病呢?我们对于公共卫生的投入都不足,将来加倍偿还都不足以解决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

撰稿/贺莉丹(记者)

2009年4月初,广州一个阴郁的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办公室中,与《新民周刊》记者谈及有关目前的公共卫生现状及前景时,神情激昂,“我是很open的人,由衷而发,率性而为”,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声音响亮。

这位生活在广州的卫生官员多次强调,他在表达着他的个人视角,也延续着自己向来敢为敢言的开放式作风。

廖新波曾任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在此之前,他曾在该院病理科工作了长达11年。这位从基层一步步开始做起的医生,在2004年履新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2005年,廖新波参加了由广东省省委组织部组织的“中大—牛津高级公务员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

廖新波亦被成为“博客厅长”,他的博客“医生哥波子”,深受网民喜爱,廖新波的粉丝,被称为“菠菜”。“我是一名医生”,更多的时候,他这样说。

“听到‘广州式黑肺’,我很悲伤”

《新民周刊》:去年钟南山院士提出“黑肺说”,“广州式黑肺”这个词闻名全国,当时你内心有怎样的感受?

廖新波:钟南山院士提出著名的“黑肺说”,他认为,灰霾天气会引起肺癌,这使我深感愕然。听到“广州黑肺”,我觉得很纳闷,有一种很悲哀的感觉,我的心里很不舒服!在广州,大家就是觉得,灰霾来临时有暗无天日的感觉,大家只能够默默地承受咯!

我太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她患有哮喘,在广州的家中,每到冬、春季节,她的哮喘就要发作,不分昼夜,都喘得厉害。等她到了美国Illinois(伊利诺伊州)进修,一点事都没有,哮喘没有发作过。但是一回到广州,哮喘又犯了。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今天,会出现这个事情?如果“广州式黑肺”是事实,那为什么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去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策纠正?

我相信一个专家的良知,钟南山不会随便发表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也生活在广州,他肯定有数据去证明他的结论。我当然希望“广州式黑肺”只是一个假象,这是我的一种良好希望。但这也提醒我们,治理环境污染刻不容缓。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环保部门与卫生部门有必要共同研究,提出应对举措,相关部门都应该为政府献言献策,从污染源头抓起,也让市民也知道大气污染的危害。

这中间,很有文章可做:广东的碳消耗是不是最厉害的?更细致的研究也需要开展,比如,灰霾天气跟环境污染的关联及对人体的影响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抑郁症发生?除了社会因素包括生活节奏加快,工作、求职、升学压力加大,环境因素一定是有影响的,气压低的时候,很多人就感觉郁闷、不舒服,表现明显的就是有过敏反应,如此情况,可以合作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其中的关联。

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不要为了政绩,而回避环境污染的问题,要马上行动起来应对。就算乌纱帽掉了,也要正视这个事实!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如果做得好,功德无量;如果做得不好,遗臭万年。

《新民周刊》:最近广东省气象局首席专家吴兑研究员得出的结论是,过去10年华南地区空气污染物浓度有增无减,灰霾取代吸烟,将成为肺癌的头号杀手。科学家一直在告诫我们,暴露在这种细粒子污染中是危险的,但目前我们似乎并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

廖新波:我们不仅没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且问题出现了,还没有积极去应对。我比吴兑,想得更现实一点,我认为这个星星之火已经引燃,只不过还没有呈现燎原之势、让整片森林都受害的程度罢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讽刺西方社会,说他们的天是黑的、水是脏的、空气是臭的,我们现在走的就是他们的老路。但是现在人家治理得多好,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工业国,现在它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警惕、不做一些防范措施呢?筹集一些资金,实行碳排放量收费,等等。

目前公共卫生没人管

《新民周刊》:你也生活在广州,对于大气污染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你有过你的一些担忧吗?

廖新波:对我个人来讲,我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我身体好。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我是有心无力。

每个人都知道公共卫生挺重要的,但目前其实都没人去管,因为这等于说是一块“公共田”,就像包产到户后,大家都想着先把自己的“责任田”弄好了再说。

我的博客是很有名呵,但真正的决策者谁听呢?许多人会这样想,你就这样说你的吧,反正也没有把正式文件放到办公桌上,自己还没事找事干嘛呢?!何况,我是抓医疗工作,已经很忙了,让我再去想这些公共卫生的事情,觉都不用睡了。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在大气污染的问题上,卫生部门能做些什么?目前卫生部门与环保部门对于公共卫生问题,有过一些联动吗?

廖新波:整个卫生管理部门有责任去行使政府应该负起来的责任,比如刚才你提出的卫生部门与环保部门的联席会议模式。如果时间不允许,环保、气象跟卫生部门每年有一次联席会议,行不行?

治理环境污染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并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治理应该是短期与长远相结合。环境带来的危害如何去消除?这就需要环保部门将关于环境状况报告给有关部门,卫生管理部门当然就是其中一个。

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部门之间往往是脱节的,两个部门之间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好像平时也没什么联系。

现在,我们的卫生部门与环保部门的联席与互动还是空白的。如果大家能够联席合作,就可以去申请科研经费、实施一些计划,譬如,我们可以研究皮肤病、呼吸科疾病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联,举行一些相关公益活动,也号召全社会共同防范。但目前环保部门和卫生部门没有举办过类似联合抵御灰霾天气的公益活动。其实广东的灰霾也影响了香港,香港也在提出抗议,要求我们改善环境。

我认为,各个政府部门应该要一个联动机制,知道有了污染,还要知道怎么去预防、治疗可能由环境污染引发的各种疾病,我们应该将它当作一个公共事件来考虑,并且,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公共事件。

《新民周刊》:你觉得广东省在公共卫生这一块可以做好吗?

廖新波:广东是一个改革先行之地,确实仍然保留着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敢言敢做的风格,也许就是一种“广东精神”吧,汪洋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也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广开言路,打开堰塞湖,出谋献策,问政于民、广集民智。省委省政府创造了一个和谐环境,所以我这么敢发自内心从心里去说话,我也感激这个政治环境。

广东是否全部都做得很好呢?谁不知道自己穿的鞋挤脚?挤脚之处,是自己慢慢忍受,不为人所知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广东存在的问题?就拿我们的医疗现状而言,广东省的贫富差距很厉害,我们有些地方的医疗条件甚至比不上西部地区,很令人瞠目结舌:这么发达的地方,居然还有这样的诊所,居然还存在这样的贫困!

摆在广东省卫生厅面前有许多现实困难,我们的“责任田”也有很多,公共卫生问题就成为“公共田”了。但我觉得广东省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应该可以做好,这就要花更多的力气。外国都可以做得好,我们为什么做不好?!香港都可以做得好,我们为什么做不好?!当然,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一些污染的企业搬到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去污染人家,而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政府对健康教育投入很少

《新民周刊》:你所了解到你所在的广东省卫生厅对于大气污染引发的疾病等方面,会有一些投入吗?

廖新波:这是公共问题,目前没有投入。治疗是由卫生部门负责,那污染谁来负责?

我认为,引入碳消耗的理念是非常正确的,谁污染,谁付钱。但我们现在一面顾着GDP,一面牺牲了环境,我们为此付出的医疗成本是巨大的。

现在已经发现灰霾天气仅仅引起肺部的疾病,那以后,血液的病呢?骨头、脑神经的病呢?……一想起来,就非常之恐怖!到那时候再来治理的话,付出的成本就更为巨大!现在,我们对于公共卫生的投入都不足,将来有可能加倍偿还都不足以解决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

环境污染带来的医疗成本是巨大的,国外也有文章在讨论这个事情。上次我看到有篇文章就是关于水污染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医疗成本。现在我们在实行新医改时,应该从疾病预防的角度出发,使我们的市民少生病、从环境抓起。

《新民周刊》:对于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你认为卫生部门目前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在哪里?

廖新波:这是环保部门与卫生部门一起要努力的,就好像职业病的防护、防治是很容易做的,即按照职业法规去做,加强监督。而对公共环境的污染,也应该制定一些措施予以监督,譬如加强对污水、污气、废弃物的监测与处理,环保部门要从源头抓起;卫生部门目前能做的是健康教育,但目前政府在健康教育投入方面也很少。

《新民周刊》:这是由于资金问题,抑或其他原因?

廖新波:是观念问题。因为健康教育不产生GDP,对GDP毫无贡献。你怎么去计算绿色GDP?绿色GDP还是一种半理想化的状态,因为有些污染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是现阶段不能预防的。好比汽车排放的污染物二氧化碳与其他废气严重污染环境,即便你有了一些防护装置,污染依然存在,但你能否禁止开车?不行。但如果放任自流,任由废气、废物排放,你怎么不可以从严处理?我们可以制定一个长远计划,努力减少污染。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呼吸的是被污染的大气,喝的是质量可能不达标的水,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自己在对自己的健康问题负责了?

廖新波:是我们大家共同来负责(自己的健康问题),我们在为那些排污者埋单了。

如果将灰霾天气与政绩挂钩,就更可怕了

《新民周刊》:由于大气污染或更广泛的环境污染加剧了一些疾病的发生,在这种公共卫生领域,卫生管理部门的地位是怎样的?

廖新波:卫生管理部门是被动的,一没钱;二没权;三,这是一个跨部门的事情。而且,目前我们社会各阶层人士都缺乏这种环境意识,难道要大家都戴着口罩“出街”那天起,才引起重视吗?就好像当初非典的时候看见人家戴口罩,我觉得非常之夸张。

有时候我觉得,让政府满意这句话有点问题,那等于说你政府就在睡安乐觉了。我觉得,应该是政府使人民满意,人民政府怎么为人民、为社会,为整个环境、为子孙后代?这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仅仅为了本届政府要做到什么,你本届政府不要留下什么危害,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政府。

《新民周刊》:我们的新医改方案是将公共卫生放在挺重要的位置上,对吧?

廖新波:但实际投入多少?关键是投入。制止污染,怎么去做?

其实我们以广州的“珠江游”为例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为了某个领导说什么时候可以畅游、重游珠江,因此就搞起了一个“珠江游”计划,在三五个月之内,通过药水澄清珠江水,花了多少钱,游了一次带有臭味的珠江。电视上也很坦白,记者采访了一个小女孩,问她感觉怎么样?小女孩说:很好,但有一点臭味。孩子无戏言嘛。

花这么多钱搞一次政绩式的“珠江游”,有什么意思?!拿那些钱去彻底治污,而不是为了某领导要游珠江才去治污。

《新民周刊》:广东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在你看来,目前广东省卫生厅在公共卫生领域有一些投入吗?

廖新波:广东省卫生厅对于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目前主要是用于硬件建设,在人员投入方面还没有100%的保障,这使得这些公共卫生机构难以为继,它们通过开展一些医疗活动来养活自己,比如,每个县都有一个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有防疫站,纷纷建设楼房,但这些工作人员的开销从哪里来?就是办理体检、办门诊部、从事非公共卫生事业的事情,而对于疾病预防工作等投入不足。

《广东省卫生发展“十一五”规划》里面已经承诺改变这种局面,让这些机构老老实实地做公共卫生工作,而不是继续做一些以医养房的工作。(《广东省卫生发展“十一五”规划》规定,按照公共财政原则,调整卫生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

如果将灰霾天气与政绩挂钩,那就更可怕了。因为灰霾天气影响政绩,就不给你讲,而且讳疾忌医。

广东在行动

2008年广州的灰霾天数比2007年减少了21天,佛山则减少了41天。“现在,晚上都可以看见城市上空的星星了。”

撰稿/贺莉丹(记者)

审慎的乐观

珠江从广州的中心缓缓徐行,穿流而过。灰霾天气总是静悄悄地来到。细心的人会有感知,起码灰霾来临时,在珠江边漫步的人们就明显少了,而对面的高楼大约都隐没在缭绕的如烟似雾中了。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是中国率先对灰霾天气进行预报与预警的城市。

2008年3月10日,广州市区最小能见度仅为1.4千米,气象部门监测到,当天空气中细粒子日平均浓度(PM1)高达101.92μg/m3(微克/立方米),当日黑碳气溶胶最高浓度达17.322μg/m3(微克/立方米)。

过去的2008年,广东省共发布黄色灰霾预警信号53站次,以3月最多,其中,云浮、新兴、广州、始兴等7个市(县)月内出现7天以上能见度小于2千米的重度灰霾天气。

在这座城市,一些精锐的气象学家们早就像哨兵一般警觉了,他们披露广州灰霾日出现与城市能见度的高度相关性,也直指当下糟糕的空气污染……这些谏言,市民们多有耳闻。

广东省气象局首席专家吴兑认为,云雾是低温下饱和气块的可见标志,近地层大气中每时每刻总是有霾存在,而雾滴的存在是少见或罕见的;霾粒子尺度范围从0.01至10微米,而雾滴是3至100微米;并且,白天笼罩在地形上的霾在夜晚因降温造成的饱和形成辐射雾。

有观测记载资料显示:2002年,广州的灰霾天气为85天,2003年升至98天,2004年多达144天;2005年灰霾日开始呈现缓慢回落,是132天,2006年是123天,2007年是131天……到了2008年,灰霾天气是110天。

广东省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陈光荣进一步指出,2008年的灰霾天气相对于2007年有所好转,因为全广东省灰霾天数下降了16%至53%。

具体而言,2008年广州的灰霾天数比2007年减少了21天,佛山则减少了41天。

“现在,晚上都可以看见城市上空的星星了”,同样生活在广州的环保官员陈光荣形象地描述着广东省灰霾情况有所减轻的现状。

胡彦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分享到:
跟贴0
参与0
发贴
为您推荐
  • 推荐
  • 娱乐
  • 体育
  • 财经
  • 时尚
  • 科技
  • 军事
  • 汽车
+ 加载更多新闻
×

京东前副总裁揭露商家不为人知套路

热点新闻

态度原创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返回新闻首页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