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一小时”，NGO如何游说政府?

逐一登门拜访的过程中，王利民发现对方都比较谦虚，容易接受新事物新信息，所以愿意坐下来交流。然而政府部门毕竟是政府部门，愿意倾听并给予肯定，就是不拍板做决定。这当中的症结在于，由于事涉多部门，每个部门都不清楚最终会形成何种决策的时候，他们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

“他们会说，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但绝不说我支持这事儿。一旦落实到书面上，他会尤其慎重。”

不愉快的事情基于分歧而起。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问题，有一些部门觉得事情不好办。举例来说，旅游委就提出异议。根据上海市的相关管理文件，城市景观灯光关闭时间一般在夜间21：30至22：00之间，“一小时”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关闭，对于旅游委这是不可接受的。

上海的景观灯光管理自1990年代就分别写进了不同的政府公文与条例之中，重要一条即景观灯光本身是旅游观光活动基本内容之一，大上海、不夜城——这几乎成为人们对于上海的重要认知。相关资料显示，上海的景观灯光布局覆盖面积已达140平方公里，提前关闭灯光令人担心这对于旅游观光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王利民有不同想法，认为在政府的节能减排政策下，不能再抱着大上海、不夜城的观念不放，“你可能要把熄灯当做一个新亮点推出来，要把大上海变成浪漫城、时尚城，不能再提不夜城了。”他说，“我们也不是要把整个上海给灭掉，只是关掉景观灯。”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友善沟通几次之后，对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坚持。王利民于是也没办法了。

WWF上海办公室市场推广副总监郭锦连先后参加了两次内部会议，她对本刊记者说，跟这些部门的接触真是太困难了，“他们就说，啊，你们自己玩吧，我们不参与了。”

不过事情还是有了转机。在各部门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外事办汇总上报的时候，分歧的存在没有被递交到更高决策者那里。外事办和环保局出面进行了协调，这些内部协调会议没有外人在场，WWF一方也没有被邀请列座，他们只会被口头通知进展以及难点，要求提供可以支撑的材料。

外事办没有接受采访，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参与决策过程。

旅游委被最后说服，或者说没有被说服但转而表示支持，是因为WWF的关灯只限于一个小时。21∶30之后，景观照明依旧继续。

3月24日，上海市外事办正式给WWF上海办公室一个礼节性回函，确认上海市政府作出承诺，4天后将正式参与一小时活动。同时由当地的宣传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在WWF内部，这真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就像“一小时”由最初的1000座城市的目标到最后近4000座城市参与一样。官方的公开表态，对于WWF的后期工作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很多对此事漠不关心的企业和媒体也纷纷主动找上门来。

“政府出来说同意参与，这就传递出一种政治正确的概念。我们的活动得到政府首肯，对于吸引更多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参与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荆卉说，“否则我们只是非常民间的活动。”

突破？

3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市、区两级政府机关大楼在特定时间内关闭景观灯。同时倡议全市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社区和市民以不同形式加入，参与和见证这项“地球一小时”全球行动，并呼吁人们在生活、工作中养成节约资源和能源的习惯，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努力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

“政府表态后，我们感觉后面4天的工作状况和前面一个多月相比变化太大了，”何琴对本刊记者说，她喜欢用博弈这个词来形容那一段时间的工作，“比如跟媒体合作，一开始我们是弱势一方，媒体参与意愿不强。政府表示支持后，《新民晚报》头版头条马上就出来了，很多媒体就来找我们。”

何琴是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上海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今年春节后被派入WWF担当全职志愿者，是“一小时”项目方案在上海具体实施的总负责人。普华永道在全球一直是“一小时”的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支持。当晚他们那座位于上海新天地太平湖畔的普华永道中心自发强制熄灯一小时。

3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更是罕见地用了超过两分钟时间报道“一小时”在中国及国外的接力活动。何琴说，我们的媒体目标有很多，也包括中央电视台，但没有《新闻联播》，“这是NGO在中国取得突破性的事件，是历史性的一刻，我很高兴自己尽了一份力。”

政治正确不只发生在上海。在河北省保定市，距离活动举行的一个月前，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加入，保定市市长以倡议人的身份透过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一则倡议，这使他们成为中国首个以官方名义加入的城市。

3月28日晚间，当地市长等主要官员出现在活动现场，并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表示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上要积极采取行动。

保定与WWF关系密切，这是他们加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和上海一样，保定是WWF的低碳城市发展项目试点城市，这已是保定对外的一张名片。因此当他们收到WWF的信件之后，未作犹豫就签字批复。WWF也在他们对外发布的消息里着重提到了这个城市。

更多城市由于事先没有出示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公函给WWF，因此名字无法出现在他们的公开消息之中。在此之后，他们联络到北京办事处，希望能将自己城市的名字挂上去。北京办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政府出一个加盖公章的函，否则无法证明当地政府有意加入。

为什么他们热衷此事，让自己出现在名单中？对于这个问题，荆卉回答，“对中国的城市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全球展示自己的机会，你看，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国外报道会说中国有这么多城市加入，都会说出是哪个城市参加了。”

WWF在中国取得的突破一方面与其官方亲和力不无关系。他们1980年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现在的挂靠单位是林业局。他们的行事风格与一般好激进举动的非政府组织截然两样。北京办事处介绍说，我们奉行务实作风，通常低头做事，以图影响决策者，因为决策者的理念是能够深入到各个层面和部门的，“官方对于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但在中国，他们不愿让人们认为自己是在感化政府，促使政府在一些事情上产生觉悟和转变。

“一小时”也许更加切合当前中国的需要。政府正在想尽办法节能减排，以减低对于能源的无谓消耗。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的项目协调员陈璘对本刊记者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拍即合吧。”

绿洲中心是上海一家经由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由一些生态专业人员组成。他们担任了“一小时”活动的社区、高校发起参与工作，曾试图说服上海市物业管理协会以其名义向各物业公司发出倡议加入熄灯活动，但是遭到了拒绝。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璘是上海人，她认为上海参与此次活动能在全国起表率作用，也能向世界表明立场。她说上海面临很多环境问题。明年，上海即将迎来世博会，这是自我展示的一个窗口。

她表示，气候变化对上海的威胁是很明显的，黄浦江边的堤坝已经树得很高了，江水远远高于市区地面，“游玩黄浦江时你会发现，你需要上一个台阶。”

根据中国国家海洋局今年发布的一份《中国海平面公报》，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批城市成为海平面上升脆弱区，其中包括上海。一些国际组织甚至发出吓人的声音，认为上海不久将被淹没于水下。严峻的现实也许给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展开建设性干预行动的机会。

何琴说，“NGO在中国也正慢慢发展，这是一个过程。”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章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