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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先生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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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周刊2009020期封面

青年时和他交游的人,在世的寥寥无几。

我们羡慕长寿的人,我们从爱记录的他那里挖掘出无数回忆。从回忆里触摸那个学术和大学上的黄金时代。

1946年被聘为北大教授,季羡林是在民国时期从事过教育活动的最后一批学人。

有人说,他不算大师,也就是在一个领域内有特长,只是因为长寿,就成了大师。

我们这个民族,如今对“大师”未免太过饥渴了。饥渴一点有什么不好?

季羡林的老师陈寅恪,可谓货真价实、毫无争议的国学大师。他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用大喇叭捆在病床前,高声恐吓、折磨致死。我们昔日是这样挥霍大师的生命,才会在今天对大师如此饥渴、求之不得。

战国时,燕昭王的老臣郭隗曾经讲过一个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如果马骨都能获得千金,还愁没人把千里马送来吗?燕王福至心灵,当时拜郭隗为老师,果然乐毅就来投奔了。

郭隗和季羡林都不是马骨,他们一个甘为马骨,一个辞去“三顶高帽”,他们都是有知识有见识的人。

真性情的邻家老人

非拿国学大师、泰斗、民族良心去要求他,太苛。他更多的是一个勤奋、谦和并有点羞涩的好老师

-本刊记者/张雄

这是北大的黯淡一天,2009年7月11日。

上午9点,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因心脏病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89岁。

几个小时前,北大教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两人在同一天逝世,他们都是山东人,研究领域都涉及哲学,任继愈的女儿曾经是季羡林的学生。有人说,这是双子星座的陨落。

季羡林1946年在北大开始在国内的执教生涯,任继愈略早,1942年在西南联大开始执教。他们是最后一批民国学人。

民国,那个战乱频仍却思想活跃的学术时代就这样随着学者们的离世而最终落下了帷幕。

季羡林的身后也有争议声,有人说他最后几年的文字,描写政通人和的居多,见人间疾苦的少。这并不奇怪,他最后的数年都在301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居住。

当他最早忍不住开始重新回忆胡适、挖掘这位伟大学者的闪光点;当他扎实地写完那本80多万字的《蔗糖史》,一扫史学界整天忙于断代和争议农民战争的风气;当他在11年前发表《牛棚杂忆》的时候,他已经为这个民族做了许多许多。

真的学者并非一定要表情严肃、高不可攀,也需要金刚怒目、也需要菩萨低眉,季羡林就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邻家老人。

遗憾的是真性情的老人年轻时无法做主自己的婚姻事,晚年又无法决定自己的身后事:他希望自己能够被葬于最想念的母亲身边,也就是回到山东临清老家,但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国宝”。根据老人独子季承的说法:可能老人的骨灰将会分成三份,一份给八宝山,因为他是国家、是北大的人;一份葬在临清;一份葬在妻子女儿埋骨的万安公墓,方便子孙凭吊。

“无大志”日记反成励志书

在豆瓣网上,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被网民当成励志书。这些日记写于上世纪30年代,时值季羡林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跟所有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此时的季羡林心气甚高,牢骚满腹,荷尔蒙过剩。

“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

“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这些日记在出版时,编辑曾提出“做适当删减”,季羡林的意见是:一字不改。网民视之为励志书的理由是:“原来,同学少年都此般——想象现今著作等身,名扬海内的大师,当年也是和自己一样迷茫而无知,只不过经历了德国的几年博士,严谨治学,才终有所成。”

季羡林一直自称:少无大志,中无大志,老也无大志。按他自己的说法,其出生地清平(现为临清市)是山东最穷的县,他的村子是全县最穷的村,而他们家则又是全村最穷的家庭。季羡林回忆六岁以前,几乎不知肉味,没钱买盐,只能从盐碱地里挖土煮水腌咸菜。文革中有“革命小将”去临清调查季羡林的出身,希望能把他打成地主。季的同乡告诉来访者: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村里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算。

季羡林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在他六岁那年出现。远在济南的叔父把他从村里接走。因为季家在他这代人里就一个男丁,省城的条件自然更有利于把他培养成人,将来也能光耀门楣。

叔父对季羡林的教育十分关心。但在求学的很长时间里,季羡林一直很贪玩。“从来没产生过当状元的野心,对那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下河捕虾捉蛤蟆才是他的最爱。课余时间他酷爱看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济公传》一类“闲书 ”。这些白话小说对季羡林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酷爱使用“皆大欢喜”这个透着傻乐劲儿的词。

叔父对他的预期只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做一个小职员而已。对此季羡林也并无异议。但在十五岁那年的一次考试,又让季羡林改变了对自己的判断。在这次期末考试中,季羡林竟考了全校第一名。校长王寿彭是前清的状元,他亲书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以表彰这位全校第一。他在题字中称“羡林老弟”,这个荣誉对季羡林影响极大。“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改变为另一个人”,他开始觉得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

荣誉感是激励这个狮子座男人的最好礼物。此后季羡林开始成为考试的冠军,在高中毕业时他信心十足地报考了北大和清华。而就在几年前的小学毕业时,他连重点中学都不敢报。

然而叔父家还是希望他能尽快抢到一只铁饭碗。在报考大学之前,季羡林报考邮政局,竟名落孙山。“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

爱的缺失

1929年,季羡林18岁,尊叔婶之命与济南女子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比季羡林大4岁,读过小学。这桩婚姻并无爱情可言,两人也很难有足够的沟通,这对于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季羡林而言,是莫大的痛苦。1932年,已是清华学生的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使我得到der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彭德华一直在这个家庭中默默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季羡林说,彭德华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她更不可能了解丈夫的研究成果。但彭德华尽孝道,且对丈夫绝对忠诚和服从。季羡林曾说:“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

193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两年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季羡林在同年远赴德国留学,一别便是十年。1946年季羡林回国,第二年夏天才坐飞机从北平来到济南。季羡林的外甥在文章里写道:有一天看到一位“叔叔”走进屋里,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进了里屋,听到里面一片嚎啕哭声。

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叔父有病,孩子要上学,季羡林没有把家眷带回北平。直到1962年叔父去世,婶母同妻子才从济南搬到北京,季羡林的独居生活得以终结,一家人终于可以长时间团聚,但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他们的成长中,父爱是缺失的。

季羡林自认为性格内向。到晚年写自传时季羡林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缺少母爱。季称父亲是一个游手好闲挥霍成性的人,他自然不会对其抱有太多好感。六岁离开老家时,季羡林最舍不得的就是母亲,初到济南他痛哭一夜。年幼的季羡林寄人篱下,“我能躺在一个非母亲的人的怀抱中打滚撒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

1936年7月11日,季羡林写了一篇《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季羡林在德国的房东欧朴尔太太,比季大二十五六岁。这位德国家庭妇女具有全世界优秀女人的美德:勤快,善良,和蔼。每天晚上,欧朴尔太太把自己一天的经历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季羡林说,季对她的“婆婆妈妈”的事情也并无兴趣,但他对此却没有拒绝。季羡林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在十年朝夕相处中,两人从未有过任何矛盾。“她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共过安乐,也共过患难。回忆起她来,就像回忆一个甜美的梦。”

季羡林在散文中很多次写到过“梦”,他的内心是个梦幻的世界。季羡林的学士学位论文《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 —德意志诗人薛德林》,用英文写成的,季的助手蔡德贵评价这篇论文说:里边半是想象,半是学术探讨,幻想力很强。季羡林后半生研究的印度,则是个极善幻想的民族,有较其他民族丰富得多、深邃得多的幻想力。

多情善感季羡林

遇到无能为力之事时,季羡林就会“真想到什么地方痛哭一场”——这样的说法在季的文集中出现不下十次。季羡林承认,在感情上他是异常脆弱的。1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而掉泪。在《幽径悲剧》中他写道:“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

民间有言:男不养猫,女不养狗。意为养猫者须感情细腻、温柔。北大人都知季羡林爱猫,他从家乡临清带来四只活泼可爱的白色波斯猫,白天为猫做饭,晚上与猫同眠。季羡林有一条戒律:即便是猫儿在稿纸上撒尿,也绝不打小猫一掌。季羡林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睡眠不好。有时半夜醒来,看到猫儿睡在他的双腿上,“又酸又痛,但我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动双腿,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它此时也许正梦着捉住了一只耗子。只要我的腿一动,它这耗子就吃不成了,岂非大煞风景吗 ? ”(《老猫》)

留德期间他有过一段婚外恋情,他爱上了一位帮他打字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季羡林与伊姆加德结合,留在欧洲任教,这对于他的学术研究而言是个好消息——这里有丰富的梵文资料,而中国当时谈及印度学的书刊几乎没有。他意识到这是关于感情和事业的双重选择:“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

季羡林在回国前曾接受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但家里境况超出了他的想象: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眼前的一切令他心如刀绞,“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天生的犟种不识相”

1946年季羡林回国,即受聘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个系主任一直当到1983年(文革期间除外),在 1978-1984年间还兼任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对官场并无好感,“我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退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季羡林说的“交际”指的是官场交际。胡乔木和季羡林是同一年考进清华的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我很怕见官。” 季羡林说。但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承认,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诗人臧克家的女儿叫苏伊,先前在一家工厂上班。臧托季羡林为苏伊在东语系谋个职位。臧和季是中学校友、山东老乡,俩人40年代即在上海相识。当时季羡林已是北大副校长,他答应了臧的嘱托,让苏伊来考试。苏伊到了考场才知道,要考的竟是《大唐西域记》。季羡林说:要来我们东语系工作,《大唐西域记》是基本书目啊。这样一部艰涩的古文经典,即使是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应付不了,苏伊是高中毕业,只好知难而退。臧克家并未因此心生芥蒂,仍一如既往地与季羡林唱酬往返。两人继续保持君子之交,直至臧克家去世。

季羡林内心有原则,自称“天生的犟种不识相”。曾给季羡林写传的弟子张光介绍: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在199 2年就已写好,但直到1998年才出版。“本来可以出来说这件事的应该是很多人,但季先生等了六年,居然一个人也没有,他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出来说这个事。”张光说。

但他也并非是一根筋往枪口上撞的人。“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他的另一原则。文革批斗时,季羡林对折磨他的造反派的态度是尽可能配合。当造反派在远处高喊“季羡林”时,他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的大院子里,等待审问。

他的刚和柔,都是从那十年里的皮肉之苦上学来的。德国十年,老师教会了他严谨治学和各种语言,文革十年,则磨炼出了季羡林的性格。让他的真性情里,稍微带上了一点人人可以原谅的狡猾。

(实习记者苏枫、武国英、王洋、郑思思对此文有贡献)


另一种纪念大师的办法,是重走他走过的路

-本刊记者/汤涌实习记者/苏枫

想要了解一个人,有两个好办法:一、读他写的书和他读的书;二、接触影响过他的人;三、走他走过的路。

季羡林先生去世之后,一位大学生在北京邮电大学BBS上曾经发帖说:“我女朋友居然不知道季羡林。”得到的反应非常强烈,许多人说:“你是让大家一起围观并鄙视你MM吗?”

对于多数人来说,对季羡林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个名字上:他的书里最易懂的是他的散文和回忆录,比如《牛棚杂忆》。

读完这些就已经不易,有多少人有时间和精力去读《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

由于季羡林先生非常长寿,影响过、教育过他的人几乎全部作古,得他传授比较多的弟子,如今已经得在《百家讲坛》上才能看到了。

还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普通人深入了解季羡林,那就是和他一样,行万里路。

季羡林的国内足迹

1.济南

季羡林生长在山东临清,6岁到了济南,在济南他曾经就读于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今天的山东大学一附中),高三时转入济南省立高中(济南市一中)。这两所学校都认为季羡林是他们的校友,不过济南一中的校名并非季羡林题写,而是郭沫若。

济南一中的校友还包括诗人臧克家、贺敬之、学者欧阳中石和国家领导人罗干。

2.泰山

山东人对泰山的感情丰富,季羡林也不例外,老人曾以94岁的高龄写出《泰山颂》:

“巍巍岱宗,众山之颠。雄踞神州,上接九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阴阳变幻,气象万千。兴云化雨,泽被禹甸。齐青未了,养育黎元。鲁青未了,春满人间。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暮春三月,杂花满山。十月深秋,层林红染。伊甸桃源,谁堪比肩。登高望岳,壮思绵绵。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

温家宝去医院探望季羡林时曾经评价此诗说:“写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气势。”

3.北京

清华大学是季羡林求学的地方,当时的清华大学校园,和今天的校园是同一地址。

北京大学是季羡林在国内教育生涯开始的地方,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沙滩红楼,后来和燕京大学合并,才到了今天的中关村一带。所以外地游客如果真想参观北大,应该从北大旧址开始。

参观现在的北大校园时,不妨把《牛棚杂忆》里提到的一些地名记下来,有些建筑已经由于拆旧盖新荡然无存,但有的依然存在。

301医院,北京五棵松附近,北京最好的医院之一。季老最后几年生活在医院病房里。但不推荐去参观,医院需要正常的秩序。

季羡林是北京奥运会顾问,喜欢他的游客可以购买福娃做纪念物,现在很便宜,地摊上20~50元就能买下五兄弟。

4.甘肃、新疆

1982年,季羡林受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委托,花费近20年时间,对1975年在新疆焉耆出土的44张 88页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陆续写作了10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

去乌鲁木齐可以参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那里有三具著名女尸:楼兰女尸、哈密女尸和且末女尸,都有30 00年以上的历史。

1983年,季羡林当选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有散文《在敦煌》,详细地讲述自己参观千佛洞的感受,这是一本优美的导游手册,如果去参观千佛洞,记得带这本书去。

季羡林认为石窟里的时光似乎是凝固的,据说很多参观者都有此感觉。如果有充裕的时间,不妨也像季羡林先生一样,在千佛洞连看六天。季羡林说千佛洞里的很多“到此一游”,都是康熙年间的,不知道近几年被年轻的游客们更新没有。

5.台湾

台北“中央研究院”附近坐落着胡适的墓,季羡林访问台湾时,曾经来到这里写下《在胡适墓前的记忆和反思》,追忆自己的这位老领导。胡适的墓朝向西北方向,也就是大陆的方向,许多死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这样下葬的。

季羡林的海外足迹

6.德国哥廷根

这是季羡林求学10年的地方。哥廷根位于德国中部下萨克森州,是一座只有约13万人的小城。1935年季羡林抵达这里留学时,该城只有4.6万多居民,1945年离开时也仅有7万余人。季羡林居住过10年的故居位于明希豪森街 20号,是一幢三层小楼,季羡林当年就住在三层。该楼现在仍然是住宅,有学生居住。

1980年,季羡林曾经因为学术会议来到联邦德国哥廷根,寻找自己昔日的德国恋人,但没有找到。

王子街21号是季羡林提到的“高斯—韦伯楼”。当年,他几乎天天去那里做学术研究。小楼建于1737年,和哥廷根大学同龄,现在楼重新装修后,租给了哥廷根储蓄所。

季羡林故居东北有他《留德十年》里常提到的席勒草坪,风景优美。更远一点的东边,有大片的树林,据说有35平方公里,所以季羡林说:这一片丛林究竟有多大,我住了10年也没能弄清楚,反正走几个小时也走不到尽头。”

哥廷根大学没有校门和围墙,比参观北大还要容易得多。

7.印度、缅甸

季羡林是印度荣誉公民。

老朋友胡乔木曾经邀请季羡林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因为一个搞印度语言的教授没去过印度,说不过去。

该代表团1951年9月20日离开北京,于次年1月返京,前后共4个月。路线是:香港乘船——缅甸仰光——飞机去加尔各答——在印度巡回参观6周——原路返回香港。当时的印度与中国关系非常好。

季羡林这样描绘过这次出访:“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缅甸是一个有许多寺院的国家,青年男子十四五岁时都要短期出家,不过去缅甸旅游时,千万要首先确认一下当地的政局。

8.日本

季羡林曾经去日本参加过会议:从京都到岚上的路上,季羡林参观过“诗仙堂”,这是一个供奉中国名诗人的小型园林式纪念馆。在那里季羡林遇到了女中学生,“各个笑容满面、无拘无束,一无恐惧,二无惊慌。”季羡林曾经与其中一位用英语搭话,却没能记得人家的名字。只好对自己说:“只要我知道,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位日本少女,就够了。”

季羡林曾经去过箱根,这里有著名的温泉,箱根有美丽的芦湖,季羡林还在湖边的野鸭窝边捡到过鸟蛋。

9.其他国家

季羡林还去过:前苏联、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曼谷,访问过伊拉克和埃及之后,季羡林已经去过了全部“四大文明古国”,考虑到最近伊拉克的局势仍然不稳,这里不推荐参观伊拉克。

季羡林去的时候,伊拉克还在战前,当时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里,还有许多两河流域出土的珍贵藏品。这些藏品在战争中损失比较严重。

游历并不能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大师,但足以让人开阔眼界,同时多游历本身也可以促进人的写作冲动,季羡林的许多作品,都是这样写风土人情和游学生活的散文。


他选择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只是爱好甚至是被迫无奈,没指望这些生僻语言让自己身居泰斗、名称大师和“感动中国”

-本刊记者/许荻晔

他信手就得了北大清华两份offer;自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时,他的德语也保持了四年全优的佳绩。

他的大学四年和如今的年轻人差不多:翘课、打牌、腹诽同学、臧否老师、拼凑论文,平时大睡其觉,考前急抱佛脚,去看女子篮球比赛“只是去看大腿”,临毕业开始打算“要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

他不喜欢上那几门专业课,只是因为老师态度敷衍,并无实学或者不授实学。这位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屡在系外选修、旁听,听过了历史系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甚至联合几个同学同去请求陈加开一门梵文课。

陈没有应允,但他求学的热望清楚可见。

更清楚可见的是,他肩上的重负,已使他不能继续求学路。他出生于宣统三年,虽然历“五四”,沐西风,但是他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一出生,他的位置,就是在族谱上既定的。作为季家的单传一脉,他的价值被框定为光耀门楣、开枝散叶。前者让他的命运从清平县的放牛娃转向清华园的高才生;而后者使他18岁时就有一名绑定的妻子:一名门当户对、小学学历、年长四岁的传统女性。

于是学西洋文学的他,毕业回家当中学教员,教国文,因为他读书时曾发表过散文。

但一年后,他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使他的命运转变。他仍旧恪守家族对他的要求,同时收获了自己的意义。

走出迷惘

那年季羡林24岁,因为在大学时德语成绩优异,得了个为期两年的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换处交换研究生的名额。他自己一直很想出国,当年选择清华、选择西洋文学系,也有留学便利的考虑。但当时叔叔失业,季羡林的那份尚为可观的教俸已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交换生不比公派留学待遇优渥,每月只得区区食宿费,路费置装还得自理,他自己也略有踌躇。出乎意料的是,全家倒是非常支持的:倒不见得是考虑他镀金归来能找个更好的工作,可能还是是对光耀门楣的天真信仰之故。

但是到德国半年,他的迷惘依然挥之不去。

刚到德国时,季羡林在柏林大学学了一个多月的语言,老师是极好的外语老师,季羡林以“神妙”来形容。但是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们,却让他产生了“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的感觉。对这一群体的不学无术、骄奢淫逸且反以为荣,季羡林深恶痛绝,只与乔冠华交好。

学习结束后,季羡林的去处将由德国学术交换处分配。开始为他安排的是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当时的季羡林,除了模糊的“学习古代语言”的想法,并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他不想去的原因,只是地方偏僻,人地生疏。最后他被调整到了哥廷根大学。

他按照朋友建议选择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因为这是国家所需要的。后来又经人建议,觉得两年时间太短,专修了希腊文一门。但学习希腊文的一学期里,季羡林并没有体验到学习的愉快,反而一直被痛苦纠缠。这与他自己的心绪有关,也与老师的授课方式有关。

为寻找真正的兴趣,他自学了一阵拉丁文,甚至打算自学古埃及文,而一名中国学生送他的梵文教程,又将他在国内一度产生的兴趣重新唤起。只是开始,季羡林还没将梵文看作他的命中注定,只是将其作为自己当时的混乱状态里的又一次心血来潮。他当时无法确定,梵文对他来说,会不会又是第二门希腊文。

直到该年年底、次年年初,这个24岁的年轻人,终于走出了他的迷惘期:他发誓不再生变,决意学梵文。

心向梵文

“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这是季羡林1935年12月16日的日记。Sanskrit是古印度贵族所使用的语言,也成了许多印度典籍所使用的书面语,其字面意思,指的是经过整理、修饰的文字,与“文言”有些相似。称之为梵文,是因为在印度传说中,文字为印度教主神梵天所创,玄奘《大唐西域记》有言:“详其文字,梵天所制”。故有此说。

随着东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梵文作为佛经的载体也随之进入。佛经翻译在唐朝到达了高峰,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如义净有《梵语千字文》一书,是视为一部简单中梵双语词典,列举了诸如天、地、日、月的近千个常用梵字,旁以汉字对音,下注中文。四个中文字组成一句话,故称千字文。使用方法则是诵记,并没有提及梵文中变化多端的语法,但是对其效果颇有信心,其序有言:“不同旧《千字文》,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

悉昙即指原始藏经文中的梵文字母,而文法及语义,则以梵文或梵语指称。从义净序中就可看出,后者在中国古代的梵文研究中基本无甚地位。王维有诗标题即为《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可见时人的梵文水平,若是会写和能念兼得倒还是件值得说说的事情。

但是在季羡林学梵文的时期,情势已大为不同。中国自宋以降,梵语翻译、研究已日渐衰微,至明时,虽然还有专人学习梵文,但“其所习番文止真实名名经,不可通于文移往来”,已经无法在实际中使用了。

但季羡林说到“没有那样的人”,倒也不尽然。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北大就有一位钢和泰教授,专授梵文、印度宗教哲学史和古印度史,并在北大成立了中印学院。钢氏为爱沙尼亚贵族出身,在柏林大学学梵文和古典文学。一战期间他来到中国研究藏文蒙文典籍,却因为十月革命家业收归国有,不得不就此流落中国,在北大求了个教职谋生。陈寅恪当时也常与其一同研究梵典。只是钢和泰1937年去世,而季羡林最后到1946年才在辗转回国,要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是“没有那样的人”了。

龙门一跃

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自有其优势:历史悠久、名师荟萃、典藏丰富。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成为哥廷根大学第一任梵文教授,在他过世后,继任人海尔曼·奥尔登堡(HermannOldenb erg)教授将其的珍贵藏书多数捐给梵文研究所。奥尔登堡退休后,由同时掌握吐火鲁文的西格教授执掌教坛,而季羡林到德国的1935年,适逢西格教授退休,年轻的瓦尔德施米特接任。

瓦尔德施米特师从柏林大学的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Lüders),而陈寅恪当年,也在吕德斯门下学习梵文。再追溯起来,吕德斯本身也是哥廷根大学毕业,他的老师即基尔霍恩。

在众多学人当中,季羡林自言最服膺这位太老师:“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 ologicaIndica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

季羡林自第二学期始,就改选了梵文和巴利文。巴利文与梵语属同一语系,可看作古代印度的一种方言,南传(如锡兰、缅甸、泰国)的佛典以此书写。当时选这门课的学生,仅他一人。瓦尔德施米特一周给他上两次课,一次两小时。与第一堂希腊文课带给他的焦躁不安相应的,第一堂梵文课却直接带给他“舒服”的感受,没有觉得压力,尽管梵文的字母学习远不能比英文的简明,但他却也还有信心,“满以为就这样舒服下去的。”

但第二堂课开始,教授不像开始时的循序渐进,没有讲解发音、语法规律,直接就让读梵文典籍中的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

周作人讲过自己学习梵文的感受:“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了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怕不能学成,所以就早中止了。”

季羡林花大量时间在课后学习上,每次课的准备都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梵文课一学期不过80课时,但季羡林通过课外的工夫,在一学期内,读完了教科书,掌握了这门“恐怕是语法变化最复杂、最繁琐,词汇量最大的语言”的全部语法,还完成了几百句练习。

梵文资料室内有基尔霍恩留下的珍贵材料,以及世界各地的著名梵学家寄给奥尔登堡的专著与论文,这对季羡林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宝库。除了休息日,他每天晨起暮归,把时间都消耗在这里。

第三学期开始,有另两位学生加入学梵文的行列。其实一名历史系的德国“老学生”,季羡林初对他颇有敬意,但后来发现他虽然掌握多种语言,但在梵文的学习上仍颇为吃力,“始终没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跳过龙门。 ”

跳龙门是季羡林常用的一个比喻,学外语的人是鲤鱼,但只有天资肯努力的鲤鱼,经过艰苦努力,不耍花招,不找捷径,才能跳过龙门,成为外语的主人。而不肯努力,不肯钻研,就算在龙门下游上一百年,也仍然是一条鲤鱼,无法掌握语言。

而他最后跳过去了,如他的描述,并不容易。

习得吐火罗文

按照原计划,季羡林在德国应该只待两年,1937年就该回国。他自己的解释为:“国内‘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我断了退路。”

交换期满后,原有的伙食补贴也将取消,幸好哥廷根大学的汉学院给了季羡林一份汉学讲师的工作,支持他最后完成博士学位。

第六学期的时候,瓦尔德施米特已为季羡林定下博士论文题:佛典《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但二战开始,瓦尔德施米特被征兵入伍,代替他来给季羡林上课的,则是已经退休的西格教授。

第一次上课时,西格就表示,要把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季羡林,其中就包括吐火罗文。

季羡林并没有想过要学习这门语言。他学习梵语同时,需要兼顾论文,以及博士课程的另两门副修课的学习,还要在汉学院授课,“自己的摊子已经够摊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

西格的想法一经提出,毫无余地可回旋,即刻就去安排时间准备上课。面对老人的赤诚,季羡林无法拒绝,机缘巧合地成了吐火罗文的唯一一个中国传人。

吐火罗文文献基本以佛教内容为主题,主要产生在6~8世纪,集中在塔里木河流域,即现在的新疆中南部地区,对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关系、印欧人起源问题有相当的价值。但相关材料较少,季羡林自己都说“始终没有把吐火罗文当做主业,它只是我的副业,中间还由于种种原因我几乎有30年没有搞,只是由于另外一个偶然性我才又重理旧业”。

偶然性指的是1974年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80年代由季羡林开始翻译。功夫一搁30年,而使用起来却还趁手,季老的扎实可见一斑。

但季羡林一直没有开设吐火罗文的课程,季羡林的1979级研究生,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葛维钧表示,恐怕是考虑到相关出土文献太少的关系:“可研究材料太少,学了之后也会没活干。它不像梵文、巴利文材料比较多,并且研究古代印度也离不开。”

但西克当时教吐火罗文的方法,却被季羡林传下去了。按照季羡林的界定,这是一种德国的方法,学梵文时,至少有一堂字母课,但西克教吐火罗文,直接就从《福力太子因缘经》原文开始。“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归国:新的开始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获得很高评价,按照他自己的表述是,“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一位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认为季羡林对动词语尾-matha的发现,可以印证在古希腊文中,“这种偶合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葛维钧认为:“在西方学术传统中,通常题目不会做得很大,从一个小口切入,但是开掘很深,基本上得做到在既有研究条件下,后来者没办法再做下去的程度。”

但季羡林在德国的收获,不只这一篇“最优等”的论文,主系的印度和副系的斯拉夫语言学和英国语言学,他全优通过。斯拉夫语言学里,他又学了俄语和南斯拉夫语两种语言,加上学了一学期的希腊文,选的阿拉伯文课,与自学的拉丁文,再有就是煞费苦劲学成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他在留学过程中,至少学习了八九门语言。

“学语言得有天赋,但是也得下苦工夫,像季先生这样,就是绝顶聪明的人,下了绝顶苦功。世界上优秀语言学家皆如是。”葛维钧如此评价。

但是季羡林掌握的总共18门语言,按葛维钧的说法,程度也各有区别:“基本都是能用的,但是程度有所不同。像法语,我知道他是能看的,梵文之类的则是工作语言了,英文和德文都相当好。原来我们在北大开会,几个外国人找错了房间,打扰了我们致歉说:‘这是个误会。’季先生马上接过去:‘是个愉快的误会。’反应非常之快。”

1941年,季羡林无法回到祖国,继续留在了哥廷根。他成为专职教员,有课的时候就去汉学院,其余的时候,也如以前一样,整天待在梵文研究所里作研究。他将这段时间,看作毕生学术活动的黄金时期:“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

对这座小城和这所大学,季羡林十年来已寄予了相当深厚的感情,这不仅仅是在日常相处中所培养出来的,更因为这里,是他由一个心存迷惘的青年,看清了前路,找到了意义,获得了安生立命之所在的地方,他为此心存感念。

1945年10月,季羡林离开了哥廷根,辗转瑞士,中转法国,自马赛坐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抵达西贡,辗转再由香港到了上海,回到祖国的时候,已是1946年5月。同年秋季羡林返京,北大按规定将他聘为副教授,一周后,直接提为正教授,并任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


季羡林的师友们

胡也频 丁玲(1929年与季羡林相遇)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的左联烈士胡也频,那年季羡林在济南省立高中读高三,胡也频是他的国文教师。季羡林记得胡也频不讲《古文观止》,而是讲“现代文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胡也频曾经带学生办了一份刊物,宣扬革命思想,季羡林在里面写了一篇稿:《现代文艺的使命》,这也许是季羡林的文字第一次成为印刷品。

丁玲,现代作家,是胡也频的妻子(也有人说没登记),曾经从上海去济南探望夫君,季羡林等学生眼中,丁玲是大小姐、金凤凰,和胡也频相比,丁玲高大丰满,穿着高跟鞋试图征服校园里坑坑洼洼的路,最后是胡也频扶着她才走了下来。

冯友兰(1926年)

季羡林没有听过这位哲学学者的课,但是1926年,15岁时,他用的《人生哲学》教材,是冯友兰先生的手笔。后来冯友兰和季羡林曾经一起出访国外。

冰心(1930年)

冰心先生当时是知名作家,也是一位严格的选修课老师。她曾经因为不选课的旁听者太多,对台下说:“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吓跑了来偷听的季羡林,多年后两人见面,把这事当笑谈说起。

朱光潜(1931年)

研究西方美学的美学家、教育家和出色的翻译家。1931年是北大的教授,但是在清华兼课,季羡林听了他的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可谓学贯中西,他精通英法德文,翻译了110万字的黑格尔著作《美学》,但是他在课堂上,总是用中国古典诗词举例,以便让学生们听懂。

胡乔木(1930年)

胡乔木和季羡林是清华校友,胡乔木是历史系,当时叫胡鼎新,进步青年胡乔木曾经多次动员季羡林发反对国民党的传单。季羡林自己回忆说不敢,但是也没有告发胡乔木,他们的友谊持续到了胡乔木的生命走到终点。

老舍(1930年代)

老舍是季羡林一位高中同学大学时的老师,季羡林的同学李长之在家里请老师吃饭,季羡林在饭局上认识了偶像老舍。老舍先生有一次在理发馆刮脸,季羡林也来理发,老舍就在走人时悄悄把季羡林的账结了。

有危机意识的民族往往特别珍重高龄的老人,他们是保存着许多有用的知识和记忆。对于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季羡林来说,他的回忆录里保存着很多民国学者的轶事。

季羡林曾经写过一本《季羡林谈师友》,来评说那些给他点亮了光的人们。年深日久,许多曾经响亮的名字如今都已经不常闻于今人的耳边。今天重提这些名字,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群星荟萃的民国时代。

如果各位有幸在1930年考进北京大学,就能遇到其中的大多数人,这些师友共同铸造了学者季羡林。

瓦尔德施米特(1936年)

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教授,季羡林在德国的导师,和今天一样,梵文这样的冷门专业学生极少,是多个老师教季羡林一个学生,后来二战爆发,老师被征进了军队。1980年季羡林访问哥廷根,和已经83岁的老师重逢。

陈寅恪(1930年)

民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真正可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伟大知识分子。季羡林在西洋文学系就读,陈寅恪仅仅是他的选修课老师,教过他“佛经翻译文学”,这使得季羡林后来走上了研究梵文的学术道路。陈的学问非常扎实,重视考据,而不是像1949年后的许多文人那样见风使舵,捏造历史。

1946年之后季羡林经陈寅恪推荐回到北大执教,北平物价飞涨,有时候季羡林会买几瓶法国神甫亲手酿造的红酒给老师带去,那时中关村还是农田,去清华的路上就可能遇到要买路钱的贼人。

陈寅恪1969年文革中遭到残酷虐待而死,季羡林曾经回忆说,自己没有批陈老师,守住了底线。季羡林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是1951年。

E.西格(1941年)

季羡林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觉得西格教授就是自己的祖父,这位教授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之后,以80高龄回到学院中来,教季羡林吐火罗文。当时季羡林掌握了七八种语言,对这种文字兴趣不大。西格教授不容分说,强教他吐火罗文。这种文字成为季羡林解读新疆一些残卷,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金岳霖(1930年)

季羡林选过金岳霖的逻辑学课,是金岳霖的学生。逻辑学家金岳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朋友,因为恋着才女林徽因,终身未娶。

梁实秋(1946年左右)

作家梁实秋和鲁迅常年不合,认为文学应该写人性而非阶级。季羡林极爱梁实秋的文字,他为梁实秋辩解说:“鲁迅说的未必全对。”两岸恢复联系之后,梁实秋特别命令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去看望季羡林。

胡适(1946年)

胡适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双方是上下级关系。季羡林是胡适赏识的青年后进,胡适曾经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启功的老师)为“佛和浮屠”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是季羡林用吐火罗文搞定的,胡适曾经评价说:做学问就要像北大季羡林一样。在文革后,季羡林鼓起勇气开始整理胡适先生的思想财富,为胡适翻案。


当年的学生已两鬓斑白,先生的风采却始终未改

-本刊记者/许荻晔 苏枫

桃李满天下的季羡林逝世之后,他的同事、朋友、弟子和再传弟子纷纷赶到北京,表达自己的哀悼。他们的回忆逐渐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季羡林复原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张光:他根本不要弟子磕头

张光:1937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1980年调入北大跟随季羡林工作。

我南开中文系后到北大东语系进修,教东方文学,研究泰戈尔。正好季先生需要一个既了解南亚又了解中文,又能编辑的人,所以他就同意我到南亚研究所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编辑他的文集和《东方研究》,他是《东方研究》的主编,我是副主编。我和他一起编辑了《东西文化议论集》,60万字,最后我退休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的学术我不懂得。吐火罗文只有他能看得懂,梵文则是他的弟子在做,其他的都是中文著述。季先生不喜欢参与到政治斗争这种龌龊污泥里面去,但是他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爱国。

他每天在医院里都要读报,他眼睛看不见,每天都让秘书给他读报,读《参考消息》,读《光明日报》。

季老在301医院住了六年,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前几年季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去世了,他的妻子就来看季先生,一边说一边哭,季先生也哭起来了,他的病情就加重了。

为了这件事情就赶紧转移病房,从此李玉洁老师就卡得比较紧,后来到06年以后李老师生病了,就换上杨锐,杨锐就比较开放,一般的他的学生弟子们愿意去先打电话联系都可以去看。

举一个例子吧,钱文忠给季先生磕头。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根本没有打招呼。钱文忠跟杨锐说我来给季先生拜寿,那季先生说可以,让他进来吧。哪里想到一开门,后面就跟着中央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钱文忠)马上就跪在地下立刻就磕头,季先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而且马上说“我像往年一样的每年来给你磕头”,他以前从来没有来(磕头)过。然后立刻就在中央台播了。

大家就觉得很滑稽,怎么你的弟子都21世纪了怎么还磕头啊。08年我和他的几个弟子七八个人一起去给他过生日,哪里磕头了,我们就是唱祝寿歌,和他一起高兴的聊天,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季先生自己并不在意过生日这种形式,但是大家很在意,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甚至过去外国大使馆都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喜欢这种事情,但他也不会拒绝,这是他的性格。

更早时候一个北大的学生想去看他,又不敢敲门,就在他家外面走来走去的,他看见了,怎么走了半天都不进来,他就推开门,“你是找我吗?进来进来。”他的门是这样,谁都可以进来。后来学校觉得这样不好,您岁数大了,谁都可以进来,干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研究,所以就在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要先打电话跟秘书约定时间。贴了以后季先生就不高兴,觉得人家来看你,怎么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季先生不擅长说,他都从他的文章中表达出来,他的学术地位,他的社会地位都很辉煌,但是他的内心很孤独。他很早就失去了母亲,他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

他当时和德国女子恋爱,剑桥大学又下了聘书,你就不回国就可以吧,在解放前根本没有离婚不离婚一说,你结婚以后就到了剑桥去当教授不是很好吗?他不,我一定要回来为人夫、为人父,负起责任。

他认为为能别人想百分之六十以上就是好人,就我跟他的接触来讲,他替别人着想,绝对不止百分之六十,可以说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的女儿六十岁不到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和父亲一度关系紧张),你说他这一生,他付出了那么多爱,但是他得到的爱太少啦!

他性格虽然内向,但是和我们这些比较熟的人在一起,他还是挺高兴的,他很希望我们经常到他家里去随便聊聊天,他就听,听的时候问几句,笑一笑,很高兴。

有的时候他不喜欢的人到他家里去,他就不说话。很多人要请季先生写个字啊,照个相啊,他最烦这样的事情。季先生说我认都不认识你就要照相,拿着相片拿着签字出去就发表,就自己为自己贴金。这种人去,去了之后一般他不会把你轰走,他就是不说话。

他在医院里,大概一天工作差不多五六个小时吧,他常常说我没有病。其实他开始是骨髓炎,需要每天清洗,还是很痛苦的。

季老家里水泥地大白墙,根本没有装修,桌椅板凳都是学校发的,什么都没有,就和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家一样。后来因为中央首长要来给他拜年,派人来了解情况,汇报说不行不行,这样的家太简陋了。北大就说赶紧给他送沙发去,这样才装修了一下。季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大的学问,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一代的学者、知识分子极大的可贵的财富,在当代太有价值了。

弟子葛维钧:后悔没早校出《糖史》

葛维钧:1942年生,1979级北大东语系印度历史研究生,师从季羡林先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主要从事印度学研究工作。

大概是60年代末我就去过了季先生家。当时我有个远方亲戚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认识季先生,对他文革中的情况比较了解,不时去登门拜访。我那时候因为读过季先生的一些文章,所以他去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那时候季先生没有恢复工作,比较闲,他性格也比较谦和,通常都来者不拒,在他家进进出出很容易,不过因为在文革中,上他家的人不是很多。

一次他跟我说,他常常用的《辞源》,现在手头没有,觉得很不方便。我就说我去旧书店看看。那时候的旧书店,凭着介绍信,可以买到以前出版的旧书。后来我就给他办成了。

总共大概去了五六次,时间也并不固定,因为我那个亲戚后来被分配到外地,他回北京的时候,建议去看季先生吧,我们就再一起去。

到1979年的时候,我决定豁出去考研究生。我60年高中毕业后,想考大学,但是我有“帽子”,无法录取。我考了两年,还是放弃了。之后我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工作了16年。

三年困难的时候物质上极度匮乏,精神上的控制也就相应放松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还能学习英文,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买到了一些很好的英文教科书、字典,甚至还有英文唱片。我后来到季先生家里同他聊天,也常常会谈读了些什么,虽然跟学问无关,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人还是看过几本书的。

到1979年的时候,看到季先生招研究生,想去试试,那时候我年龄太大,已经没办法考大学,我去和工厂说,我要考研,工厂方面说,再等等,马上就开平反会了,开了以后就能把你的帽子摘了,不然没法给你写介绍信。结果就等到开完会,离报名结束也没几天的时间了,我去报了北大季先生的研究生。

请假突击了两周,我就去考印度历史的研究生。大概考的是英文、政治、古代汉语,印度史还是世界史我有点记不清了。我记得总共有26人考,最后录取了两个,多数都是有大学学历的,季老为什么录取我,其实我也不清楚,就像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干吗让我写《蔗糖史》的序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成绩肯定是排在前面的。

李玉洁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被录取了,但季先生说,如果不学梵文就不收。同事们当场就为我庆祝,一起把我抛到空中。其他的考生也恭喜我,说觉得录取我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工作单位是最差的一个,觉得我能这样改变命运也很好。

季先生78级的研究生里,段晴老师原先是工农兵大学的,学德文;任远老师(任继愈先生的女儿);我那一级的同学,王邦维老师原来是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功课很不错。几个人当中,我基础最差,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同门人都非常好,知道我学习差,不过也不会向我提这话(笑)。现在我的梵文,也就是拿起来还能用用,放下来就很生疏。

季先生给我们上的课,是全所一起上的,比如印度历史和哲学。教我们梵文的,是蒋忠新老师,是60年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学生。季先生没有指导过我们具体的梵文学习,学语言就是得自己下工夫。他不是有个常常用的学语言跟学游泳一样的比喻吗,平时也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毕业以后进了社科院,跟季先生的联系就变少了些。其实我也一直很记挂他,比如要是知道他发了个什么新文章,我也会去找来看看,我平时看得更多、更有兴趣的还是他的学术文章。

季先生在80多岁还写出《蔗糖史》,前前后后花了17年,一个老人,查那么多资料,写那么多字,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做到,所以去做的。金克木先生也是一样的。我自问我要是到了80,肯定不敢这么干。

这两年因为要出版《蔗糖史》,我才去季先生那比较多。第一我不愿意访人;第二就是我觉得他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季先生本人也是不太愿意去到处走动的人,但是别人要来拜访他,他通常也不会拒绝,这样就非常影响到他的生活了。但是只要有事,他需要我,他就会找我了,我就去。虽然不常见,但我们关系还是挺随便的。

《蔗糖史》这本书就是,他很重视这本书。出版社是海关出版社,历史比较浅,就八九年吧,编辑都是一些年轻人,问题会比较多。出版社跟季先生说,这本书比较难读,最好找个人写个导读,季先生就说行啊,你们找那谁吧。这样我就被带到这事情里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季先生那儿确实多了点儿:编辑要去见季先生,带她去;封面设计出来了要给他看;有些问题怎么解决;导读写完了也得给他看看,我说不能放在您文章前面,他说导读不放在前面放哪儿。

我觉得有义务帮季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季先生不可能自己跑着催,事情到哪一步啦?那我就得问出版社。到今年6月,我觉得这事终于有点眉目了,可以在他生日以前献给他了。这段时间我都在校稿,但是校得很慢,一是季先生在北大看的很多善本书我看不到,得转弯抹角地查,二是近阶段我这边也确实常常有很多事,虽然都算不了什么大事,什么老师评职称,学生毕业答辩什么的,但也得看论文啊,就耽误很多时间。就是一直觉得这事没什么问题,等他生日时没问题。他去世那天早上,我们一个老师的爱人打电话告诉我,我还在给他校稿。

他们都说他身体挺好的,我也就信了。我们学生,这半年很少去。在他去世头几天接受采访的视频里看,我感觉样子已经很疲惫了,气色也不好,也确实瘦的,感觉他已经精神不好,大家对那个采访的记者意见很大。

季先生去世当天,我打电话约了我们当时的同学,第二天下午去吊唁他。每个人都放下手头的事情去的,我就想,要是校《蔗糖史》时候,也把那些本来觉得都推不掉的事情推掉,也许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梁志刚:跟先生挤土炕的日子

梁志刚:1944年生,1964级北大东语系本科生,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行政财务司前司长。

我高中的时候就读过季老的文章《春满燕园》,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北大,我是本科生,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

先生的衣着总是蓝色中山装,大多数是很旧的,新的时候很少。我们那时候毕业分配,下放到延庆去搞战备,先生也在。那时候他穿一个蓝棉袄,下边蓝色单裤里边套一条绒裤,就穿一般老头穿的黑布鞋。

那时候能到零下十五六度,延庆比北京城区要冷得多,我们往麦子地里挑粪,睡一个土炕。先生跟我们班男生挤在一个土炕上,炕上有好多跳蚤!那跳蚤也分不清谁是先生,谁是学生,一顿乱咬,睡不好!那时候冷的啊,冻得直哆嗦,因为他那个棉袄很薄,先生的胡子茬上和眉毛上结的都是白霜。一个老农跟先生说:先生啊,你拿一个草绳系在腰上就会暖和一些。先生就拿一个草绳系上,说,“哎呀,这个老农还是很聪明的,这就暖和多啦!那时候先生还没有被定性,还是“半专政”的状态,没法从家里取衣服。

我们早晨和先生一起起来出早操,老先生当然跑不动了,跟我们一起起来,我们跑的时候他下来,我们走路的时候他加进来。完了我们端个大碗稀粥一块喝!吃窝窝头,臭豆腐!

1972年的时候我回来进修,和二十几个人一起上课,男生比较多。那时候先生直接教我们有一年时间,课程有《初级英语》和《印度学》。他已经61岁,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头上还戴着好几顶“帽子”。

这班上很多同学从来没接触过英语,英语字母和音标的发音往往是不一致的。一位同学就问先生:英语到底是不是拼音文字?先生用德语回答了一句,意思是,“所以有人说,英国人写的是A,念的是B。”先生还说:“英语的单词发音和美语的单词发音有的是不一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民族。”

我们这段时间正在做准备,正在筹划给先生过生日,想着就是7月月底,提前一点给先生祝寿。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先生比较草根的学生,就想要提前点,不敢在最热闹的时候给先生祝寿。

我最近一次见到先生是5月2号。那时候先生的精神还可以。我发现学校派的人不在那。我就问先生:“大哥知道您的衣服在哪儿放着的吗?”他说:“甭操心了,反正我也不出门!”

“大哥”就是先生的儿子季承。两代人曾经有点矛盾。我们学生也都知道。先生在最近这半年多能跟季承和好,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那次去看先生有两件事:一个是我替先生编了个册子(《季羡林谈义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五一以前出版社把稿费送来了。另外一个是,我给先生写的一本传记,也印出来了(《人中麟凤:季羡林》东方出版社)。

这本传记是经过先生同意的。先生原先的传记我也都看过,我想把我的感受写进去。先生说:“写人物传记,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特别是你是我的学生,不要吹。张光的那本我从头到尾看过,卞毓方写得也不错。有的传记上有溢美之词,我自己看着脸红。”我说,“不敢有违师训!”

我问先生,我写您的传记,您看吗?先生说,“我不看,你实事求是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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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6 13:28:01

东南亚“阿里、滴滴、美团”官宣合并 新公司生态占印尼GDP超2%

财联社
2021-05-17 16:28:19

确诊大乌龙?澳洲从印度撤侨航班上赶下本国人后发现检测结果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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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 19:03:57

不打了?2000枚炮弹袭来后,以色列想和谈,美或失望,俄欧选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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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5 20:06:21

奥迪又成功了!一口气降价10.46万元,30天卖了16307辆!

鸿哥捞车
2021-05-17 18:10:09

那个竞选美国总统失败的杨安泽,称以自己的身份为耻,他现状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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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 06:31:48

以色列轰炸美记者大楼,美国沦为国际笑话,中国却发出时代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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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 19: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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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大小O
2021-05-15 19: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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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 1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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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 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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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7 11:27:32

49岁韩红近照曝光!甩掉40斤肉肉后颜值飙升,让人不敢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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