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治渝600天

调“东北虎”震山城

在薄熙来提出的“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五个目标中，最受重庆市民关注的是“平安重庆”。随着“打黑英雄”王立军奉调入渝，薄熙来坐镇打黑的大戏就这样掀开帷幕。

2008年6月，时任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只身来到山城，担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替代前常务副局长文强的职务。文强调往重庆市司法局任局长。

现年50岁的王立军是个铁腕人物，尤以扫黑著称，曾被唤为“铁岭的镇市之宝”，也是仅有的几个还活着的“一级英模”之一。

从警20多年里，他的“人头”价格不断飙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开出几十万的价格，要求买王立军的“人头”；到2003年，这个价格涨到了500万元。

被老领导薄熙来亲自“点将”的王立军，到任重庆后，“第一把火”很快就放了。2008年7月10日到9月30日，重庆市公安局开展了历年来出拳最重的“夏季社会综合治安整治行动”，破获刑事案件3万多起，逮捕近万名涉案分子，以至于看守所、拘留所爆满。

之后的近一年时间内，重庆警方有些沉寂，没有采取大规模行动。不过现在真相大白：警方在王立军的统帅下，一直在摸黑帮的底，准备一网打尽。

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租车“罢运”、“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今年“3·19”枪案都让薄熙来觉察到了涉黑问题的严重性，更促使薄熙来把建设“平安重庆”演变为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在6月3日江北区爱丁堡枪杀案后，新一轮“扫黑除恶”风暴乘势刮起。

截至8月15日，重庆警方已成功抓捕涉黑涉恶团伙成员1544人。数十名警方人物涉案。不过令外界最震惊的还不是这些数据，而是揪出了大批隐匿在商界和政界的重量级人物。

这些重量级人物包括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等。

而8月7日，盘踞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6年之久的“文大爷”——文强被“双规”则是整个“扫黑除恶”运动的高潮。从这时候起，重庆人相信，“是动真格的了。”

文强被扳倒后，普通民众似乎恍然大悟：去年将其从盘踞16年的公安局调任司法局，原来是出于通盘考虑的一着棋。

几场“战役”下来，王立军的职务也由副转正，并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全面接管重庆警界。

7月31日，重庆市一次通报会上，王立军表示，重庆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

在黑恶势力的收买之下，政府官员甘心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薄熙来在8月7日主持召开的市委第三次打黑除恶工作指挥调度会上说，涉及党政干部、政法干警的管理要及时研究，将不良分子甄别出来，纯洁队伍。

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重庆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局长蒋勇、重庆国土房产局原副局长王斌、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等多达9名厅局级官员和10多名处级干部因身陷“地产窝案”纷纷落马，一时震惊重庆官场。

据重庆人事网显示，重庆市公安局正公开招募300名基层警员。这样的招聘规模甚是罕见，可能预示着，公安系统将面临部分“换血”，更是为了扩充警力，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危机处理“有智慧”

除了“红”与“黑”，对于薄熙来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重庆之外的政府官员都印象深刻。

“巴东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毕竟在县里，不是每个领导都受过到民主与法治的训练，不是每个人都是薄熙来，采取的方法有不妥的地方。”邓玉娇事件发生后，巴东有官员表示，就县一级的基层政府而言，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经历的不多，经验也不可能丰富，“肯定不可能像薄熙来他们那样处理得有能力、有那么多的智慧。”

巴东官员熟知的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的表现。

去年11月，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司机因为“份钱过高、加汽难、黑车屡禁不止”等原因，进行集体停运，通过信息的传播，一度导致重庆交通瘫痪，酿成一起公共事件。

事发后，薄熙来赶到了现场。40名出租车司机坐到薄熙来身边，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并全程通过电视、网络直播。薄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事件。

参会人员，除司机代表、市民代表外，政府方面还包括三位主管交通运输领域的副市长，以及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出租车司机平时难得一见的重量级官员。

“老百姓对这个事情很关心，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对这个事情也很关心。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坐在一块面对面听一听大家的意见。”薄熙来一开场就说，“有什么话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好好的交流。”

薄熙来表示，他看了很多网上的评论，对这次停运，他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

接下来，他把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时间大都交给了出租车司机代表。

司机们讲述了在行车中遭遇的黑车问题，加气难问题，罚款问题，份钱问题，甚至包括公路边公厕过少问题。薄熙来以诚恳的姿态倾听这些发言，偶尔打断询问一下详情。

在谈到加气难时，一名加气站的负责人辩解说了几句，薄打断了他，“你就讲到这儿可以了，今天我主要是听司机们讲。你不要讲了。”

薄后来解释说，“老百姓、出租车司机好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发表意见，你不能占他们的时间，你表达得又比较流畅，说得又比较多，他们就没工夫讲了。”

薄熙来以当地最高官员的身份，跟出租车停运事件各方主体进行对话，“座谈的气氛很平和，没有争吵，也没有火药味。”

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市民的热议。这是地方最高官员首次与低层利益诉求群体面对面座谈，而且这次座谈内容完全公开，新华社及重庆主要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现场直播这次座谈全过程。

此举为当地市民所赞赏，“处理方式很民主，非常完美。”

事件落幕后，薄称，“重庆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矛盾和争议，闻过则喜，听了就去改进，重庆发展起来了，我相信表扬的话就多起来了。”

“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处置，为转型社会，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如何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树立了一个典范。”有学者如此评价。

实际上，在重庆，官员应对群体性事件或突发事件的能力，已经成为考察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而越来越多的重庆官员感觉到，薄熙来对官员考核标准的提高，“金箍咒越念越紧了。”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