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周年之开放中国

2009-09-23 14:09:03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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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甲子,在经历迂回曲折、跌宕起伏之后,如同“改革”一样,“开放”业已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姿态,继续30年前开始的“开放”这一伟大进程,拥抱世界,也为世界所拥抱。

开放中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和国的领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决定打扫干净房间再请客。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矛盾纠结,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等到中国社会对外完全封闭的“文革十年”,中国当时的极端观念视主流国际社会如仇寇,畏“海外关系”如虎。国家、社会和普通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交往长期处于低谷。

1978年,那一代杰出的中国领导人,确信一个自我、封闭的中国不可能取得繁荣和进步。从那时起,中国的“开放”进程就一直与“改革”进程比肩前行,而这一行,就是30年。中国人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走向世界,从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财富中汲取营养,强壮我们的躯体,丰富我们的心灵。

1984年,当我们的人民共和国35周年庆典之际,一场“西装热”像风一样吹遍中国。习惯于几十年的灰、蓝毛式服装的中国人换上西装,打上领带。当时,人们不由得想起2000多年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他们明白,这不是简单的衣冠之变,而是心胸的开扩、观念的突破和发奋图强的决心。

今天,当我们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回首25年前的往事,不能不感慨那个时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我们共和国领导人面对外部世界的自信和从容。

一个甲子,在经历迂回曲折、跌宕起伏之后,如同“改革”一样,“开放”业已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姿态,继续30年前开始的“开放”这一伟大进程,拥抱世界,也为世界所拥抱。

【本文导读】罗湖桥上的人来人往
                护照上渐开的国门
                外媒走中国
                一个家族的四代留洋路
                那一段“里通外国”的往事
                新东方:留学羊群里的牧羊犬


罗湖桥上的人来人往

一头连着中国内地,一头连着香港。30米的木板桥刻下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60年国门开放的曲折历程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深圳)

这是2009年9月16日的罗湖口岸。宽敞整洁的通关大厅里,听不到嘈杂的人流声,也看不到等候过关的长队,短短5秒钟,人们通过简单的刷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关,去到那头的香港。

60年前的10月1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3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打到罗湖桥头,到此止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罗湖口岸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国门”。那时候,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海关只是一座破旧的小木屋。

此后的20多年,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只有与香港相连的罗湖桥,维系着共和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耕作口”

1950年,正值学术黄金时期的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渡洋来到香港,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的头两年,常有爱国人士通过罗湖桥回到国内,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都取道于此。那时,罗湖口岸并没有明显的边境线,更没有铁丝网,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过罗湖桥走到河对岸的农田进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学。

1951年,中国开始封锁边境,深圳河两岸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这一年,20岁的朱自然从上海海关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罗湖口岸工作。

虽然边境被封锁,但隔断不了深圳河两岸的来往,当时宝安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时候这4000亩土地分给宝安的农民。1951年,宝安经济生活困难,靠近香港的宝安百姓要求去种那4000亩地。后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同意宝安农民过境耕作,并设了7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

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

“进出关检查起初也很简单,由于没有正式的办公楼,值班人员长期在车站铁路边摆一个木桌,旅客经过一个个打开包检查。”朱自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52年7月,31岁的张爱玲在烈日下走过了罗湖桥。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湮没,而她的身影在异国他乡渐行渐远。

从1957年起,通过罗湖桥过境耕作的村民发现了两岸的差距。河的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元。于是,白天在香港耕作的村民晚上不再返回河的这一边,有的甚至扶老携幼,全家都住在香港。

今年78岁的姚伯就是通过“耕作口”去的香港,他从罗芳村的生产队社员变成香港的最底层的工人,只花了一个晚上时间。

当时听到哪个熟人逃港了,他们会开玩笑地说,“他到香港喝咖啡去了。”姚伯说,从罗芳村到香港,可以走文锦渡,也可以走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白天过去在资本主义地盘上干活,晚上回这边来过社会主义生活。那边的东西不许带过来,就在铁丝网那边吃饱了再回来。有时牵着牛过去干活,姚伯就经常就在牛耳朵里塞两个鸡蛋,过去卖点钱。

1957年的一天下午,他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最近最安全的路线是从现在的罗湖海关后的深圳河过去,但需要有熟人带,没有关系很难。其次是皇岗口岸,但有军犬把守。再次是梧桐山,路途远比较危险。最后就是泅水了。姚伯说,他有耕作证,就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了。

去香港的人多了,在那边就成了一个个村子。原来一个村的还聚集在一起,罗芳村的人过去的还叫罗芳村,渔民村过去的也叫渔民村。

据宝安县志记载,从1951年深港封锁边境开始,1957年、1962年、1978年、1979年,深圳相继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其中以1979年为最。据官方资料记载,从1951年开始,宝安县青壮年流失人数为119274人,逃港成功的为60157人。

土政策

“逃港”不断发生,终于令边境封锁的政策开始松动。

1961年开始,宝安县开始放宽边境管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提高农民收入,遏制逃港潮。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一次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回来。

1961年至1963年,从香港过境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大部分都是带着粮食来救命的”。时任罗湖海关检查员的朱自然说,自然灾害那几年,很多香港居民便带着成袋的面包、大米回来接济亲戚。

那几年,宝安人到香港不需要县公安局同意了,只需写个简单申请,盖大队公章即可自由到香港耕地,同时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多数群众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自己生产的产品到香港去卖,从香港换取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以前被视为走私的物资都可以公开出口了。

到1963年初,广东省委全面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罗湖桥上的这些土政策基本被叫停了。等到再次提出改革开放,那已经是1979年的事情了。

2008年,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詹延钦通过翻阅大量原始档案,并采访原宝安县委的老领导,披露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年的开放与今天明显不同,那是基层政权为解决群众温饱而进行的大胆创新。”詹延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车两面”

1968年,初中毕业的陈焕参军后被调入罗湖口岸负责拍照,特殊的岗位让他见到许多不为人知的逃港命运。

建国后,每天都有列车经过罗湖桥往香港运送蔬菜和鲜活禽蛋,列车到达深圳后,要先在北站休整集结。外逃的村民大都是以茫茫夜色为掩护摸上暂停的专列货车,甚至藏在列车水箱中冒险随车进入香港。经常有人被火车挤死,许多是外地人,连身份证明都没有。

发现逃港者死亡,边检部队就会请陈焕去拍照取证,镜头里的惨象经常让陈焕唏嘘不已。

“都是穷怕了。”陈焕说,没有及时发现的尸体运过河后只好埋在深圳河南岸。直到目前,深圳河南岸,离罗湖桥不远的江背岭上,还是一排排墓碑面向北方。

陈焕记忆深刻的不仅有逃港者,还有罗湖桥上的文革旋风。“文革时期就连过关的旅客也强令要求先背毛主席语录,方准出入境。”

来往广州至九龙的火车则每天都要“变脸”。从香港过罗湖桥,红卫兵便涌上车去,在火车前前后后挂上毛泽东画像,贴满大字标语。火车回到香港境内,香港工人便开始忙着洗刷标语,第二日开往内地又复如故,犹如“一车两面”,桥头桥尾各不同。

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香港红卫兵呼吁批判资本主义,内地红卫兵拥到罗湖桥上声援,并一度声称要冲过罗湖桥,赶走殖民主义当局。

“很多试图逃港的人也夹在中间,海关和边检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几十人手挽手,在罗湖桥头组成三道围墙。连续对峙了好几天,终于将冲关的人挡了回去。”陈焕说。

“踩单车”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提出了

“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的理论。会上,邓小平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

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此前,深圳只是宝安县的一个镇。

罗芳村的姚家浩是从广播里听到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的,当年38岁的他隐隐感觉到,深圳要发生大变化了。

姚家浩的预感很快被证实,此后不到一个月,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1979年3月5日,宝安正式改名为深圳市,一年后,深圳经济特区宣告成立。

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昔日由集体掌管的农田被分到了每家每户,姚家浩和村民们将分到的农田全都种了蔬菜。

当时的政策不仅包括分田到户,还允许村民们将收割下来的蔬菜运到河对岸的香港卖。姚家浩说,深圳这边几毛钱一斤的蔬菜,在香港能卖上二十来元港币一斤。第一茬小白菜上市,他就成了万元户。

除了卖菜,姚家浩的副业是到罗湖桥边踩单车带港商。因为没有公共汽车,香港人从罗湖桥上过来,不论是多大的富豪,只能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颠簸前行。这种交通工具,深圳人叫做“踩单车”。

第一个来罗芳村投资的香港老板王良基就是姚家浩用单车从罗湖桥接来的。1985年,罗芳村建成3000平米厂房,王良基应邀来投资,建成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良基手袋厂。

直到去年,这家经营了23年的手袋厂因为订单减少,最终倒闭了。但它的身后已竖起了几百家企业。

与王良基一样,世界500强企业代表,百事可乐驻香港业务主管李文富,也是早期跨过罗湖桥来深圳投资的港商之一。

1979年9月,在中国决定设立深圳特区仅仅一个月后,李文富就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要来投资的意愿。整整一年,李文富奔波于深港两地谈判、看场地,直至1981年正式签约,双方合作建起了深圳市饮乐汽水厂。

李文富自己骑单车,有时还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后架上带过来,被誉为用自行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老罗湖桥的暮年

1992年6月18日深圳出台《农村城市化暂行规定》,深圳的农民一夜间变成了城市居民。1995年,深圳市建设污水处理厂,罗芳村300多亩地全部被征用。姚家浩彻底告别种菜生活。

1995年,64岁的姚伯从新罗湖桥回到了罗芳村,在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楼房,此后,定期过河来收租喝茶成了他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1985年,深圳市政府在老罗湖桥东边新建起一座宽50余米的双层水泥大桥,同时又在桥头建起了一座高12层的联检大楼,也就是现在的罗湖口岸联检大楼。

“出入‘耕作口’的人越来越少。”2009年9月16日,距离罗湖口岸不远的笋岗边检站值勤点,队长黎晓靖的话有点失落。

“这儿可是最老的罗湖桥。”黎晓靖指了指脚下,他已在桥头看守了7个年头,此前,他在罗湖边检站当了10年的检查员。“罗湖海关的联检大楼建成后,老罗湖桥就成了当地村民的过境耕作口。”

不仅罗湖桥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解放军到公安边防再到武警,再由武警改为警察编制,看守罗湖口岸的部队已经变换了许多次。

“我来的时候还是公安边防部队,如今已换了好几套制服。站岗时的配枪也由步枪改为手枪了。”黎晓靖说。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边检站值班人员由全部由武警改为警察编制,“让荷枪实弹的部队走来走去,气氛多紧张。”

老罗湖桥上午有6个人值班,下午班只有2个人,而出入境耕作的农民则更少,多时七八个,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距耕作口几米之隔的罗湖海关联检大楼,日均进出境旅客已25万人次,单日数量最高纪录达39.6万人次,是亚洲最大旅客和行李检查口岸。

常年进出的都是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黎晓靖说,他都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来。

“实际上大部分是过去打工和购物。”黎晓靖说,“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地了,要么租给别人种地,要么就荒着。等早上出去的那两个人回来,我就可以回家了。”

河对岸的香港村庄,旧瓦房、水泥房、铁皮房面貌如昨,依旧过着日升而作,日落而归的田园生活。


护照上渐开的国门

相对于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的“宽松”,建国60年来,因私护照的申领,经历了极为封闭到自由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本刊记者/杨中旭

1950年10月11日,陈水珠和表姐乘上一条小船,经由伊洛瓦底江,花上一个钟头的工夫,从竖磅县来到缅甸首都仰光,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来。

大使馆领事部的官员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是姓名。妹妹脱口而出:陈瑞珠——她打小就听见大家这样叫她,浑不知自己的名字其实叫水珠。

可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难倒了她。领事部官员问她:你的出生年月日?陈水珠和表姐面面相觑,这个可是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的。姐妹俩对领事部官员说声抱歉,携手走出门外商量。妹妹对姐姐说:我妈说我十七岁。姐姐算了算,那你是1933年生的。妹妹说,还有月份呢。姐姐说:编一个吧。

回到房间,给出“答案”,领事部官员随即拿出一本蓝布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翻开第一页,在右首第一行姓名一栏里自上而下写下“陈瑞珠”,在右首第二行出生年月日一栏里写下“一九三三年二月”,然后贴上黑白照片,盖上钢印,并在第二页上填好入境事由,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之印”以后,请持照人“陈瑞珠”签名,新中国第一版护照(1950年版)的NO.B000912号宣告生效。

陈水珠未曾料到,这一去,就再难回到生她养她的缅甸,甚至在几经政治运动之后,返乡探亲的念头也已泯灭。她更不曾想到,她会在暮年自由出入国境。

噤若寒蝉

收拾了行囊,“陈瑞珠”踏上归国的路程。头一次穿越国境,她心里并没有底,不知道过境时会发生什么。除了护照,她还带上了边民证。

过境的时候,她只出示了边民证,顺利过关。59年之后,陈水珠老人在家中拿出当年的这本护照,翻开后面的签证页,笑言:你看,这里一个章都没有。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的说法:“陈瑞珠”的护照目的地是

“中国”。这是那一时期护照的特征,一般只有一个目的地。“如果换目的地国家,就得重新申办护照。”李爱萍说。

“陈瑞珠”的护照一年之后到期,新中国的第二版护照也已出炉,但她没有提出申请。她回来了就不打算再回去——尽管长辈和她讲,大陆吃白薯,日子很苦的。她的丈夫陈长淦和她一样,在青年时期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启蒙,建设新中国是两个年轻人的理想。

1953年,新中国第三版护照推出,封皮从蓝色换成了咖啡色漆布硬皮。此时,肃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归侨和侨眷多有受牵连者。

1957年,“反右”运动风行全国,归侨又一次受创。此时的陈长淦和陈水珠已归国日久,虽然内心思念远在海外的亲人,却已连申办护照的念头都已不敢有。归侨都彼此提醒,别惹祸上身。如果因为申领护照而被扣上“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情绪”“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这些帽子,是归侨们无法承受之重。如果运气坏的话,说不定还会再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

这种对护照噤若寒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

据李爱萍回忆,这一时期,北京市每年因私出境人数只有区区几十人,几乎全部为归侨,“上面严格控制人数”。这并不难理解,普通百姓一来没有海外关系,二来没有经济能力,对护照的欲望几近为零。

2009年9月21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被授权查阅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一份历史档案(非保密文件)时,发现中央部委曾经有过严格的规定。

1964年9月25日,中侨委(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审批国庆回国观光华侨携带其子女出国问题的紧急通知》曾有规定:对于大学毕业生或大学在校学生,家长要求携带出国的,不要轻易批准;学绝密专业的一个不放,学机密专业的,原则上也不放;对确有正当理由,非出去不可的,经中央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个别批准。

内查外调

1964年,新中国第六版护照出炉,内页由竖排转为横排。

据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回忆,那一时期申办护照,政审是最严格的一道门槛,“一个人申办,后面800个人调查着呢”。

这一时期,申办一本护照,需要填写四份表格。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出入境管理处前身)留一份存底,另外三份分别交由户口所在地公安分局、申办人所在单位、申办人所在街道、居委会。当时被称为“内查外调”。

小组—车间—工厂,居委会—街道—派出所,中间任何一道环节卡了壳,护照就办不成了。“其中,单位政审是最重要的环节。”离休干部陈长淦说。

尽管“地、富、反、坏、侨”声名远播,绝大多数归侨选择了沉默,但野草却也在夹缝中苦苦求生。1963年,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年轻的助教就开始给北京市公安局“出难题”。

1932年12月17日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赵惠恩于1954年返回祖国。9年之后的11月13日,他详细填写了四份申办护照的表格,将家庭情况、海外关系、社会关系、自身简历一一填写完整,其申请事由为:一、母亲今老患高血压及心脏衰弱症,多次来信及来电要我们夫妇回去见最后一次面。二、父亲已于1957年逝世,留下一笔遗产,需要回去处理。其中一项牵涉到印尼土地法问题。父亲用我的名字建了一间房屋,这件房屋的土地也是当时购买的。根据印尼颁布的土地法令,外侨在印尼的土地必须在1964年3月以前办理转让给印尼籍公民,否则将取消土地所有权。

赵的申请未被批准。两年之后,他再度申请去港(印尼当时正在排华无法入境)。这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部提交了《关于赵惠恩申请去香港的请示报告》((65)局户签字第1021号)。报告中说:经查,赵惠恩有以下几个问题:

● 其三姐赵群娇,1952年由印尼回国求学,在上海同济读书,曾攻击我“不民主、不自由”。1957年整风时,因罢考政治课被批判,对我心怀不满,1958年去港至今未归。

● 赵群娇与国内政治情况复杂的人关系密切。

● 申请理由不实。赵惠恩思想落后,好逸恶劳,怕艰苦,怕在农村劳动,不愿在国内工作生活,三姐千方百计拉拢。

● 掌握一定机密。赵在原子核系任助教,部分课程内容是参考所内工作内容而制订,属秘密级。

据此,报告“拟请科大党委负责同志对赵讲明,香港是个坏地方,赵身为原子核系助教,去港对个人和国家均不利”。

申请被二度打回。1969年后,赵惠恩在印尼的亲属分别致信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求放行,依旧未果。

2009年9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罗爱玲抱出有关赵惠恩的卷宗时,发黄的卷宗已有200页之巨。

当天晚些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赵宏宇在户籍网查询栏里输入赵惠恩的名字和生日,已无任何结果显示。

单程证

上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之时,赵惠恩想出去,黄俊坚想进来。

1965年,18岁的黄俊坚从印尼经香港回到广州,被安排到广州华侨五校就读。报到的当天,在派出所民警前来做户籍登记之后,黄的护照被带走,再未归还。

3年之后,为响应最高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黄俊坚被分配到海南岛万宁县中兴华侨农场务农。在这座军区农场里,黄俊坚的工作是割橡胶。

橡胶水有一个特点,气温稍高之后就会自行凝固。华侨们别无选择,只好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先吃稀饭,然后步行约一小时去工地割橡胶。现在的橡胶工,一般每天要割一两百株至三四百株不等,但黄俊坚当时每天要割五百株。

很多华侨的母亲前来探望,发现自己的孩子面色苍白,她们回到香港等地就开始“造舆论”。

一边想出去,一边不肯放,死结却因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解开。据国务院侨办秘行司原司长陈长淦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原处长陈水珠回忆,尼克松访华期间曾经提出质疑:来去不自由。

政策开始松动。从1973年开始的两三年间,大批归侨离开大陆,通过香港设法回到出生地与家人会合。政府方面的原则是:除了有重大政治问题并掌握机密的归侨,只要提出申请,就一律给予放行。

放行的凭证,却并非护照,而是兼具护照功能的一张薄纸——单程香港通行证。1973年6月,黄俊坚提出申请赴港,7月获准,8月27日抵达香港与父亲团聚。他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顺利抵港,除了大气候的因素,也与父亲在香港一直帮助大陆做转口贸易有关——闭关锁国的大陆,当时只有香港一个窗口面向世界。

很多人劝陈长淦和陈水珠也一起走,夫妇俩没有同意。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大批归侨抵港之后,无法获得印尼等国签证,进不得;单程香港通行证已经锁死了返回大陆的通道,退不得。进退维谷之间,不得不滞留香港。

时至今日,当陈长淦夫妇到香港时,仍有滞留香港一生的老友聚在一起唏嘘当时求生之艰难。

1974年,新中国第6版护照推出,封皮上护照二字从前5版的繁体变成了简体。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

10月2日,他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这种错误说法和做法一定要纠正过来。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他还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陈长淦和陈水珠听了,顿觉春风扑面。在他们的记忆中,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1~1985年连续就调整出入境问题作出指示,口径一再放宽。以至于陈长淦和陈水珠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动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1981年,女儿的梦想成真,远在印尼的爷爷负责每年3万美元的求学费用。

女儿的护照被拖了两个月,但在夫妇俩看来,比起之前的几十年,这已经很不错了,起码没有人再为此上纲上线。

1984年,陈长淦一天之内连升三级,从国务院侨办副处长直升为秘行司司长。2009年秋天,他回忆往事时感慨满怀:“侨务工作要我们这些归侨来做才好,之前却总是得不到信任,领导不敢委以重任。”

1985年之后,来公安局办护照的人明显多起来。这个时候,办理护照的表格,已从4份减为2份。市局存档的一份不变,原来由单位、街道政审的程序,现在通通交给分局负责了。因为人多,位于东交民巷36号的外事科开始显得“庙太小”。这间区区十来个平方的平房里,每天都要接待数百人,而接待员只有两名,后来接待员增加一倍,仍然无济于事。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九版护照,已经使用了防伪技术,只是技术相对简单,在头像上盖个钢印,内页为天安门水印图案。

“当时里面还都是人工手写的,没有复印机,也没有什么复印件,在办证窗口,接待员先要核对各个证件,对好了,盖个章表示已核对。后来接待量越来越大,接待员一天下来累得头晕眼花,有时候没看清门牌号,晚上还要给人打电话问你家门牌号是1还是2。钢印特别沉,一天两三百个盖下来, 手累得哆嗦。领导也要一本本签字,一天到晚签字,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个领导签字签到手得了腱鞘炎。”李爱萍回忆说。

每天晚上外事科关门时,总得出动3个壮小伙,前面两个连劝带推,让排队的人退到大门外,门里的小伙趁机关上大门,对外面喊:“明儿再来!”外面的人说:“我就不走了!好不容易排到我,明天我是第一号!”

1988年,陈长淦年届58岁,已接近离休。侨办的政策是,归侨干部可以出去探亲一次,单位负责报销北京至深圳的费用。陈长淦在一天之内,就在单位走完了政审的程序,人事部门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分别在申请书上签字同意,而他办理护照和前往新加坡的签证也一路绿灯。

1988年10月25日,仍然无法入境印尼的陈长淦抵达新加坡,住进友人家中。一个星期之后,年近九旬的父母从雅加达飞抵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迎候的人不少,老父已经认不出40年不见的儿子,一迭声喊道:“谁是长淦?长淦在哪里?”

看着已经有些直不起腰的父母,陈长淦未语泪先流。

申办护照的滚滚洪流

就在陈长淦与父母团聚的同时,陈水珠也开始着手准备赴美探望女儿。申办护照过程中,她趁机了却了一桩38年的悬案。

1952年,当母亲廖含笑也返回大陆定居时,陈水珠专门问母亲:我是不是叫陈瑞珠?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母亲禁不住笑起来,说:你叫水珠,生在荔月(也就是农历六月)初二。

陈水珠又问:哪一年?母亲回答:你今年虚岁19。此时,陈水珠方才明白,自己两年前把虚岁当成实岁,写在了自己的也是新中国的第一版护照上。她马上查了农历,知道荔月初二是那一年的7月13日。

直到1988年11月19日,陈水珠的护照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这一时期,高校的教师外流加剧,以至于教育部不得不在护照申办上追加了一道门槛:高等教育培养费。但据李爱萍回忆,这仍然难以挡住申办护照的滚滚洪流。

此时,苏东已经发生剧变,中国国营轻工企业积压在库房的商品一下子在苏东找到了销路,每晚熬夜排队的主力军也从留学生变成了“倒爷”,到后来,已然是“一表难求”,有人专门以倒卖护照申领表格为生。有朋友对李爱萍说:“你们屋里的一张表,一块钱卖出来对吧?在外面能卖50块。”

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护照越来越紧俏,作假的也就多了。有人就把护照卖了,1万块钱一本,换个头像,加个封膜也不难。护照的防伪技术面临考验

1994年,北京启用92版的护照,这个版本的护照就基本不用手写了,全是打印。出入境管理处也开始用上电脑了,弄来电脑后,警官们集体培训,临时工也得上课,学习电脑设计的模块,大伙儿称之为“文盲普及式教育”。培训了两周就上岗了,很多人打字都没练熟,手忙脚乱,年龄偏大的老同志戴着老花镜使劲在电脑屏幕上找:“这个号在哪?那个号在哪?”

那时电脑也跟不上出国人数的增加速度快,崭新的机器,没几个月坏了一批。买的打印机一天到晚不停打,当时用的针式打印机,吱吱的声音,工作人员就一天到晚不停听,听得人都受不了了。那时候还有一些程序,比如贴照片,盖章,审批意见还要有人工填写,工作量还是特别大。

1992年,出入境管理处告别了东交民巷的平房,搬进了新建的办公大厅。没过多久,地方又不够用了,只好再搬到警察博物馆,直到1998年,才最终搬到位于北京市北二环东路的办公大楼。

2000年,北京启用97版护照,也是新中国60年来的第十三版护照。这个版本的护照比以前大大改进。印钞技术被引入,伪造护照从此很困难。而且页数多得多,变成了32页。照片用数码扫描,本人必须亲自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而且户籍网也和出入境管理处的办公系统连接上了,核对证件鼠标一点就好。

2003年9月1日,因私护照进入按需申领阶段。普通市民只要带上户口本和身份证,公安局就没有理由拒绝办理。

2009年9月15日8时20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北二环东路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还有10分钟开门,一楼大厅的门外只有寥寥十数人等候。出入境管理处民警说,这里面的人,多数是为其他业务而来,例如外国人续居留。为因私护照而昼夜排队的情况,现在已经绝迹。


外媒走中国

38年前,罗伯特·基特利一个人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形象”而激动。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他们自由地居住生活,体验着中国社会的变化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本刊记者/王艳

9月19日晚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伊安·约翰森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婚礼,喝了不少酒,“像中国人一样,我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

“记录中国的现在和变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是伊安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像他的前辈罗伯特·基特利一样。

作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基特利1971年6月“获中国高层批准”到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采访,成为新中国建国后《华尔街日报》来华第一人。

“看来中国一切恢复正常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过分的行动之后,秩序已恢复——有些过分行动,是西方过分夸大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当年基特利的报道在西方引起关注。

如今,这些文字依然生动。

人民大会堂的座上客

1971年的北京街头,几乎难觅外国人的踪影。

自1949年以来,“红色中国”就一直令西方媒体充满了质疑和恐惧。第一个要答疑的人是美联社记者兰卡什尔。1956年年底,致信周恩来获得签证后,他走过罗湖桥,成了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北美记者。

6个星期里,兰卡什尔奔走8000公里,从中国大陆发来长篇的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描述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后来,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又把刚刚向外国记者开启缝隙的大门沉沉关上。

“那时能来中国的记者,凤毛麟角,说是记者,但都被视为贵宾或外宾。”曾在美联社实习的美国留学生杰克感叹道。他2008年来到中国,“扫街”成了主要采访任务,而不是像罗伯特·基特利,能够进出人民大会堂,成为座上客。

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南华早报》和《香港日报》主编的基特利,永远不会忘记1971年6月21日的夜晚:他和夫人,与《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托平夫妇、《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阿特伍德夫妇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

作为为中美破冰造势的首批美国记者,他们已经在中国采访了数周时间。此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还带着妻儿,他们也都非常难忘这段经历。”基特利2008年在复旦大学作演讲时回忆道,“对中国的看法,也从此改变。”

会见时,翻译冀朝铸和唐闻生分别在周总理左右入座。唐闻生感觉“这是老朋友的聚会”。

周恩来对大家回忆了壮年时期在南京度过的岁月,感慨道:“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用开始出现寿斑的手指着基特利手里的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借助外国记者的笔,周恩来谈了新中国对台湾政策等问题,强调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为台湾“独立”而举行的公民投票,因为这问题不存在,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令基特利难忘。之后不久,他又参与了尼克松访华的报道。

不过,基特利还是习惯把目光瞄准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法国记者罗拔·纪兰的专著《中国印象》,就记录了基特利1971年的一篇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

“工厂和人民公社,正在创出新的生产纪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进行着基本建设。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看来供应充裕,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充裕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基特利写道。几周时间里,基特利等美国记者访问了“中国辽阔地区的七个城市”,也走访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在市内、市郊的工厂、公社,所见所闻,都显示出一种全国一致性。山西省领导人甚至说,他们已消除了省级政府中6/7的高级职位。精兵简政,是当前一个口号。”

偶有空闲时间,基特利领着儿子溜到了北京的街道。一位男子为了看这对金发碧眼的父子,差点撞到柱子上。

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罗伯特·基特利之后,1979年,经过层层审批,《华尔街日报》成为首批获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西方媒体。此后,原先撤出中国的西方媒体机构纷纷回到北京。

“过去不可能跟现在来比。”这是香港报人、专栏作家秦家骢常挂在嘴边的话。1940年在香港出生的他,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后裔三十三世孙;而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美建交后中国政府接受的第一个美国华裔记者,《华尔街日报》驻北京机构首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

1979年4月,秦家骢飞到北京,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记者一起,成为第一批来到“文革”后中国的美国记者,在当时中国首都最高的、18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设立了《华尔街日报》办事处。“每个人两个房间,一间办公,一间居住。我们一直住到了1980年,然后就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秦家骢对记者回忆道。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

秦家骢在报道中国的空余时间里,也在从事着个人历史的发掘──打电话、写信、会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给他新的激励。他甚至见到了曾遭受政治迫害、在监狱里蹲了二十来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那时候,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人主动给你提供消息,你不可以随便旅行,你不可以离开北京,你到上海、天津去也要申请批准。全国你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号码,采访什么人、到什么地方都要经过他们批准和安排,甚至在北京也不能直接采访。”秦家骢说。

“其实我1981年就想离开了,没有新闻可写,这是记者最苦恼的事情,但没有人接替我。当时,我们能看的报纸只有两种:《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我们请人翻译报纸,找感兴趣的新闻,再找机会采访。”

有一次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一个工厂出现了新技术,就直接找了去。但工厂表示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让秦家骢直接翻译《人民日报》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的英文版,要有自己的观点,我要深入了解。”

秦家骢试图说服他们,“哪怕你们把《人民日报》上的话再说一遍也行,可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

当然并不是所以采访都无果而终。1980年时对曹禺的一次采访,就辗转成功了。当时,秦家骢和曹禺已经很熟悉了,经常一起吃饭、看戏。但是,曹禺说“朋友归朋友”,要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就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通知他。

秦家骢只好把电话打到外交部新闻司,然后就是等待批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按照程序联系了北京市外办,北京外办又找到某个戏剧组织。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个人说了不。

秦家骢不甘心。转天,他见到了曹禺,还是坚持采访。后来曹禺告诉他,外交部又把电话打到曹的家里,说有个外国记者要采访他。外交部问清楚是

“小谈”而不是“大谈”,就答应了。

1983年,秦家骢离开《华尔街日报》,离开了中国。此后的几年,秦家骢埋首写作,出版英文专著《一个中国家族九百年的生活》,“用家族史来写中国的历史”。如今,秦家骢长居香港,为《南华早报》等报纸写评论,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秦家骢离开的那一年,现任《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通讯社中国主编的安迪·布朗,来到了北京,他曾先后在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做财经记者,对在外交公寓的生活印象深刻,“从60年代开始吧,就有了外交公寓”。

到文化大革命前,极少数受到邀请的外国记者来中国必须要住在那里,接受统一管理。“‘文革’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外国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都被要求在外交公寓居住、工作。”布朗与秦家骢有相似的感受,“那时候想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采访都很困难,很多部门也不对外开放。”

安迪·布朗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伊安·约翰森来到北京大学做交换学生,学习中文,“当时我22岁,拿学生签证,一两个月就办好了” 。

伊安到中国学习中文是受父亲的影响。当时,他的父亲为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经常到香港出差,“他带回的中国照片和中国开放的故事吸引了我。而且中美那几年正在重建关系,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伊安·约翰森主攻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拿到硕士学位。

从1994年到2001年,他先后担任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我之后又调任驻柏林记者,辗转多年,2009年又回到北京。不知道是我越来越习惯这里,还是北京变得越来越习惯我们?”

就在伊安·约翰森刚刚来到中国的1984年,《时代》周刊4月30日刊登了名为“中国的新面孔”的封面照片: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军大衣的普通中国人手拿玻璃瓶可口可乐,在长城上面露微笑。

在西方人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开始摆脱“Blue-Ant(蓝蚂蚁)”的称呼了。

蓝蚂蚁,是法国记者罗拔·纪兰对中国众多描述中的一个。这个惯于记录细节的法新社记者,在1955年出版名为《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的书,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

此后20多年间,类似书籍在西方持续畅销,这个比喻也屡见于西方报刊。

又一个“金色年代”

到上世纪90年代,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开始放松,外交公寓也还原了“公寓”的本来面貌,不少外国媒体记者仍在那里办公,因为租金相对低廉。道琼斯驻华机构多年前搬离了外交公寓,在北京丰联大厦等商业写字楼租用了办公室。

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华尔街日报》还聘用了7个中国研究员。因为中国规定外国媒体不能直接招聘中国人当记者,所以他们只能是“研究员”。整个道琼斯在北京有130多人,上海有50多人。

“我们的记者生活、居住很自由,在北京的机构正准备搬家,换到更适合集中办公的地点。”安迪·布朗说。

继上世纪30年代之后,现在是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又一个“金色年代”。中国近年来的变化与转型,以及不断增加的开放度,都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记者最愿意关注,也很能出新闻的地方。

2001年,伊安·约翰森因为一篇来自中国的报道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

面对“金色年代”,西方媒体也遇到很大挑战。尽管驻华记者人数在剧增,自由作者队伍也在扩大,但主流西方媒体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遇。新闻线索上对中国本土媒体的过分依赖,尚显薄弱的中文水准和对中国的粗浅了解,网络媒体和私人博客的兴起,以及利用二手资料而不再恪守以采访而来的事实立论,使西方媒体走进了瓶颈。

2007年1月1日,中国取消外国记者异地采访的限制。布朗给这一政策以“历史性”的评价。

很多外国记者都拿它作为护身符,“如果去一个地方政府采访,遭到阻拦,我们也可以说,你们政府出台了新的法律和规定,我们有权利来采访,理直气壮。”

伊安·约翰森说。

伊安·约翰森记得,以往去不同地方采访,要先得到当地外事部门批准,“这是必须的,给你通行证。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去中国各地采访,只要你了解到感兴趣的新闻线索。”虽然,伊安·约翰森仍习惯去外办那里了解情况,但只是为了工作更方便,而不是“盖章”了。

在伊安·约翰森看来,中国的透明来源于自信。“近年来,采访‘两会’、奥运会⋯⋯我们得到很好的配合和服务,信息更加公开了。”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也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外国记者招待会。

而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仍“怵头”接受外国媒体访问,令布朗费解,“现在,中国的银行业、电讯业等行业的综合实力很强,占到世界第一、第二或者第三位了,但国外对它们还是不熟悉。要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就应该多让外界了解。”

“现在中国的新闻环境,的确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秦家骢说,“比如,我觉得西方记者不是故意抹黑中国,他们大多数也没有什么外国势力背景,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公开。”

“中国的变化是渐次的,中国社会是立体而深刻的,需要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去发掘选题。”伊安·约翰森说。

2001年,中国刚刚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办起了中文网。

“我们以网络为平台,以中文为工具,网站24小时更新,提供取材于《华尔街日报》的重要商业、金融市场和科技新闻,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现在,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投资和股票,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登上国际舞台,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网络,我们的网站就更有人气。”安迪·布朗说。

“独立思考”和“会讲故事”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特色。2006年,一本《<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曾在中国新闻学子中热销。

《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无疑是讲故事的老兵。

再看看他记录中国1971年的文字吧——

有一位最近到过北京和莫斯科的访客说:“同莫斯科比较起来,北京的食品市场简直是购物者天堂。”若同其他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首都——如新德里等比较,中国市场上廉价必需品之丰富和充裕,更是令人吃惊。奢侈品较少,即使有,也故意提高售价,以抑制需求。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

每周工作48小时,是全国的标准。此外,另有6小时用于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位通常抱着怀疑心理的西欧人,在北京的时候说:“你至少得承认,这个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做了极其了不起的工作。”

⋯⋯

如今,基特利已远离新闻一线,长居华盛顿,撰写评论文章。

两个月前,新疆发生了暴乱。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帮助下,伊安·约翰森和同事们去了那里报道。“西藏是不容易去,但也不是不能去的。”

随着“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将继续关注中国的故事,而他们只是外国记者,不再是“外宾”了。★


一个家族的四代留洋路

1947年,卢肇钧拿着国民党政府给予的资助,离开北平,去到美国;1950年,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北京

本刊记者/杨时旸

“你别回去了。回去之后,共产党听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就把你关在小黑屋里,你还搞什么科研?”1950年,与卢肇钧一起留学、工作于波士顿的同学经常这样劝他。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因意识形态对立,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将中国看作“红色的敌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人对“红色中国”心存向往,有人惧而远之。已经学有所成的卢肇钧最终决定回国,成为第一批返回新中国的36名留学生之一。

卢肇钧的父辈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卢家至今四辈成为了中国百年国门紧闭与开放的缩影。

“回到中国给我们写信!”

“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我们今后只好流落异乡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垂头丧气地说。这是1949年春节的聚餐会,几十名旅居波士顿的清华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国内时局。有人反驳那位同窗,“列宁有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出高价聘技术人员回去的。”

卢肇钧插了一句,“关键不在于是否出高价。如果共产党真的要振兴中国,还是该回去。”没人把卢肇钧餐桌上的话当真。

那时,卢肇钧已到美国读书两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边做助教边读博士学位,甚至已经接手一项美国海军委托的地质研究项目。当时32岁的卢肇钧身穿西装,打斜纹领带,戴金丝眼镜,性情儒雅,生活舒适。无人将这个学者派头浓郁的年轻人与“红色政权”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但那次聚会之后,卢肇钧开始与一些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员密切交往起来,以了解国内时局。很快,他与一些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座谈会”,以学生团体的形式传播中国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党员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回国号召,卢肇钧被选举为波士顿地区联络人。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中共开始向国外留学生伸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科学人才的爱惜,对于大批中国学生极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软硬兼具,一方面给予更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另一方面,在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下,将一些亲共学生和教授压制下去。回国,成为了一种斗争。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8月,卢肇钧还是辞去教职,与另外35名同学一起坐船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

离开美国之前,卢肇钧的房东诺威尔太太反复叮嘱,“回到中国一定给我们写信报平安。”但是,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没能收到卢肇钧的信件。

1950年,卢肇钧回到北京。

上世纪30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卢肇钧辗转于清华、辅仁与燕京,最终毕业于西南联大。上世纪40年代早期,卢肇钧曾以工程师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负责桥梁、公路的设计。抗日战争结束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迁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随着抗日结束,留学欧美热潮升温,当年有730人走出国门。一年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再度激励学生出国深造。卢肇钧通过了公费出国考试,抱着到更先进的大学深造结构力学的计划,于1947年到达纽约。在曾经的清华导师刘恢先指点下,转而进入哈佛大学土力学专业。

卢肇钧的出国一方面由于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辈自小留洋的血脉。他的父亲卢学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国留学,后回国报效。卢学孟曾任驻英通译官、京汉铁路行车总管等职,民国后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参事,一时权重,卢家后辈中多人被安排到铁路系统工作。

日本侵华战争时,卢学孟放弃高薪,辞职还家。“那时候就靠卖东西过日子,典当衣服什么的。”卢学孟的儿媳、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

那时卢肇钧不过二十出头,受抗日思想影响,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济而未果。随后他考取国民党政府支持的公费留学名额,远赴美国。

最初一段时间,卢肇钧在美生活费用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提供资助,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衰落,资助渐渐断绝。一年多以后,卢肇钧已靠在大学做助教的工资为生。

在哈佛与麻省理工学习工作3年后,卢肇钧归来。按照他的设想,仍计划回到清华任教。但新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铁路建设急需人才。卢肇钧直接加入铁道科学研究院创办土力研究室。本应成为中西交流桥梁的卢肇钧无法预料,自己面对的是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自此之后30年,自己与美国同窗音信断绝。

荣耀成为罪证的年代

回到中国,卢肇钧一边面对着缺乏基本科研条件的苦恼,另一边对新政权充满热忱。但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卢肇钧逐渐感到微妙的不安气息,本想按照承诺写信给美国师友报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劝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权对于海外学子开放接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逐渐发生变化。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运动正值高潮的1958年,卢肇钧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员的身份并未让他逃过文革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门紧锁、卢肇钧与美国无法取得任何联系。直到20年后,与美国同窗聚会时,对方才对他说,“当时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队训话。那大字报啊,多了去了。”卢肇钧夫人陈善蕴摇了摇头。由于卢肇钧平日性格内向,人缘好,所以小环境之内尚有同事加以保护。

“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陈善蕴回忆。

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而十几年前,他离开美国时,同窗无意的一句“把你关在小黑屋”一语成谶。

与此同时,卢肇钧的家人开始翻出祖辈的照片,一一销毁。卢肇钧的父亲卢学孟留学法国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无异于罪证。

文革中,卢肇钧的大儿子参加红卫兵组织时,因父亲的出国经历而遭拒。

焚烧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实验室的卢肇钧熬过了文革。“即使这样对待他,他也没抱怨过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国之类。”夫人陈善蕴摆摆手,低头不语。

文革前的1964年,卢肇钧曾陪同相关领导出访埃及。自那之后,中国关闭国门,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国人,无法找到任何与世界沟通的通道。卢肇钧再次出国,时间已是1980年。

“出去开眼界是对的”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再次对世界发出开放与接触的信号。彼时,卢肇钧与恢复活动的中国土木学会代表团开始出访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陆,到达美国及加拿大。那一次,卢肇钧见到了40年未曾联系的旧日同窗。“同学有的都成了大资本家了,经济条件上没法比了。”夫人陈善蕴笑笑说。

卢肇钧恢复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那时候,大批青年学生萌发出国热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座谈时说道:“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学……”从此之后,“出国热”势不可挡,直到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80年代,中国科研单位以及大学纷纷提供公派留学名额,给予经济资助。以考试分数为选拔条件,又一批年轻人走出国门。

卢肇钧的大儿子于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想派其出国,但因为需家庭支付部分费用,而未能成行。直到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在硅谷工作。

卢肇钧的女婿曾在国内某科研单位主攻拉美经济,于1986年赴美读博。卢肇钧的女儿不久后即以陪读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国工作至今,丈夫成为经济学者,妻子在波士顿一所医院担任医生。

只有二儿子卢乃宽现在陪伴在母亲陈善蕴身边。1986年,子承父业学习铁路相关专业的卢乃宽考取铁道部公费留学项目,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一年。父子两代成为校友,时间已隔40年。

卢乃宽回忆,当时他赴美进修期间,政府一次性给予一年生活费5000美金。

“生活挺紧张。但是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块人民币。”卢乃宽说。

被文革封闭10年的中国,再次与世界发生联系后,因经济水平、政治环境的差异,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分化两路。一部分决意回国,将所学所见带入故乡;另一部分,排除万难各显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时隔半个世纪,50年前海外留学生的景象和争论似乎再次重现,只不过这一次,国内早已换了天地。

卢肇钧在50年前的麻省理工已可获得美国海军方面的科研课题,而五十年后,其子卢乃宽的美国朋友想将其介绍到麻省的林肯实验室,参加美国空军某项目的研究工作时,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人”。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侨民表示敌意的同时,国内对于公费出国逾期不归者给予极大舆论压力。在那个电视机尚被列为奢侈品的时代,这些用政府资金出国而滞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成为了靶心。国内派遣单位纷纷给予压力令其回国,但对于心意已决的人们,似乎收效甚微。

随着时代变幻,中国逐渐开始寻求与世界同步的可能。从90年代起,“与世界接轨”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美好愿景。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弥合,使得中国公民出国不再成为难事。曾经滞留海外的一些人开始自愿选择回国创业。今年9月北美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的统计,77%的华人学者计划回国发展。

卢乃宽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国工作稳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未有回国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两年。去年假期,她与同学结伴到香港购物,今年十一长假计划前往泰国观光。

“如果她想出国,我们就提供方便。”卢乃宽笑笑说,“出去开开眼界还是对的。”

此时,卢肇钧已去世一年有余,从祖辈到孙辈,跨出国门的四代已逾130年。 ★

◗“1870年代,权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数次联名上奏,要求派人出国留学。他们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中国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然而15年间,清廷不过派出百余人。

百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然面对人才奇缺的窘境。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真正拉开。


那一段“里通外国”的往事

“里通外国”意为,暗中勾结外国,阴谋叛国。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常有人会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或被人揭发,或自己坦白,只要有亲属在海外、和国外通信,就难幸免

本刊记者/唐磊(发自福建泉州)

自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起,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的杨启贤开始集邮。那时,他刚满10岁。杨启贤没想到这个兴趣会影响自己以后三十年的人生路。

寄往香港的剪报

1957年7月1日,国内反右斗争拉开序幕时,杨启贤18岁,正在惠安一中读高三,准备高考。和许多涉世未深的同学一样,杨启贤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那时候杨启贤写了很多大字报,他认为这样就是表现好。

1958年4月,杨启贤因为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被列为团委整风的重点对象。8月14日,杨启贤接到“高考落取通知书”,这让高中毕业成绩各科平均90.6分(满分100)的杨启贤很奇怪。

后经杨启贤自己查明,高考“落取”唯一的原因是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与杨启贤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开了间不大不小的店铺。杨启贤先后考了5次大学,都为“落取”,原因都是政审不合格。

高考失败后,杨启贤先是到街道工作,后来到惠安北门外小学当了教师。集邮爱好倒是始终没变。通过《集邮》杂志的集邮信箱和报纸上的信息,杨启贤开始和同苏联、保加利亚、日本等国外邮友换邮票。那时都是平邮信件,贴上两毛二的国际邮资,等来回信常常要两个月,所以国际间邮票交换并不频繁。

1958年9月,杨启贤从《集邮》杂志上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并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和他交换邮票。

香港邮友来信说,自己是一位华侨,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希望杨启贤能寄些国内的报纸,他会回赠邮票。

“我想报纸都是公开的,有什么不能看的。”杨启贤说。他从旧报纸中挑出3小块新闻,全都是关于福建当地华侨投资的,剪下来寄往香港。

不久,《集邮》登载消息说,一些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的名义搜集国内报纸,要求邮友提高警惕。

杨启贤越想越不对,决定去当地派出所交代情况。公安人员要求杨启贤写好书面材料上交后。日后有人告诉杨启贤,公安局内部对这份材料很重视。

在恐惧中交代

文革之初,杨启贤熟识的一位爱好集邮的语文教师,因收藏清朝、民国时的邮票,被红卫兵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

杨启贤的母亲让杨的表弟撬开箱子,将那些可能被当做罪证的邮票撕下烧掉。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赠送的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等1000多枚。

福建靠海,东临台湾,沿海地区居民多有亲戚在海外,通信往来本是平常。但当时通讯不便,和海外亲戚有联络者很少,多数人都彼此不知是死是活。但在那场风波中,街头巷尾常流传着“特务故事”,曾经打过交道的人,常被传为特务、叛徒。很多人都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熟人,甚至揭发他人的“罪行”,抓到真凭实据就会冠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行,查无实据、猜测的,都会被笼统称作“里通外国”。

杨启贤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是因为彭德怀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杨启贤害怕与海外通信交换邮票的事会被当“通敌罪”追查,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那时只要跟‘外面’稍有联系,事情就复杂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杨启贤说,“我因此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格外留神。只要稍有对我冷淡的态度,一束不信任的目光,都令我不寒而栗。”

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就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运动,实际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

1969年9月,惠安的教师都被集中起来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学习,其实是对所有教师进行封闭式审查。杨启贤随第二批教师进入学习班,到达当晚,参加前一期学习班召开的“宽严大会”,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位姓骆的老师上台坦白,说自己集邮过程中犯了“里通外国”罪。骆老师交代的“特务”邮友中,有人曾和杨启贤通信交换邮票。大会当场点名宣布以“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逮捕两人,在会场的怒吼声中,杨启贤感觉像是在叫自己,差点吓晕过去。

恐惧得一夜没睡。为了得到解脱,杨启贤决定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反正当时只是为了集邮,没有其他目的。学习班的几位负责人得出结论:“杨启贤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枝节(集邮)问题掩盖实质,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学习班中队长下令隔离审查杨启贤。并派出专案组到杨启贤工作单位、居住地调查。

杨启贤很后悔,觉得自己一片忠诚却做了件蠢事。他给县革委会主任、“清理阶级队伍”总指挥写抗议信。抗议信很快转给了中队长,中队长暴怒,认定杨启贤与外界串供,企图蒙混过关,对杨启贤的审查更加严格。杨启贤的一位亲戚在学习班任炊事员,也遭牵连被开除。

9月23日,“杨启贤‘里通外国’罪该万死”“杨启贤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贴满学习班。杨启贤被拉上台,批斗会开始。

一块写有杨启贤名字、罪名和骷髅头的纸牌挂在杨启贤脖子上,台下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批斗会后,杨启贤被带入反省室,还有3个人被关在这里。一个秃头,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肃反时坦白交代有立功表现,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揪出。中队长说,解放后秃头参与特务活动。秃头服服帖帖,但从来没交代。另一位是某小学的教师,他曾和同事说,解放初舅父生日,他去赴宴,同桌的12人除他外,后都被查出是“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兴泉纵队”特务。他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每天面对墙壁抽烟,没写过交代材料。

还有一位是小学校长,被揭发后一直在写交代材料。十几年后偶遇,他告诉杨启贤,他加入的组织后来被平反了,自己从特务变成中共地下党员。

在反省室里,每个人站着面对一堵墙想问题,写交代材料可以坐下来,写得多则可以到有桌椅的房间里。

“可爱的家乡”

接下来几天,学习班改以小组为单位,继续审查杨启贤。“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骆老师)也说自己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杨启贤回答。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

杨启贤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这样的辩白只能激起会场内更加强烈的声讨。这位曾被认为是“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的国际间谍”,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复述自己简单的故事。审查的时候,杨启贤遭到殴打。更多的细节老人已经不愿回忆,他说当时心里想的是忍耐是唯一的办法。

一天,一位“好友”溜进反省室,对杨启贤说,杨的材料他都看过,再不坦白恐会被从严处理,就是逮捕判刑。

“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杨启贤说,“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

杨启贤无法复述当时交换信件的内容,只好按过去与邮友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了几段:“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写完交给好友。

专案组收到杨启贤写的材料后,组长来到反省室说,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

“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分子,那必然要刺探军事情报。我忽然产生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杨启贤说。

他写了一篇内容为“可爱的家乡”的文章,“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建了许多工厂:有酒厂、印刷厂和农械厂。以前这里没有汽车,现在公路四通八达,乘车非常方便。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小学、中学、还办起大学”,“我们这里有飞机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凑上军事内容,上交了。

最后,专案组长让杨启贤在一张标题为“定案依据”的纸上签字,内容是:“杨启贤借集邮为名跟香港特务机关通信联系,向对方提供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接受对方的报酬,已构成里通外国的罪行。”

重新接触邮票

1971年回城后,杨启贤开始写申诉书,要求恢复“里通外国”前的职业,继续担任小学教师,都无回音。直到1974年6月才得以重新成为教师,但因受过审查,工资定级比其他教师都少。1977年调整工资,杨启贤本可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讨论通过,但公社拒绝盖章。

因为害怕,杨启贤一直都不再集邮,看见地上有枚珍稀的邮票,他也不捡,只顾快步走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惠安成立集邮协会,相熟的人找来让他担任理事,杨启贤才重新接触邮票。

改革开放第二年,1979年,杨启贤开始担任责任更重的高中英语老师。在这一年,县里来人告诉杨启贤说:“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都烧掉了。”并将杨启贤在1969年写的“认罪材料”退还给他,算是对杨启贤“里通外国”查无实据的定论。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详细列举了他们用“里通外国”迫害高级干部的案例,涉及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近30人。此后,越来越多无辜被扣上“里通外国”罪名的普通人得到平反。

以遭遇最深切的归侨、侨眷为例,“文革”时期共发生涉侨的“里通外国案”34000多件,到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已经平反纠正33000件,占总数的96%。

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了,走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文化、知识、商品和资金。从精英走向全民,由公费到自费,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身份也不再仅仅是学生,经商贸易、投资考察、休闲旅游都已经寻常事。

“对人民不信任,就是对自己的政策缺乏信心。”杨启贤这样看待多年前发生的事,“现在讲开放交流,表明强大了,有抵抗力,有免疫力。” ★

◗“里通外国”最早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是1959年4月24日,谴责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叛乱。1960年至1966年,“里通外国”在官方媒体上使用得很少。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刊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这篇文章再次出现“里通外国”,文章要求“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搞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制裁。”此后,有关“里通外国”的新闻事件开始频繁出现。

上世纪80年代至今,“里通外国”这个词已经在官方媒体上基本绝迹。


新东方:留学羊群里的牧羊犬

1987年,徐小平留学到美国,在美国的天空上,他声称见到了“唐朝的月亮”。10年后,有出国热忱的中国人都知道,要出国找徐小平。2009年,徐的儿子徐超到美国念大学,他已经不需要来自父亲的留学教育了

本刊记者/孙春艳

当徐小平1996年年初从加拿大回国踏上新东方创业路途的时候,也许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轰轰烈烈的“留学潮”中影响数以十万计的人。10多年过去了,他回首与无数留学生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怒的跌宕日子,感慨道,“我的心情从未‘平和’过,我只是一直激动着……”

在美国见到“唐朝的月亮”

世事弄人,而时代造人。

徐小平从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到上世纪90年代回国帮助新东方学生出国留学,其个人命运的变化正暗合了当时中国留学热从兴起到狂热的过程。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从上世纪80年代搞培训为了出国,而后放弃出国一心做大新东方一样。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徐小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任团委文化部部长。刚开始想走“仕途”的徐小平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出国,那时的梦想是做“中国的文化部长”,“做得好没准能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提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深圳特区建设正式启动,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开始启动,改革的重心由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而自1978年邓小平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指示,徐小平身边的同事公派留学的人开始增多了。

“出国回来就能解决‘8大件’(当时指冰箱、电视、洗衣机等8种家用电器)。”徐小平艳羡不已,而当时在北京大学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台冰箱。这种公派出国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北京大学这样的知识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尤其在1986年前后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开始逐渐蔓延,出国几乎一时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

刚刚结婚不久的徐小平在1987年留学到美国,边打工边工作的日子很清苦,但他至今没有忘记第一次看到“美国月亮”时的激动心情,他想到了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诗

“一片冰心在玉壶”。声称见到“唐朝的月亮”的徐小平感慨于美国文化带给他的震撼。但迫于经济的窘迫,他又想办法申请到了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全额奖学金,在加拿大继续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而此时,在北京大学当英语教师的俞敏洪按捺不住了。他的同事,同时也是好朋友的徐小平留学加拿大了,跟他同在英语系的王强也去了美国,他北京大学同一寝室的哥们包凡一也去加拿大读了MBA。为了赚够出国的学费,俞敏洪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但纪律严明的北京大学没有容忍俞敏洪的做法。1990年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对俞敏洪记大过处分,大意是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云云。

“北大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充满怨恨,现在却充满感激……”俞敏洪说。1991年,他毅然砸碎了“铁饭碗”,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之旅——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大街小巷地刷糨糊贴广告,在垃圾桶上作免费演讲,点着蜡烛给学生上课……

但这个时候,在国外的徐小平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段。1994年,徐小平回到中国,原本打算和朋友合开一家音乐公司,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当时两个儿子,一个3岁,一个5岁。要养活老婆孩子、快进入40岁的他,想过去做驾驶教练。自恃“多才多艺”的他,回忆当时不无感慨:“就愁没机会!!@#q1a2z3w4s5x6

胡彦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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