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著名汉学家、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前任院长，三十多年来与中国的情感和渊源都颇深：1975年作为最先来到中国的国外留学生之一，1988年创建歌德学院，担任院长到1994年。12年后再次返回中国，新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 长，负责大中国区的工作。 他曾向德国成功译介了第一批中国当代文学，能说一口标准的、不时夹杂京腔的汉语。
网易新闻：您原先在上大学的时候，一开始选修的是社会学，但之后改学的中文，那当初其实70年代的时候中国还不是特别的开放，您当初为什么放弃社会学，选学了一个挺未知的、挺偏僻的中文呢？
阿克曼：你说的太对了，汉学那个时候叫作兰花学问，为什么叫兰花学问呢？因为兰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但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汉学那个时候就属于类似的学问。
实际上我学汉学也是跟对社会学失望的结果，你太年轻不知道，我们68年在西方有一个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革命，想把这个社会彻底改变。我们就先得了解这个社会才能改变，因为社会科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改变社会非常有用处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很快就发现，社会科学大部分是书写攻击这类似的的东西，所以我很失望，所以我就决定我应该学一个没有任何的东西，最没有用处的东西就是汉学。第一，当然有用处和有意思是两码事情。
网易新闻：嗯。
阿克曼：有时候最没有用处的东西是最有意思的东西，有时候最有意思的东西是最没有用处的东西，我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因为对我来讲，那时候中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今天说起来非常的荒唐的幻想，我对中国那时候并不理解的很多，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大部分是从《红楼梦》，类似的来源得到的，所以在我们脑袋里头，中国跟当时的实际上的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是一种非常浪漫的、兰花性的中国。
除了这个烂漫的中国之外，还有一个革命的中国，那时候我不是讲过吗？我们那个时候是革命年代，像老革命，那个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并不了解的很多，可是我们觉得他们革命目标跟我们是一样的，把全部整个社会推翻，重新制造一个更好的、更美丽的、更完整的社会，对文革的事情我们不了解，可是我们觉得文革实现了我们没法实现的理想。所以我对中国的理解，和我的同学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理解，一部分烂漫古代的中国和一个革命理想的中国就混在一块了，知道吗？
网易新闻：嗯。
阿克曼：到了今天，所以我们就彻底的失望。
网易新闻：您一来中国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当初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能描述一下吗？
阿克曼：我第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当时75年的时候跟我们所习惯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化，北京无论怎么样基本上还是老北京，胡同区是最多的，人的生活方式尽管非常简单，也可以说穷，人的生活条件也很差，可是他们还抱有一种特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这个对我当时的时候印象很深刻。
第二个是我们对这种政治理想，我们以为中国是一种革命成功的模范的这种想法，是一种很大的失望，一种绝望。你太年轻，你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出生，可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会跟你讲，就是那个时候的气氛，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互相害怕，接触我们外国人更害怕，基本上都是讲话，你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基本都是脏话，不符合实际等等，这个让我们很失望，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种非常矛盾的状况，一部分实际的中国，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城市气氛非常吸引我，政治方面的中国，让我非常讨厌。
网易新闻：那您之前对中国有一个很浪漫的幻想，还有革命的向往，但是你看到中国实际这么失望的时候，又为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继续学习？
阿克曼：这个应该说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因为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个问题不能怪中国，只能怪我自己。我好像对实际的理解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需要一定反思自己的过程，可是对我来讲，对中国的接触，可能对我的生活来讲，是最有影响把我的生活改变最深刻的一个纪念。我突然明白，实际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我们理想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幻想是我们的幻想，实际就是实际，你想理解实际，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你有一个无条件性的好奇，你不要马上做一个判断，你不要马上说这个好，这个坏，你喜欢这个，你不喜欢这个，你形容一种纯粹的好奇，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这样完全变成我对全部实际的态度。
网易新闻：我后来又看到您在94年的时候又离开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大概12年都没有回来过，当您06年再次回来中国的时候，你看到的跟原来有什么不同，给您印象特别深的有没有什么变化？
阿克曼：我一般来讲，不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常常就有人提到。第一，实际上确实我基本上12年就没有会中国了，可是我当然也没有放弃关注中国，所以我对这个变化，不是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94年离开中国的时候，基本上中国的大致的发展方向，那个时候基本可以料到，全部社会的商业化，这是一个方向，大城市的变化，这个方向那时候也不是完全不能料到的，在我的预料之外是速度这么快。
第二，中国人，怎么说呢，在中国就是钱，追求钱的位置有这么重要。应该理解80年代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时代，一直到90年代初，人不怎么谈钱，当然一直对钱感兴趣，可是不像现在这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94年离开中国的时候，这些朋友那时候非常穷，无论是艺术家，是诗人，是作家。当然那个时候那些人生活条件非常简单，回来之后，他们都发财了，不仅发了小财，发了大财。可是这些人大部分心里没有多大变化，和他们谈起来还是很有意思，他们有钱并不意味着把他们全部的性格、思想方式都变了，这个我觉得是让我非常高兴的，给我带来希望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你现在跟中国的机构，无论是官方的机构还是私人的机构打交道，基本上归根到底所有的问题变成最后一个多少钱的问题。
网易新闻：那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还是有存在一些问题？
阿克曼：我刚刚谈的是你事先不要马上谈好不好的问题，这是一种事实，在好多方面我都可以理解，这些人一直都很很穷，突然有发财的机会，他们把全部的能力集中到挣钱的目的上，我可以理解，我希望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之后，他们就会明白，尽管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我也不反动，可是你光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那就是你非常穷。
网易新闻：阿克曼先生，您在中国生活这么长时间，当您回到德国的时候，你的德国的友人、亲戚朋友当他们问起中国是什么样子时候，你会怎么给他们介绍，中国有什么特色您是一定会提到的？
阿克曼：你现在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吗？我可以给您讲一个最基本的情况，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实际上我觉得假如人家问这样的问题，我说，好吧，你先放弃任何一个概念，你先考虑一下，中国现在面临哪些问题最重要。
第一人家能吃饱，穿暖，有住的地方。第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第三，就是能源的问题怎么解决。第四，富和穷差别，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孩子教育系统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这些问题到还没有解决，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在这种发展速度这么快的状况下，面临那么多的大问题，你就是好好的一个一个问题去分析出来，这样慢慢的变成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形象。假如你问我中国是什么样一个国家，我只能回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
网易新闻：好的。您是一位汉学家，也是一位翻译家，之前也翻译过很多部中国的当代的小说作品，就您个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还有作品，能不能简单的说两句？
阿克曼：我个人喜欢好多，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也比较复杂，因为我提一个作家，意味着我得罪一百个作家，这样的话我不怎么愿意这样回答问题。
网易新闻：嗯。
阿克曼：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作家可能就是，跟一般这种说法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作家，我还是觉得张洁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我非常喜欢王朔，我觉得王朔是一个作为非常好的作家，遗憾的是他现在都不怎么写了。反过来讲，我觉得韩寒也是一个不错的作家，我知道好多所谓的文学专家，他不同意这些观点，我就代表这三个不同年代的作家。人家一直问我，哪一个中国作家应该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很多意思。
网易新闻：您觉得您看的这些作家作品当中有没有哪一部到了德国，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是最能反映中国现状的这样一部作品？
阿克曼：我现在比较清楚的作家是人六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家，因为他一半可以发表，一半不允许发表，他是一种复杂的状况，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他对中国的了解我觉得特别深刻，他的这种作家的能力也很强，以他反映的问题，我一直有一个失败的经验，我80年代决定把阿城的三个王，不知道你对这个作品还有印象吗？《棋王》、《孩子王》和《树王》，先从《棋王》开始，然后翻译翻译，一直就觉得找不到这个意思，这不是技术问题，这个故事很简单，把这个故事翻译成德文很简单，如果把这种寓言的味道，语言的灵魂翻译出来，我好像就失败了，我就是半途放弃了，让阿城很失望，因为这样他争不了德国的版权税了。
网易新闻：好的，您看这两年中国要举办，也已经举办了一些世界瞩目的大会，比如说奥运会，世博会这一类型的大会，您觉得中国在对外的文化形象的推广上来说，您觉得做得怎么样？因为你之前也提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世界其他部分的人对中国都不是很了解，那现在我们这种推广多了，您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什么评价吗？
阿克曼：一定的进步有。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开始，刚刚在法兰克福书展、轮胎会有德方和中方的冲突，互相的理解还是很薄弱。我具体觉得是双方都有误解，都有不满意是很正常的，可是具体分析这个过程会发现后面是一种比较彻底的互相不理解的现象。
有时候我看我们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交流还是不少，去过西方的中国人也不少，来过中国的西方人也不少，在中国待过，在西方待过的人也不少，有网络等等。一出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两个文化之间的理解还是非常的弱，实际上好像一种政治的文化交流的意思是我保持明白我自己的文化来了解对方，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同意你的观点，我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做事情，可是我明白你的立场，我能忍受你有自己的立场，你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你有自己的背景。我觉得双方这方面还刚刚开始，这个还是很漫长的一条路。
网易新闻：您觉得我们在对外文化推广上面还应该做哪方面的努力，您有什么建议吗？
阿克曼：这个最重要是，现在在中国一直在讨论软实力的问题，中国也想加强他的软实力。可是我的印象是很多中国特别是官方的谈起软实力的时候，软实力是一个没有武器的军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实际上软实力，假如你想用软实力去作用，那就是你要好好考虑，什么是软实力？假如你的软实力是让外国人理解我的文化多么伟大，多少美丽，多么有力量，多么有说服力，我比你任何人都强，那这种软实力非常有限。
实际上软实力的核心的观点是我对对方的文化的理解多深刻，我对和对方对话交流的能力多大。假如你没有理解对方的能力，假如你没有跟对方对话交流的能力，你用你最美丽的文化的东西拿出来给对方谈，起不了作用。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有时候对所谓的对外软实力的问题，还是得好好反思一下，思考一下。
过去基本上是一个中国人对外国文化、德国文化、西方文化的一种称呼，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这种称呼不怎么需要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学者，中国的艺术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西方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对中国的了解强，现在你说的是软实力，意味着给那些外国人更理解中国的机会。
应该说这方面西方媒体和出版界的努力太少了，实际上在西方谈中国的人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像我类似的汉学家、专家、记者，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基本上听不到，从30年以来，改革开放之后的出的书几乎翻译成外文的可能0.1%还不到。所以我们这一次利用这个机会，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我们就举办了一个活动，我们请了中国的读者，送给我们一本他们觉得为了更好理解中国、更好理解这个世界和更好理解自己的值得读的一本书，对这个书的要求是30年以来新出的一本书，作家不能提供我们他自己的书，这个理所当然。
我们说的这些书，中文的，里面放一张纸就写这个书的题目，很简单的概括内容，还有送书人的email地址，这些都运到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做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个活动。介绍一下这些书你们都没有看，也没法看，这些书你们都应该看，可是你们都没有看，对你们来讲，这些书都是艺术品。我们现在把这个艺术品送给你们，让你们理解，你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的国家，对这个重要的国家的知识的理解太薄弱了，太少了，提醒一下，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看中国的世界了，现在是中国人要自己看自己的世界了。希望我们在法兰克福的书展能够成功。
歌德学院法兰克福书展相关项目的页面：http://www.goethe.de/ins/cn/lp/wis/fbm2009/z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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