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群体:30万难民在中国(全文)

2009-10-15 10:57:16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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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而自身异常沉默的群体。他们不是越南、老挝或者柬埔寨人,也没有中国国籍。他们在中国境内真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云南马关县下马溪村,难民杨国荣一家图/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

特殊的身份将难民们的生存空间限制在边境线上的村子里,他们自称“笼中鸟”图/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

云南马关县克吗山,难民在此已劳动生活了30年图/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

缅北军事冲突,大量边民涌入中国境内,让难民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但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是,30万印支难民已在中国生活了30年。

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而自身异常沉默的群体。他们不是越南、老挝或者柬埔寨人,也没有中国国籍。他们在中国境内真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目前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主要是印支难民。据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主编 《民政30年》,所谓印支难民,是指印度支那三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产生的难民。1977年,越南当局开始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输出大量难民,迫使数十万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形成震惊世界的难民潮。

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省的河口、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到1980年代初,共有28万多人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收了全部的难民,对他们的安置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告一段落。至2005年,居留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共26.5万人,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西、海南六省(区)196个安置单位,其中越南难民占到99%。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难民一般被安置在专设的难民集中营中,但中国实行的是社会融合安置,根据他们在原居住国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语言风俗以及原从事工作的性质,他们被安排和国人共同生活。他们中绝大部分被安置在华侨农场、农垦农场、林场、渔业社和农村,部分被在机关、学校、医院和商业部门。

被迫来华的难民在民族、文化和宗族渊源上和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是他们得以和谐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认,这种安置获得了国际上普遍性的赞誉,并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典范”。

如今30年过去,不同地域生活的难民面临不同的现实。不同时期到达中国的难民获得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此后30年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1979年越南“排华潮”中来华的难民被称为“难侨”,他们目前已基本解决身份问题;而边境战事后涌入中国的难民,他们大多被安置在滇越边境的难民村和农场中,身份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难民和难侨对外统称为难民。由于没有可依照的统一的执行规范,对他们的划分并不清晰,有很多偶然因素。即使是同一天抵达的难民,安置在华侨农场可能就解决了身份,而安置在难民村身份就被悬置至今。

通过观察,我们得以了解三十年来他们的生活变化、融入当地的过程以及难民安置难题的得失,其中种种可资借鉴。

难民南来

“当时我们被作为中国人赶走,在这边我们又是难民,你说我们是越南人还是中国人?”云南河口市岔河难民管理区189大队,布依族老村长王德培已被这种不确定身份带来的焦虑困扰了30年。

他的老家在越南老街省勐康县。他说,1979年边境发生战事,作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他们被驱赶,“回来本国”。

从衣着和语言上来看他和当地人没什么不同,但他并没有中国国籍,真正的身份是难民。189大队坐落在公路边一处朝西的山坡上,距中越边界直线不过数公里。这个建制因附近公路路桩上的数字而名。由于毗邻边境,双方边民往来频繁。他父母二十多岁时才离开中国。即使在越南,他们的语言也是汉语,潜意识里他把中国看作“本国”。

和云南农家一样,很多难民的客厅里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牌位。天、地之下,便是“国”,他们早已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国家。

189大队有92户480多人,村里所有的住户都是难民。难民村的管理仿照行政村,设置村长、副村长、会计和妇女干部,这些干部由难民们自己选举产生。

这里是岔河难民管理区的集中安置点之一。区长徐锦奎介绍,民政每年给予干部三五百元补贴,“让他们自治管理,小的事情自己能够调解解决,大的事情则可以找管理区”。

因为身份是难民,他们其实没有选举权。这里是云南省目前仅存的专职难民管理区,区里共有510户2900多名难民。

河口市位于云南红河州东南,与越南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193公里,古书云“屹峙南陲,制临交趾(今越南),山川环屏,道路四达”。其隔红河、南溪河与越南老街、谷柳相望,是国家一级口岸。

作为中越边境前沿,1979年前后,河口接纳了大量难民,他们被采取了集中和分散的两种安置形式。据该市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其境内共有难民1111户5851人,占到了全市8万人口的7%以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年大批被迫离开越南的难民涌进云南。1979年至1985年止,云南省共接待印支难民6.41万人,除部分转移安置外,云南共安置印支难民4.5万人,分布在该省9个地区15个县市的农村和24个农林场中,189大队是其中之一。

30年前189大队所在地还是一片荒山。布依族老村长王德培说,1979年10月份,他和家人跑到河口桥头镇的接待站,在那里集中过渡近一年后,1980年8月他们被分配到了189难民队。

这里原本属于桥头乡,响应国家安排,该乡专门为难民辟出一块安置土地。最初时全村人都在路边的简易棚中居住,政府为他们统一建设房屋。每个月国家给每人分配一斤肉、15公斤大米以及蔬菜,直到1984年10月。

那时候不管来自东南西北,不同的民族互相帮助,开荒、盖屋,在新的土地上建设家园。小小的难民管理区,就混居着汉、苗、傣、壮、瑶、布衣、彝和京族共八个民族。

热带丛林里充满瘴气。“人们经常打摆子,小孩每年都有两三次。”王德培说,三年后大家完全适应了这里,荒山也被开垦成田地,之后他们开始自力更生。

因为时间的原因,他们被作为难民而安置,也就是说没有户籍。这个问题一拖至今30年,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魔咒。

笼中之鸟

2007年4月,南溪农场难民六队的队长黄阿门终于拿到了身份证。即使这样一张小小的卡片,他也等了28年。

外人可能无法想象没有身份证的难处,但对难民们来说,身份证便意味着生计。

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没有身份证,便无法信贷、无法出门打工、无法考取驾照,同样升学、就业也是问题。“存折?长什么样子,从来没办过。”189村民罗富云说。办存折也需要身份证。记者在难民村未能问到一户有存折的居民。

罗富云早在1997年就外出打工,那时候出门前需要到市公安局办一份证明,被称作“通行证”。但这并不能保障畅通无阻。他在广州做了两年皮鞋,因为没有身份证,大厂不能去,由朋友担保才能留在小厂子里。

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毕生没有过储蓄。

不仅不方便,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前,有人外出打工还会被遣送回来。“外面不了解这边的管理体制。他们说中国30年没打仗,没有难民。”作为队长,黄阿门就曾接到浙江派出所的电话,询问该队是否有何姓村民。

因为没有身份证,除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周转金项目可用来发展生产外,他们在本地信用社无法借贷,只能找本地亲属帮忙。购买农具、耕牛、拖车等生产资料并不容易,发展生产也会受挫。

没有身份证同样意味着没法办理驾照,造成的结果就是“黑车”横行。一位村民提到,“没办照被交警抓到一次是200元,就要解释半天,有时一天被抓几次,就解释几次。”

黄阿门说,在2007年领到身份证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逐年增多,也更为方便,但问题依然存在:这个身份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虽然是公安部门颁发,但这些证件并没有全国联网。”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这种身份证在省内能管用,在外地查不到。

189队里的一位年轻人认为,自己不过是“笼中之鸟”。因为外出打工、做生意,都因没有身份受阻,他认为自己被困在了土地上。

即使这份赖以栖身的土地也日见掣肘,成为难民贫弱的原因之一。最初划拨安置土地时,中国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划拨出来供他们安置的土地本来不多,成为难民发展的先天制约。

罗富云家只有一亩地,土地少,他租了当地人两亩地,每亩每年600元租金。田地种香蕉每亩能收获3000元,抛开成本每亩不过1000元的收成。

对民政部门和农场来说,难题还包括:“难民被当做外国人,触犯刑律还好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则要报州级审批处理,一些小事往往就不了了之。”河口民政的一份汇报材料上说。

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也无法强制适用在难民身上。2002年河口民政部门对难民管理区实行计生管理以前,一家人有五六个孩子是常见的事情,近几年情况才有改观。

徐锦奎介绍,近几年只准生两胎,罚不了款可以变通措施比如取消低保;而农场直到2007年才开始计生管理,作为企业他们难以强制管理,超生不过罚款五六百元。一个对比是,本地超生一般罚款过万。

由此人口数量剧增。徐锦奎介绍,难民管理区人口从最初的530人如今已飙升至1276人。与此同时,土地不变,目前189队人均占有土地不到半亩,而本地农民人均占有五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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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新娘

罗发梅今年17岁,会讲清脆的汉语,在越南读过八年级,她决定嫁到189大队来。

她和“丈夫”,24岁的王富克今年初认识,四个月后决定在一起,他们没有领证。罗发梅家在越南勐康县东中坡村,和中国相邻,有这边的手机信号,她用的也是中国的手机号。年初她在村子里碰到了前去探亲的王富克,两个人在国境两边用电话煲粥谈起了恋爱。

她初中毕业后曾在河口市打过工,洗碗扫地,每个月六百元左右。而一河之隔的越南,中级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如此。

罗的经历并非特例,189村有三户这样的越南新娘,而罗发梅说,她有四个同学嫁到了中国,同样没有领证,其中三个是因为这边生活要更好些。

南溪农场难民六队离边境直线距离不过二公里。农场综治办主任马宝成介绍,因为地域原因,光南溪农场有近20位越南新娘,原因无外乎男方“又是难民,又没钱”。

2003年,河口民政局向上级请示后得到批复:难民和难民结婚,可以办理结婚证,但子女依然是难民身份;难民和公民结婚,子女则可以入中国籍。

这种情况下,难民女子嫁出去、嫁给当地人的很多;而男性则囿于经济和身份问题,更多找本地的难民女孩,而越南新娘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派生的新的难题,并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南新娘越来越多。后者成为这里的“三非”人员: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而他们的子女,出生后同样是难民。

这种跨境婚姻对管理部门来说也造成难题。中越边境上仅有界碑,并没有隔离带。管理区徐锦奎区长说,即使今天送走明天也会走回来,便只能由其生活在一起。

走不出的难民村

在189队村头,是189难民小学。这是一所特殊的小学,在桥头教育管理部门那里,难民区的189小学并不是桥头的九所小学之一,而是八所小学之外的“另外那所小学”。

这所学校的老师对公民和难民有着清晰的概念,因为学校花名册上会标明谁是本地公民。全校140多名学生中,本地公民只有20来个。

小学教导主任张国昌说,虽然和其他小学的课本相同,但这里不挂国旗,不唱国歌,也就是说,并没有国家认同感的教育。只是在2007年后,本地学生才开始戴红领巾,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张国昌介绍,因为难民子女没有户籍,不能参加高考,父母并不关心学生学习。“想到没前途心就冷了,所以学习风貌并不是太好。”

三十年来河口定居的难民中,只出过一个大学生。这被看作是一个奇迹。而他的出现,也是因为投亲靠友转为中国户口。至于其他人,管理区区长徐锦奎掰着手指头,只数出一个高中生,一个中专生。

2006年6月,王一民(化名)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成为那个“奇迹”。但到今天他心底都是虚的:“户口本上父母一栏上,并不是我父母的名字。”

初二时,因为没有户口便不能参加高考,他父母托人找关系把他的户口落在了亲戚家中。他在家中最小,父母决定让他多读书。更改户口意味着从初二后,他就成了中国人,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高中后我开始有了国籍意识,开始想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他说,虽然有了户口,但一想到户口本上连父母都更改了,便会有难过的感觉;而他的父母却因此而欣慰。

更多难民子女,在经济和户口的双重原因下,无法逃脱辍学的命运。十六岁的黄玉华去年小学毕业,便没有再去读初中。“因为家里没钱。”黄玉华说,身形纤弱的他稚气未脱,沉默讷言。他不知道义务教育阶段免费。他辍学还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早上他去地里干活,中午放牛,晚上把牛牵回家。

他的妈妈也是越南新娘,因为过来的早,被算作难民。他的成绩不错,最后的成绩是:数学95分,语文87分。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在前年,听出去打工的人回来谈起,难民身份“为外面的人看不起,一是没文化,二是难民”。

很不幸,他两者都是。

虽然同在云南,但与河口不同,云南文山州马关县难民早期就有了户口和身份证。这带来的便利之一,是在升学上不再有制约,难民中走出不少大学生。但是他们的户口同样没法随人一起迁往大学,依然被留在村子里。

22岁的邹兴勇目前在昆明读书。在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年轻的他和其他学生没什么不同,除了他难民的身份。

从小到大,这个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障碍,在小学是少先队员,在初中还入了团。这算是河口难民不可想象的政治待遇。高考时,他还享受了边境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

但考上大学后,他去了派出所、公安局、民政部门,才知道自己的户口迁不出来,因为“身份没有确定”。他只有把户口留在村子里去读大学。他目前最担心的是,毕业时找工作有连锁反应,有好工作却没法去。“要去好一点的单位,就要迁户口。”

难民能不能参加高考?2005年,因为《南风窗》的调研项目,时为云南大学学生的王超和四位同学参与了滇越边境越南难民调查。他在各处得到的结论各不相同:河口教育部门认为没有国籍不能高考;马关县则不存在这样的障碍;金平县如果有身份证便可以;该省难民办罗崇怀主任的答复是:“难民是可以参加高考的,没有通不过政审的说法,只要他学习好,当地难民办可以出示证明,即可以参加高考。”

四年过去,情况依然相同。目前,该省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统一的难民教育政策和升学规定。

共同的乡愁

杨国祥在1980年代迁入了马关木厂镇马西村。在这个村子,只有他一户难民。2007年,他参加了村里关于村委会主任的选举。至于他有没有国籍,村支书乃至他本人都不清楚,他稀里糊涂就有了选举权。但村里集体办身份证时,却没有通知他。他去派出所问,得到的答复是他是难民。

幸运的是,因为分散居住,他子女的婚娶对象都是当地人。按政策,他的孙辈都成为了中国公民。假以时日,国籍户籍问题便会随着代际更替自然消弭无形,但获得分散安置的毕竟是少数。

在2005年十余天的调研中,王超对难民们的印象是,从外表和生活习惯已看不出是越南人,老一代可能不会讲汉语,到第三代又基本上不会讲越南话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融入过程。

他们的抽样调查表明,老人还有部分认为自己是越南人,中年一代有人带着迷惘,而小孩子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他注意到难民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他们有强烈的心理暗示。和你交谈时,他会说‘我们是难民’,并带有一种自卑,对未来并没有抱很大希望。因为没有国籍,他们不会对未来提要求,对生活更多是被动接受。”

相当一部分难民依然在贫困中,没有户籍以及三十年来此种现实限制对他们性格的塑造或是他们命运的根源。

政府从2003年12月起,针对农垦农场和管理区自然村中的难民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种补助不低于当地农民最低生活水平,对难民而言不啻福音,但并非治本之策。

其实管理部门自身也感到头疼。“目前关于难民的管理无例可循,没有可依照的统一的执行规范,管理都是在摸索中进行。”徐锦奎说。

难民管理区的难题是,以民政局的一个科室行使乡政府一样的管理职能;对南溪农场而言,则是在企业里行使政府管理职能。经费和编制问题都是他们抱怨的部分。

在云南,难民管理逐步划归当地政府管理,并成为公民管理的一部分。上述两部门都曾对记者提及,希望能将难民划归政府统一管理。

而在难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依然是户籍问题及其派生的迁徙、信贷、就业、升学等功能,此外是国籍的认定。

难民们说,经常有中央部门下来调研,但后来均未有下文。当地反映国籍和户籍问题的行动和计划一直存在,并成为影响当地稳定的一个因素。河口民政的一份材料中称,仅2003年该市便有8次上访,其中最大的一次800多人每人集资35元共三万多元计划上访,后来在民政部门的耐心劝说工作下作罢。

走出难民村的王一民说,自己心里有种不安,希望能够为乡亲做点什么。“虽然我出来了,但想到亲戚朋友的小孩还是不能读书,便挺难受。但看到村里人呼吁多年也没有效果,自己的想法也不现实。”“至于指望我去改变什么,乡亲们也没有了,因为不可能。”他有一种深深的沮丧感。

目前他在一家装潢公司做财务,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租住在300元的一居室中。小房间布置得整洁有致,电视边矿泉水瓶裁成的花瓶中插着八支玫瑰。

如今他25岁,一年回一两次从小长大的难民村。他在昆明并没有多少熟人和老乡,有时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国籍对普通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们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中国长大,生活,他却无法明了自己的身份。难民从本质上讲是人口的非正常迁移,而如今游离在外,迷失的身份正是他和他们共同的乡愁。

下一页:从难民到国民 印支难民安置的北海样本 

在北海侨港镇,大部分渔船都是由“难侨”经营的图/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

从难民到国民 印支难民安置的北海样本

南方周末记者 丁补之 实习生 梁嘉琳 徐臻 发自广西

难民

周亚生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中国有关,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的地角港联合国难民署开办的华侨小学里,那是1978年,9岁的周亚生随父母从越南逃到了中国。

学校里是岁数不一的越南难民子女,制度却和普通中国学校没有两样。照常地升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

1978年,在越南已经无法生存的周亚生一家搭乘4米长的小艇,被“大船”拉扯着五天四夜漂到了地角港。“大船”也只有7米长,是周亚生的舅舅与其他难民合买用来逃难的,一船背贴背挤着几十个越南鸿基华侨。周亚生一家6口人挤不进“大船”,修了小艇用绳索绑在“大船”后。

这种大船带小船的捆绑,也成为1978年物资稀缺的越南难民不得已的逃难方式。同年6月,现任北海市桥港镇镇长何金成也跟随父母从越南鸿基逃到北海的地角港。

1979年4月,生活在越南广宁省锦普县青仑岛上的梁永雄一家人也是搭乘一艘小木船,被有机械的大船牵引着一天一夜抵达广西自治区的防城县企沙港。

1978年任北海市接待安置难侨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黄道坤在桥港建镇三十年时回忆:“从1978年3月21日,第一批3只小渔船载23个越南难民来到北海口岸。4月份继续增多,高潮时期一天多达70艘渔船1800多人逃难。”

逃难渔民大多来自越南海防市婆湾岛和广宁省沿海青(仑)、姑苏一带。他们沿途经历迷航、风暴、饥渴。每到一处港口,还要遭遇越南官兵严密的搜查。周亚生父母将随身携带的黄金绑在锚上,潜入海中,一家人才躲过一劫。

“如果被发现偷带黄金,越军会开枪。”周亚生说。

1978年10月,周亚生搭乘的船开到了北海的地角。据当时的“安难办”统计,1978年3月至1979年12月底,从海上和陆地进入北海口岸的越南难民超过了7000人,而当时来往滞留在北海口岸的难民有近3万多。他们大多居住在本就拥挤的船上,直到耗尽所有的粮食。

当时地角港一带的马路两旁,北海市政府搭建以竹木、油毡纸为材料的临时住房,就在天涯海角的海角岸边,连绵占了14000多平方米,临时上岸的10286名难民就蜗居在此。梁永雄和家人们一到地角就被分得一处油毡纸屋。

在周亚生和梁永雄们懵懂的童年生活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难民身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亲历二十世纪最大的印支难民逃亡潮。在1978至1988年十年间,进入中国的印支难民有28.3万多人。

渔民

同其他难民家庭一样,周亚生一家开始了在中国的临时安置期,除了中国政府救助外,难民们也开始生产自救。周亚生的父亲和在越南一样,外出打鱼,母亲在家做家务,生活忙乱并混乱着,周亚生每天能看见各种船舶搭载着到港的难民靠岸,也同样有难民乘船离岸前往香港到达其他国家。

留在他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分配”,在各种登记表中登记意向,去渔场打鱼,还是去农场务农,都不愿意的就选择离开中国。

这是个不安分的时期。据广西自治区“安难办”副主任高森回忆:“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指示,(难民)一律安置到华侨农场、林场。“当时中共钦州地委(管辖北海市)亦有意见,不同意把渔民留在北海安置。有人说,这近万人,将使国家背上上千万的包袱。”

在多次讨论商议后,北海市委最终表态“我们还是承担安置这批难侨渔民的责任”。1979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复钦州、北海,“原则上同意按单独组织华侨渔业公社的办法进行安置”,“安置点定在北海市郊区电建村附近的一个天然港湾”。

在临时安置点生活的周亚生和其他难民很快就得知消息,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将在北海市南面海岸,一片荒沙滩上,共同出资建设中国最大的印支难民安置点。总面积1.1平方公里,安置难民7700多人。

南边岭上规划设计3层至5层的难民住宅楼52幢,共1030套间,为公社中心城区。城区东面建医院,西面建学校,北面建菜市场,南面建渔港。

很快,广西自治区侨办工作人员到临时安置点统计每户人口,周亚生被告知他渴望的生活马上就会实现,他们一家6口人将会分到一套40平米的房子。这是当年北海市最好的房子。

他马上会有新的学校,新的城镇。随着侨办统计每户人口传递来的信息还有——难民将得到中国户口。9岁的周亚生还未能理解这个身份的改变。

镇民

1981年,周亚生搬进荒滩上盖起的火柴盒似的楼房时,忙碌的工地上,联合国难民署划拨439万美元,援建的学校和医院也已经初现雏形。梁永雄一大家子也在这一年分得了两套房。留在北海市的7730名难民无一例外地分到了房子。

有了房子之后的1982年,这批越南难民还领到了中国户口,也可以办理中国身份证。这对在渔港生存的渔民相当重要,只有落户和有公安登记的身份证件,他们才能够在外海捕鱼。

周亚生的户口本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页写着:从越南鸿基迁入广西自治区北海市。这意味着从这一刻他已经成为一名中国公民。而梁永雄、梁永强两兄弟也在这一年领到了身份证。

但北海的当地居民并不认同。周亚生至今还记得的场面是,在搬入桥港镇时,荒滩边上的北海市亚平村村民拿竹竿、推牛车把村口的路堵住,将难民排斥在外。

原华侨渔业公社基建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吴锦华回忆建镇征地的情形:“在亚平村我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村民说华侨公社建在此处,要安排这么多人,将来肯定很乱。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政府建公社是有规划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和我们谈,连凳子都不给我们坐,许多人还围上来骂我们,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有个别村民还朝我们扔牛屎。”

再后来,周亚生进入华侨小学读书后,与当地人的冲突是他课业以外的全部记忆。他认为:“从越南来的人大多是文盲,当地人很鄙视,所以当地小孩经常在放学后欺负我们。”后来成为桥港镇镇长的何金成也有同样的记忆。

周亚生1988年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建华大队打鱼。“当时能被分配去渔业大队打鱼是最好的工作。”周亚生说。

在海上打鱼的渔民却不得不面对“邻国”越南。1989年,梁永强借着在越南收购海鲜的机会,跑到了越南西贡的姑母家里,他说:“刚到北海觉得这里是自己的故乡,离家十年后,越来越想念越南,觉得越南才是第一故乡。”

梁永强在西贡呆了一个月,实在无事可做,才返回北海。

周亚生也有同样的迷茫,每天在海上工作,一面是自己的出生国,另一面是自己的成长国。“在公海我们不挂五星红旗,看见越南就像看见自己的家一样。”

国民

1984年,北海市成为中国首批进一步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优势也开始逐年显现,桥港镇的难民也开始学着投资做生意。

早年投奔国外的亲戚汇款成了桥港镇许多难民的创业来源。1992年,周亚生开始做柴油生意,天天和船老板打交道,这一年五个渔业大队已经改制为公司,桥港镇30多条大渔船,除了10条是国有的,其他的大多由“国外亲戚”汇款资助桥港的难民购置。“一条就得十几万元。”周亚生说。这一年郭世发就和其他人合伙,在珠海买回来一条二十多万的渔船。其中大部分是公司出面,帮忙向银行贷款,两家人只出了三四万元,这是他事业最初的起步。

两家合伙了四年后,就已还清贷款,并有结余。旧船转卖也有近20万,两家又各自买了新船。这次郭世发花六十多万买了一条大船,其中贷款三十多万。和云南边境线上的难民不同,他们在发展上并未遇到瓶颈和政策障碍。

现任桥港镇镇长何金成说:“桥港镇的镇民的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国外亲戚扶持,二是银行贷款。”

《广西接待安置印支难民纪实》统计,从1980年起,就开始陆续有人汇款回来赡养国内亲人,到1988年止,据不完全统计,广西自治区赡家外汇折合人民币达八百多万元(不含建房、经济投资部分)。

经济的发展,使得难民在当地得到了认同,当年难民进镇阻拦的亚平村村民已经全部脱农,靠出租房屋和第三产业为生。北海当地人已经不称呼他们为“难民”,而是“华侨”。

2005年周亚生成为裕华渔业公司经理,他说:“现在桥港的渔船规模已经和我当年打鱼时不能比了。”桥港镇五家渔业集体企业下,有1200条渔船,挂靠在裕华公司下的也有100多条。

郭世发的渔船挂靠在富华公司下,每天能打上百筐鱼,一筐20公斤,以白帆鱼和黄鱼为主,每天能卖出三五千元不等。他现在雇请了四五个工人替他打鱼,自己的生活也悠闲起来。

据桥港镇政府统计,2008年,桥港镇水产品产量达90670多吨,产值155389.62万元,分别比建镇初期的1980年增长50多倍、680多倍。

2000年,郭世发用打鱼挣来的钱帮两个儿子在镇上各买了房子。梁永雄也早就搬出三十年前建的难民住宅楼,在辗转尝试许多行业后,他卖起了自制的梁记叉烧包,在北海也已小有名气,并在钦州、东兴各开了一家分店。

镇长何金成说:“2008年,农渔民人均纯收入4586元,这还是相当保守的统计。”而光这个数字,就比北海市农渔民人均纯收入多270.5元。

逃难三十年后,桥港镇的大多数难民对现在的生活开始认可。他们大多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有闲钱,也得到当地人的尊重。2003年,何金成和一个北海市的当地人结婚:“在十几年前根本不会有通婚。”

他也成为桥港镇第七任镇长,从第一任起就是由难民来担任。

周亚生在中国的角色也多样起来。当年全家6口人来到北海,现在已经壮大成13口人,39岁的他成为一家之长,个体经营着冰鲜生意,还是镇里五家集体企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他当选了镇里的人大代表,对桥港的发展有着建议和表决权。

宋倩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丁补之 实习生 徐臻 梁嘉琳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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