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看病

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从中央辐射到地方，从城市分流到农村，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难以得到医疗资源质量保障。

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焦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看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军。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于外地。进京看病大军加剧北京医疗资源紧缺的同时，也催生了庞大的看病经济圈和寄生产业。

一个只需14元的“专家号”，经号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号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给没有关系的进京看病者一个“市场途径”。10月 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这意味着号贩在未来或许有“转正”成为正规中介的可能，然而如何确保医疗体系公平给予患者救治，仍将是一个难解之题。

[本文导读] 进京看病
              昂贵的进京之旅
              一个号贩子的生意经
              挂号大厅的尖峰时刻
              京沪穗门诊挂号指南 
              小医院门可罗雀
              即使把号贩子抓净，还有1亿人得不到专家服务

进京看病

记者·陈鸣 北京报道

10月1日的早晨，电视机里正在直播天安门广场上雄伟壮观的阅兵仪式。40岁的沈盛华带着儿子董健，从围坐在旅社前台那破旧的电视人墙中，艰难地挤开一条缝。

从小患有自闭症，8岁的董健连“妈妈”这个简单的问候，都来得困难。9月26日，求医无门的沈盛华，一个人带着儿子，从山东蓬莱老家来到了北京。

体面而盛大的阅兵仪式，与这对母子无关，从昏暗而带有霉味的地下室出来，他们要小心翼翼地越过马路，到对面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再做一次磁疗。

同一天，江苏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红斑狼疮的妻子张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张雪梅的红斑狼疮发作已经半个多月，徐州的医生束手无策，北京是这对夫妇最后的希望。

在中国，医疗资源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通过中央层层辐射到地方，从城市最后分配向农村，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意味着医疗资源质量最难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集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一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汇流。

进京看病的洪流加剧了北京医疗资源的紧缺。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8月19日提供的数据，北京一年的“专家号”仅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较前年增长12%。这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外地。

为了治病，董健跟着他的妈妈，张雪梅跟着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他们不知道一趟趟开往首都北京的火车上，有几人与他们一样，为的是抓住生命那根稻草，但是，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更为了捡回一条性命，他们毅然选择了一条拥堵的路。

看病“村落”

在海淀区的花园北路，常年拥堵，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站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们，这是一条北京出租车司机都会刻意绕开的路。路的北边是北医三院，中国最繁忙的几大医院之一，路的南边是塔院小区和邮科小区，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病人，已经把这两个普通的北京社区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住院部”。地下室、社区里的招待所和宾馆，都挤满了等待看病的人们，甚至连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的周边都形成了规模不一的“看病村”。这里常年聚居着像沈盛华、蔡建超这样的外来家庭，为了治病，他们有的干脆在这里永久地住了下来。进京的病人构建了这些区域的经济形态，补品店、药店、医疗器械店、小旅社、号贩子围绕着“看病”这个主题，形成了一个个的“看病经济圈”，甚至临近小区的房价也因此高涨至每平方米2万到3万元。

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寄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董健的舅舅是沈盛华进京看病的最大反对者。一个在农村原本过得体面的家庭因为疾病变得贫困不堪，在几年的求医过程中，沈盛华的左眼急瞎了，右耳也听不到声音，他希望妹妹沈盛华把钱省下来，再生一个。沈盛华没有听从劝告，她留下句“你心疼的是你妹，我心疼的是我的孩子”就踏上了进京看病的路。

东北人、山东人和河北唐山人基本垄断了北京医院周边的住宿市场，一种没有营业执照的家庭式旅馆很受病友欢迎。旅馆就开设在普通居民楼里，从外面看和普通北京社区的房子没有区别。进入房间里，就会发现住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北方，为了治病临时拼住在了一起。

在塔院小区开设旅馆已五年的老板“蒋姐”，带记者看了一处3室1厅的民宅，里面住着三户人家，都是等待就医的病人，每个房间每天收费120元，厅里的床铺收费每天30元。蒋姐经营的几处居所主要服务“生殖科”人群，对于孕妇还提供专门的营养服务，每天交25元，蒋姐负责照顾孕妇饮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鸡汤。另外房间里的厨房和厨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只需要付燃气费。

在塔院小区，沈盛华收到了蒋姐递过来的卡片。在知道沈盛华经济困难之后，蒋姐转而向她介绍起廉价的地下室。

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宾馆和家庭式旅馆，更多的来自于农村的病人像沈盛华那样，被推向地下室。地下室的收费相对来说便宜得多，房间的价格在每天40元左右，如果只是单租床铺就更便宜，包月只要700元。在一家地下室，记者看到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挤满了5户人家，中间只用帘子隔开，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间里。连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则露宿在外，夜里他们时常带着铺盖直接睡在医院的挂号大厅。

20平方米，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不透光，一打开门霉味扑鼻。在地下室转悠了一圈之后，沈盛华还是决定住下来。

在生命和体面之间，沈盛华决定，更多的钱留给孩子看病。

规则与潜规则

对蔡建超来说，住宿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是地方乡镇干部，妻子是小学语文老师，都是“有单位”的人，在无数上京看病的人中，他们是相对有财力的幸运者。

不过他很快发现，上京看病需要运用的人脉资源，远远超出一个乡镇干部的活动能力。

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别到协和医院西院排队挂号，最终都无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点半赶到医院时，队伍已经蜿蜒至挂号厅门口；第二天凌晨2点，他再次赶到协和，发现打地铺排队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开始排队。

在排队无果的情况下，他只能放下面子开始寻找“关系”。他找了在北京军区、公安部、林业部、农业部工作的老乡们，结果发现没有医院内部的关系根本进不去。

蔡建超很难想像世界上有这样拥挤的医院，在他的老家沛县，医院冷清得很，病人轻易就能挂上号打针吃药，有的时候，医生闲极无聊就在科室里打起牌来。不过地方医院的能力让他深深质疑，医疗事故时有耳闻，到徐州看病几乎是当地人治疗感冒以外疾病的选择。邻居告诉他，再不行，就上北京去。

排队意味着等待，“关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挂号了，最后的途径只能是金钱。

刚到北京的那天，他在协和东院遇到过几个号贩子，要价200元-800元不等的中介费。他拨通了号贩子的手机，对方告诉他西院的风湿免疫科最近挂不上，因为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曝光过这里，号贩子都撤到了东院。

一开始他有些看不起号贩子，现在他突然又有些恨起记者来。在宾馆里躺着的张雪梅经不起等待，在地方医院大量地使用激素治疗，已经使她下肢的蛋白质大量流失。现在她连路都走不动了，精神状态也处在崩溃的边缘。

带着儿子去过青岛、南昌看病的沈盛华，也从来没见过如此规模的看病人群，北医三院门口绕几圈的挂号长队令她感到震惊。

只不过没有关系和钱，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排队，从前一天中午开始彻夜地排队，只要到得足够早，只要排在她前面的人少于放出的挂号数，并且前头没有太多加塞的壮汉，她就能拿到一张和医生见面的纸片。

“你排队也别想拿到号，我们有专门的人昼夜排队。”《南都周刊》记者自称有亲戚要看病接触了多位号贩，一位自称“张伟”的号贩子明确告诉记者，交钱会使一切变得顺利起来。

张伟说，需要哪位专家的号，只要该专家没有出国开会照常上班，头一天预约，第二天就能找他见面拿号，手续费视专家名气、职称和出诊数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医生，价格相对便宜，在200元-400元之间，如果一定要看知名专家，最高要价可能达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价格相差不多。

目前国内门诊正式的挂号价格相当低廉，普通门诊知名专家仅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医师5元，住院医师4.5元。这一价格从30年前由物价部门制定至今都没有发生改变。

巨大的供需缺口，巨额的差价，催生了挂号买卖的黑市。

在北京几大医院门口，层层分工、组织严密的号贩子网络已经形成。一位在北医三院周边开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诉记者：号贩集团里有老大、二号贩子、三号贩子和四号贩子，四号贩子是最底层的，一般他们偶尔也会自己排队挂号，更经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价格雇佣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昼夜排队。每一级号贩向上一级号贩提交一部分提成。

一个医院讳莫如深、医生和号贩心照不宣的事实是——看病权最终在医生手上，挂号只是看病规则中医患见面的途径，而在现实中，医生可以临时加号。一个号贩子告诉记者：通常如果放出10个号，那就意味着起码还有5个左右的号可“灵活运用”。在协和医院东院和积水潭医院，记者都看到一些没挂上号的病人，直接向号贩子缴纳400元获得了医生的加号。

张伟告诉记者，一个号赚得的300块钱左右利润，其中起码有一半作为医生的红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给自己的上线，剩下的才归其所得。

事实上比挂号更困难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医院住院部床位长期接近饱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记者反映，为住院并尽早实施手术，他们只能通过红包的方式打点关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肿瘤患者称向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支付了1万，半个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进行手术。“1万基本上是‘市场价’，而且只是把你优先，也不能保证你马上住上。”

正式规则无力约束的领域，关系、金钱、权力成为主流，这一切构成了一条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线。

为解决挂号难的问题，打击号贩子，政府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北京市卫生局在8月份宣布，从9月份起，在不取消门厅挂号服务的基础上，北京市所有三级医院将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并逐步推广至二级医院，重点放在推动复诊和社区转诊患者的预约挂号工作，医疗机构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增加收费项目。

然而，北京市卫生局长方来英也坦承，实施预约挂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挂专家号难的问题。

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刘国恩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从技术层面上解决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号贩子只是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一个瘤子，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填补的医疗资源供应缺口和失衡的资源配置。

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曾小峰更为悲观，“在病人看不完的情况下，医院最近几年新推出网络预约功能基本等于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