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