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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退学记(全文)

2009-10-31 00:59:11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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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他的意料,比起换宿舍的无比曲折艰辛,他几乎没受任何阻拦,退学申请就被批准了。印章迅速地盖了下去。这让修良章很生气。“你哪怕是装一下拒绝也好啊。”

修良章 (姜晓明摄)

“评论此事的人总会提到LOSER一词,其实按照那些标准,除了一些拼爹游戏的胜利者和智商情商意志各方面特别突出的大牛外,绝大部分人都是LOSER”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北京

他点击鼠标,将帖子发了出去,决定3天之内不再吃饭。

鼠标刚按下去,他就后悔了。他骑着自行车离开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茫然不知所措地骑行在车流熙攘的中关村大街上。崩溃感在身上蔓延,他感到了恐惧。

这是10月14号的下午。

那个出现在北京理工大学校内论坛上并迅速被转发的帖子写道:“为了表达我的强烈抗议,我不得不采取激烈抗争手段,当然我既然能撑到现在,我不会做马家爵,也不会做中心教学楼冤魂,所以我决定声明绝食三天。另外由于我对北京理工大学博士教育极度失望和强烈怀疑,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生命,故在此我声明退学。”

帖子署名:修良章。

扎心的鼠标

27岁的博士生修良章在10月13日终于忍无可忍。早上7点,同处一室的博士生汤立红仍在玩网络游戏。他又听到了鼠标声。那种“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他连续点击鼠标的声音就像针连续扎刺我的心。”

他艰难起床,不然赶不上8点的校车去往位于良乡的实验室。持续被鼠标连击声所困扰的夜晚让他疲惫不堪,这一只鼠标已经危及到他的人身安全。“有一次,我把浓盐酸当做浓硫酸了。”

2008年,刚入学的第一年,修良章并没有感到多少不适。“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实验可做。”更重要的一点是,刚认识的两个同学会有什么矛盾呢?

修良章和汤立红都是辞掉工作之后,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的化学博士。

已经35岁的汤立红在辽宁读的本科,工作一段时间,攒了钱,到云南去读硕,再工作一段时间,攒了钱,考了博。“一直觉得成为博士是一件挺光荣的事情。”来自内蒙古赤峰普通家庭的汤立红认为,如此的求学道路既让家里不怎么花钱,又能够圆一个博士梦。“这么大的人了,也不好向家里要钱。”他的路径设计是有道理的。读博之后,他没有被评上奖学金,所花费用来自往日留存的积蓄。

修良章则来自福建长汀。本科在湖南上学的他原本没有读研的打算,但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家乡城镇化的进程,有开发商开始征用他们家的田地。家里陆续卖掉一些地之后,获得了十多万元的收入。

这笔突然而至的款项让修良章有了继续深造的念头。他在2005年考上了北理工的硕士。毕业工作一年之后,又考上了北理工的博士。“工作那一年,公司里博士的工资一个月比我多一两千,我认为他们并不比我强,只因为他们是博士。”

世事难料。修良章的父亲此时迷上了赌博,将卖地所获的大部分钱财付诸赌资,输了个一塌糊涂,还欠了一屁股债,时不时嚷着要自杀。

修良章体弱的母亲多年来就这么忍受着脾气暴躁的丈夫,除此之外,还得照顾和她关系糟糕的婆婆。“要不是还有我这个读博的儿子,她早就崩溃了。”

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修良章见到了90多岁的奶奶,“他不认得我了。”奶奶逐渐痴呆,冬天也衣不蔽体,她已经不知冷暖为何物。卖了地之后,家里原本是留了一万块钱给老奶奶做身后事之用,“就连这棺材本都被我爸给输掉了。”

修良章是家中最小也是惟一的男孩,他头上有4个姐姐。家里穷,第三个姐姐还送了人。大姐生了两个女儿,在生第二个女儿后被结扎了。“我们那里重男轻女很严重。”他的姐夫对不能生育的姐姐态度冷淡,在外面找了其他女人。“我姐姐快疯了,天天向我哭诉,我又无能为力,只能承诺以后在经济上帮助她和孩子。”

修良章的女朋友如今住在北理工的教工宿舍里。8个人租的屋子,一个床位每个月的租金是450元。他们俩已经谈了六七年的恋爱。她本来在宁波,为了修良章来京工作。“现在就业环境很不好,她经常失业,入不敷出,好几次还是我向同学朋友借钱交房租。我们俩不敢出去玩,要在一块只能常来我寝室。”

这个27岁的博士生已经债台高筑。他现在都还欠着本科学校的钱,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都没拿到手。欠同学朋友们的钱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实在还不起,就厚着脸皮赖着。“能借的都借了,现在借钱越来越困难。”读硕的时候,他向银行借贷12000元。按照协议约定,硕士毕业后,他每个月需还款300元。“已经有几个月没还,随时都可能被银行告。”

按照修良章的想法,在中关村这一带,他可以有机会边兼职边修学业。但自从实验室搬到良乡之后,只能一心一意做课题。

比汤立红好点儿的是,修良章入学的时候被评上了三等奖学金,每个月有500块钱的奖金。至于“老板”,则是从来没给他发过钱。

修良章的“老板”是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昆士兰大学教授,同时是北理工的兼职博导。“我和我的大老板就只见过一次面,估计他现在连是否有我这个学生也不是很清楚,我算是幸运的了,我们课题组的其他人一次都没见过导师的面。”

研究生们喜欢把导师称为“老板”,把副导师称为二老板。“我们二老板可能很忙吧,不怎么理我,也从没给我发过钱,打了好几次800块钱到招行一卡通,也得乖乖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他。我们老做一些杂七杂八的活,自己的课题一直停摆。天天良乡、中关村两地跑,挺累,但又没做什么事。”

漫长的积怨

不过,最早想换宿舍的并非修良章,而是汤立红。

在去年9月份成为修良章的舍友后不久,汤立红就听到了修良章那巨大而持久的呼噜声,“隔壁都能听到。”

到了11月,汤立红找到学校宿管科,提出要换宿舍。宿管科老师说,你必须找另外一个宿舍的人对调。“我琢磨,认得的人肯定不调了,不认得的人在调了之后还不得骂你啊。”

同学们给他出主意:买副耳塞。“到现在都换俩耳塞了,以前那副耳塞都不隔音了。”

戴着耳塞入睡的汤立红觉得自己一直在忍着修良章,直到今年的8月份。

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博士生待遇确实低,宿舍热得要死,既没有空调又没有风扇。”汤立红抱怨。

修良章弄了俩二手电风扇,不分白天黑夜地吹。“哐啷—哐啷—哐啷”——这是困扰汤立红的夜半响声。“热归热,你别影响别人休息,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我还不如坐起来玩会儿游戏算了,我也影响影响你吧,我也不是什么高尚人。”汤立红说。

8月的某个清晨,电扇又“哐啷”了一晚上。汤立红没睡好,半睡半醒的时候,看见修良章拿着电话就往外拨。汤立红当时就火了,冲着他骂了一句:“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你找打架啊。”

修良章回他一句:这都六七点钟了。“气得我哑口无言,你说换一个人是不是就削他了?”

修良章和汤立红没法相处了,决定换宿舍。“本来想私下换寝室,但比较困难,博士生之间除了本专业那么几个人外,都不太熟,一个人住的,自己都不好意思去打扰,两个人住的,人家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呢?”

修良章试图在网上找对调宿舍的人。“后来我都愿意花钱换了,都没人响应。”

9月初,修良章去找了宿管科。宿管科老师说,忙迎新没空管。

过了两三天,修良章又去找了宿管科。宿管科老师说,寝室同学有矛盾,一般不换,如果要换要有其他理由。

修良章向学院提出换宿舍的申请,他在申请里写到:“长此以往,人将不人。”学院同意了,但到了宿管科,宿管科主任不同意,认为学院没做工作,就把事推给他们,他坚决不同意修良章换寝室。

汤立红被学院的老师找去谈话,他知道修良章在背后给他打小报告了。接下来的日子,汤立红有点赌气似地通宵玩游戏。

修良章还在不停地反映,只要汤立红玩游戏,他就给老师发短信。最后他发现,这像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问题从A点推到B点接着推到C点再回到A点。

“十一”长假之前,修良章的“二老板”找他谈话:你嫌吵的话,是不是考虑给汤立红买无声鼠标或出钱让你出去租房子住?“这是个颠倒是非的问题,为什么他玩游戏我就要走呢?我还要欠老师的人情。”

10月13号的晚上,汤立红回到宿舍。他看见修良章与其女友都在,没吱声就进屋了。看见汤立红进屋,修良章就带着女友出门去。

“他回来的时候,咣唧一脚把门揣开了,我当时很生气。”汤立红说。等到修良章睡觉的时候,汤立红也“咣唧”一脚揣到了门上。

听到响声的修良章有跟汤立红干一架的冲动,但他没有。

“我如果心理有问题的话,对付他的方法很多啊。我们实验室那么多药品,随便弄一点就可以了。我不想成为马加爵。”修良章想到了退学。“我觉得跟他吵和闹都没有用,我不能自杀也不能杀人吧,也不能去游行示威啊,没有办法了,我要表达一种愤怒。”

网络“擂台”

14号的早餐时间,女朋友告诉修良章,有个小孩从校园里的一幢楼跳了下去。这对修良章是个刺激。“我觉得自己抗压能力很强,但是我也想,跳楼是不是我的归宿呢?今天无论如何得解决问题。”

他随后登上校车去了良乡。他通过短信,习惯性地跟“二老板”说了他已说过无数遍的困扰和要求。“可能我把他逼急了,他回了一些重话,跟老板的关系搞砸,我感觉没法读博了。”

就这样,在那个下午,修良章崩溃了。

修良章的帖子让汤立红愤怒,接下来,网络成为了他们俩的擂台,这个擂台具备各种戏剧化的元素,网友们则为这场博士级别的互掐而陷入狂欢。

擂台上有严肃的事儿。修良章认为自己的导师和汤立红的导师对此事都负有责任,将他们的名字公布了出来。汤立红要求修良章为此道歉。

擂台上有讥讽的事儿。汤立红形容修良章的床是个猪窝。“为了能把塑料水瓶卖个好价钱,攒了一年一大袋子垃圾堆在床下了。”汤立红后来说:“我倒不是说他们家穷,攒个塑料瓶卖不行,这毕竟是两个人的宿舍,你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别人。”

擂台上有暴力的事儿。“他练空手道,没事就空打几拳,加之又有恶语相向,我觉得很暴力。他晚上睡前要练功吐气,很古怪。”这是修良章的回击。

擂台上还有情爱的事儿。汤立红说:“我穿着拖鞋到其他宿舍去聊天,就那么会功夫,两个人就宽衣解带,锁上门了。我还以为走了,一开锁,发现二人把集体宿舍当自己家了……”

修良章则觉得汤立红有些让人可怜:“他一大把年纪了也不找个女朋友,很诧异。”并就此表达更多的愤怒:“他多次当着我女朋友面看黄片,我觉得很受辱。”

“我当时锁着门在宿舍里看毛片,他领着他女朋友进来,把门打开,把窗打开,大有让全校人来围观我的架势,你说你生气不?他女朋友也不走。我如果是个女孩子,看到这种事情挺害羞的,我就走了。我一看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一个成年人看点成人片怎的?男生百分之八九十都看。你在屋里XXOO,不许别人看个毛片啦?”汤立红反击。

在绝食过程中,最让修良章愤怒的倒不是汤立红。

修良章14号晚上没有吃饭。回到宿舍后,他对于只看到汤立红而没有看到学校的人感到失望和愤怒。“学校怎么没来个人呢?我不接电话,你也得留个人守在宿舍啊。我自杀的手段可以很多。这里是10楼,跳楼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做化学实验,服毒也可以。我们学校也有人上吊过。要死还不容易啊。学校如果能做些工作,或许我可以回心转意。”

修良章就这么心怀不平地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了。睡觉前他发了个帖子:15号不绝食是孬种。他觉得饿几天肚子没什么。“我想着地震的时候,有人七八天不吃也活下来了,猪坚强这么久都没啥事。”

15号早上起来之后,修良章没有吃饭,他翻出了一本《红楼梦》在看。这本书买了好些年了,都没好好看。光是头几章,他都看过好几遍了。他觉得书中的一首诗写的是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他就这么百无聊赖又满怀期待地在宿舍里看书、看电脑、睡觉,他的期待是:有人来看他。现实是:到中午了,还没有一个人来。

中午12点半,他饿着肚子在网上发了帖子:“十二点多了,还是一个人呆在宿舍。学校还没人来宿舍!如果跳楼的话或许学校稍微能震惊一下,但跳楼的多得去了,也许就跳楼那几天热闹一下,而后该干嘛就干嘛,他们也许对这些草芥般的生命消失见得太多了,太习惯了,也许巴不得我跳,多省事啊。”

修良章说,北理工的校园里每年都有人跳楼,还有博士生把自己女朋友从楼上给推下去,被判了无期徒刑。“我看到过血迹。”

15号的晚上,修良章走出宿舍,去见了女朋友。女朋友也没有吃饭,修良章很感动。女朋友说,我正好减肥呐。

15号就这么过去了,修良章在宿舍里没等来一个人。

你哪怕是装一下拒绝也好啊

16号的中午,他宣告绝食结束。中午的时候,他和女朋友去了学校食堂。他们俩打的饭菜比平时多。修良章平时吃2两饭,那天打了3两饭。菜也比以往多。有鱼、红烧肉、鸡块、青菜、汤。

这看上去并不算太丰盛的一顿食堂快餐需花掉20元钱。

当修良章绝食抱怨博士生待遇之糟糕后,有学校的人出来说,在校园里生活,300元钱就够一个月生活费了。

“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修良章算了算,一个月吃饭要花300元,电话50元,日用品50元,花在女朋友身上还得要200元,再加上他每月300元的还贷,这是笔不小的数目。

汤立红也说:“一个月300块钱,光吃素还可以,增加点营养肯定不够。”

可以用一个坐标来定位这个数额:2008年北京市低保金标准为370元以上。

修良章觉得自己整天为基本的生存而困惑,怎么有心思搞科研呢?“在学校里,星期一到星期天基本没有休息,晚上还得做实验,看文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贡献也不低,但是我们的价值可以说一文不值。我们跟导师的关系,实际上是老板跟廉价劳动力甚至是免费劳动力的关系。导师好就给你钱,导师不好就不给你钱,你能拿我怎么样?现在博士延期毕业的很多,不是说功课做得不好,有的是做得好也让他延期,因为哪有那么好用的人啊。博士毕业都要老板点头才能通过。我就觉得,纯净的象牙塔变成了黑心老板的热土和剥削者的乐园。”

在整个过程中,汤立红表达了许多对修良章的不屑,但在修良章对博士生待遇方面发表的看法,汤立红表示了支持。“国家高级知识分子整天想着下顿饭在哪里,不可悲吗?国家的科研怎么会有提高和进步?”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任何希望,很有理由去死,也不怕死,但我不能死。”这是修良章在绝食结束前发的帖子。饿了5顿饭的修良章以为自己能吃很多,但实际上不是,他觉得很难受,吃不下去。

这顿饭吃完之后,修良章拿着退学申请去学院找老师,他见到了一位副院长。出乎他的意料,比起换宿舍的无比曲折艰辛,他几乎没受任何阻拦,退学申请就被批准了。印章迅速地盖了下去。这让修良章很生气。“你哪怕是装一下拒绝也好啊。”

未知的命运

最终的结果是休学一年。“劳动者身份不被承认的话,我就不回来了。”

10月23日下午的阳光照进来时,修良章的宿舍显得不是那么“猪窝”,许多东西都已经用编织袋装了起来。那两台让汤立红抓狂的风扇还立在宿舍空床上。18号那天,修良章在唐家岭租下了房子,那里离市区远,房租不贵,一个月500块钱,他已经交了300块钱押金。

修良章还没有跟家里人说休学的事情。“等我找到工作赚了钱,给家里寄钱过去,让他们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说。他们觉得读博是光宗耀祖挺有面子的事情,每个人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像灯塔一样,我出来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就在修良章办了休学手续后,他的父亲打电话告诉他,他在老家找了一份轻松的活干,可以给家里增加点收入。“他叮嘱我好好读书。”说到这,修良章停住了,他有点说不下去,眼泪快出来了。

汤立红已经搬到别的宿舍去了,他现在睡得很好,同时也在为未来担忧。“搞工科的好一些,就业面大一些。在国内,注重应用,我们搞理论的不怎么受重视。”

10月23号的晚上,在食堂吃过了饭,修良章在校园里转了几圈,这样的时光不会太多了。路过足球场,他说他经常来这里看球赛。他喜欢足球。

修良章是切尔西的球迷。去年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切尔西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让他难忘。“我感觉自己此时就像切尔西在那场比赛里的命运一样。”

在修良章看来,如同自己的休学不应归罪那只鼠标一样,切尔西的出局也并非缘于巴塞罗那球员伊涅斯塔在终场前的绝杀,而是因为裁判的“黑哨”,“有多少个点球没判给切尔西啊。”

他觉得命运有些荒诞: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了。

“评论此事的人总会提到LOSER一词,其实按照那些标准,除了一些拼爹游戏的胜利者和智商情商意志各方面特别突出的大牛外,绝大部分人都是LOSER。在抱怨和不平的时候,想到一些LOSER在那么努力地好好活,就可以对自己说,你也好好活。”一位采访过两人的记者说。

胡彦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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