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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荒诞剧(二)

2010-01-11 10:28:51 来源: 南都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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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拆迁的荒诞,不仅仅体现在拆迁队一拥而入的动作上、挖掘机张牙舞爪的场面上、被拆迁户欲哭无泪的表情上、钉子户孤注一掷的背影上。实际上,暴力拆迁甚至已经演绎成一部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剧。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让我们都来等待暴力拆迁的“煞科”吧。

信访主任上访记

吴宗明,一位曾经当了18年兵,在广西桂平市信访办做了3年主任的老人,为了被拆迁的房子,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他不停地奔波于南宁、广州、北京之间,然而到头来,昔日亭亭如盖的果树和挺拔的四层半小楼,已变成了新挖出来的运河。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广西桂平报道   摄影_张志

广西桂平市前信访办主任吴宗明。

吴宗明昔日亭亭如盖的果树和挺拔的四层小楼,已变成了新挖出来的运河。

被上访

吴宗明这辈子的第一次上访,是从“被上访”开始的。

64岁的吴宗明,身高不足1.60米,平日里喜欢脚蹬一双运动鞋。人虽看上去精瘦,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走起路来脚下呼呼生风。

他是广西贵港桂平市的前信访办主任。

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以下简称“桂航工程”)的开建,他的房子被征用,但他和三十多位“钉子户”一直不肯签补偿协议,因为补偿过低。

那一次“被上访”,听起来很像是一出精心设计的“调虎离山计”,在他刚到桂平市信访办十分钟后,工程队的挖土机扒开了他们家的院墙。

那是2008年6月28日早上,吴宗明接到了“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办负责人王家委的电话,让他去信访办找阮达光主任谈谈拆迁补偿的事。他认为事情可能会有些进展,没有多想,吃了早饭就赶了过去。

信访办主任阮达光热情地接待了他。吴宗明在信访办主任任上时,与阮达光同在一个大院上班,平时也比较熟络。再加上信访办这次也在积极协助“桂航工程”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因为吴宗明等被拆迁户没有达成最终的补偿协议,阮达光没少去做吴宗明的思想工作。

“刚寒暄几句,连话题还没有扯到正点子上,就突然接到老伴儿的电话,她哭着说家里的围墙被拆了。”吴宗明回忆说,“我当时骂了句‘他妈的’,就急匆匆往家赶,阮达光一脸尴尬地跟到了现场。”

“院子里被挖得一片狼藉,两棵龙眼树、两棵荔枝树、一棵石榴树横在地上,青果散落一地,老伴儿坐在地上哭。”

后来,阮达光向分管的领导作了汇报,吴宗明的果树最终获得了赔偿。不过阮达光否认“调虎离山计”之说,“是船闸工程队要用吴宗明家院子里的土,所以扒墙头纯属巧合。”

2007年,属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桂航工程”要开工建设,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刚好在征地范围内。

“我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小家做些牺牲,从大局考虑,支持二线船闸工程的建设,是一个老干部应该有的觉悟。”吴宗明认为,“再说,我们替国家考虑,国家到时候不会把我们几百户拆迁户给抛弃的。”

在张贴的《告被征地拆迁农户书》中,桂平市政府郑重承诺:“要将桂平二线船闸工程建设成利国利民的‘阳光工程’……成为依法征地的样板工程。”

大家看到政府张贴的一系列公告,个个欢心鼓舞,拆迁户奔走相告,惹得没被拆迁的人家艳羡不已。

根据拆迁指挥部公示的回迁安置区域规划,将划分两个安置点进行安置,第一回建点计划安置154户,第二回建点计划安置111户。规划的安置区里,学校、商场、公共空间等配套设施齐全。

2007年3月5日,桂平市政府通过了《具体补偿方案》,贴出来的补偿标准,打破了拆迁户的梦。

根据该方案,吴宗明他们实际获得的补偿标准是,混合(砖)结构每平方最高补偿33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0~160元不等。而按照广西的专项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文件《桂发改法规[2005]190号》的规定:混合(砖)结构每平方补偿400元,砖(石)木结构每平方补偿280元。

吴宗明家的四层半小楼房市场评估价为38.7万,工程拆迁补偿却只有25万元,“按现在的建材和人工成本,盖一套同样的房子我还要自己补十几万。”

村民们大多签了补偿协议,只剩下吴宗明和其他三十多位业主没签。

这位曾经在广东当了18年兵,1978年参加过对越自卫战,退伍后在桂平市检察院工作了11年、在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最后又在信访办做了3年主任的老人,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从此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

被接待

2008年7月中旬,“桂航工程”建设办以“瞒天过海”的手段,阻隔被拆迁户与视察工地的上级领导,激怒了拆迁户,最终促使吴宗明“追到南宁”,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上访。

7月12日,一位细心的拆迁户看到“桂航工程”工地上竖起了牌子,上面写着“欢迎交通部和自治区交通厅领导视察”字样,他们认为这是向领导反映真实的拆迁补偿情况的难得机会。于是,拆迁户们一大早就守在二线船闸边必经的路边,等待来视察的领导。

恰在此时,有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市建设办,说那儿有上级来的领导专门接待。等大队人马到了市建设办,才发现接待他们的是建设办的工作人员。

建设办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跟他们认真解释,称上级领导才到桂平,实在太忙,领导明天去工地视察,拆迁户们到时候可以去工地等领导,再具体汇报各自生活的难处。他们还主动给了拆迁户们一个“交通厅领导”的电话。大家不想打搅领导们休息,当天忍住没有打电话给领导添麻烦。

第二天,大家早早吃了早饭,携家带口兴冲冲地奔向工地。然而,苦苦等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却没见一个人影,他们紧拨打建设办给的上级领导的电话,原来是空号。后来一打听,上级领导已经在前一天上午视察了工地。

群众的愤怒被点燃了,有人当场砸碎了“欢迎领导视察”的牌子,有人嚷着要去建设办砸断负责人的腿。

“每次大家聚在一起,妇女们都是哭声一片,看到大家冲动的情绪不可控制,我总是担心。”吴宗明说,“大家商议着一定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顺便打探真正的补偿标准。”

当时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条理不清晰,人们便力请吴宗明出马。第二天吴宗明便带着另一个拆迁户黄永辉去了省城南宁。

没想到,这一次上访有了意外的收获。

交通厅给他们找来了该工程的业主,西江航运公司的负责人。从这位负责人那里,他们了解到:根据西江航运公司与桂平市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书,公司给了桂平市政府1亿元的拆迁安置款,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桂平市政府负责。

随后,他们去了自治区纪委、区检察院还有区高级法院,把反映材料一份一份递上去。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去了国土源厅。“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总共10多分钟。”

南宁上访的收获,着实让三十多户被拆迁户兴奋了一阵。如果征地拆迁费用有1亿元,拆迁户一共260多户,这样估算下来,每家的安置补偿平均摊到40万左右。但是按照政府现在给的补偿标准,吴宗明他们估算,这笔专项资金并没有都用在拆迁征地的补偿上,政府只是花了5000多万,那么其它的安置款究竟用到了哪里?

“政府承包拆迁征地补偿,但不能像做生意一样牺牲被拆迁户的利益来赚取差价。”吴宗明说。

被教育

2008年8月16日,从南宁刚回来的吴宗明,走进了桂平市信访办接待室。那一天是当地政府领导的大接访日。

从2008年7月1日起,吴宗明就发现自己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儿子吴显宇没去上班。原来其单位领导接到指挥办主任王家委电话通知,让吴显宇回来协助拆迁工作,去拆迁指挥部报到。王家委告诉他,把拆迁协议签了就可以回去上班。

“拆迁房子,不能像旧社会一样株连九族。”吴宗明非常生气,他决定要去信访办跟领导说说。

他曾在这儿奋斗过3年。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如今,办公室翻新过,这扇小门被封上了。

这里和以前一样,工作人员上来给他倒了一杯浓茶;并且他还受到了礼遇,工作人员让他提前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

吴宗明一进门,接待他的一位市领导立即认出他来。市领导给了他十分钟,答应过问吴宗明儿子停职的事情。

对于补偿标准低的问题,领导语重心长地对吴宗明讲,“这是国家的需要,有时候牺牲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的。”

“听到这话我就来气,工程队强制断水断电,导致被拆迁户去工地取水,一户被拆迁户十来岁的孩子给淹死了。”吴宗明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是第一批去的前线,最后一批回的祖国,生死都不计较,还在乎钱吗?”

吴宗明从桂平市信访办出来,心里感觉到失落,虽然进去时就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他认为领导走了过场,不禁怀念起自己在位时信访办的“认真”。

在做信访主任时,吴宗明首先把办公室里的茶壶换成大的。“老百姓来上访,不是来给找麻烦的,肯定是没有路走了,信得过你信访局才来。所以,人来了一定要好好接待,认真听他们诉说,哪怕一杯热茶,都可以暖了他们的心。”

2000年曾妥善解决了改制糖厂几百名工人集体上访、协调了市公交车和农班车停靠站的矛盾,现在很多司机见了他都会和他打招呼,主动免收他的车费。“钱虽少,但你做了事,老百姓会记着你。”

回忆当信访办主任的日子,吴宗明依然很自豪。“当时我们信访局在贵港市是先进单位,我个人也是先进工作者,2001年年终总结的时候,贵港市分管信访的市委副书记亲自来给我敬酒,并夸我‘你就是我们的标杆’。”

被“卖猪仔”

“到广州的那次上访,是我准备时间最长,准备内容最充分,但也是接待时间最短的一次上访,而且在从广州返程途中还被‘卖猪仔’。”回忆那次尴尬的上访,吴宗明忍不住骂了句,“他妈的,讲白话的广东人骗了讲白话的广西人。”

2008年7、8月份,三十多个被拆迁户发现他们被不间断地盯梢,“下地锄草,去厕所小便都有人跟着。”盯梢的人早出晚归,非常敬业,一日三餐还有专人送来了盒饭。

“桂平市有许多去北京的上访者都被半路截了回来。”吴宗明回忆,“我天天在家看报纸,看电视,专看拆迁的报道,补一补这方面法律的不足。”

每天看到相似的报道就剪裁复印下来,不懂的法律条文就翻专业书籍或者请教律师。“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广州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督察范围为广东、广西、海南和深圳的违法土地使用问题,我就去到广州试试运气。”

吴宗明针对“桂航工程”存在的一系列违规问题,逐条咨询了律师,打印了一张缜密的材料,标题为“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包括六大部分,九个小点,洋洋洒洒千余字。“到时候忘了要点,可以拿出来念给领导听。”

“我要去上访,他们绝对找不到我,把我截回来。”吴宗明颇为自信地对记者说,“你要声东击西,明明往南你要先往北,把截访的人折腾晕。”

吴宗明独自在广西的几个城市折腾几个来回后,2008年9月1日,他成功现身广州街头。“他们都在紧盯北京方向,谁也想不到我会去广州。”

当天上午,吴宗明打车来到2007年7月24日正式揭牌的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掏出一沓上访材料递了上去,才念了第一条,就被工作人员挥手打断:“我看你身份证显示,你不是曾在检察院工作吗?你应该回到当地诉诸于法律程序。”

“我千里迢迢从广西跑到广东,连凳子都没有捂热,他们又一脚把我踢回了老家。”吴宗明气得材料都没有收,转身出了办公室,“我做了3年的信访主任,还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访民。”

中午草草吃了碗米线,吴宗明匆匆忙忙赶往汽车站,他急着要赶回去,却被拉到郊外“卖了猪崽”(指乘车走到半路被迫换乘另外一辆车),被强制掏去了一百多块。带着一肚子气的吴宗明坐上长途卧铺回到家时,已是凌晨5点多。

“我回来还得跟其他拆迁户笑着说,上访很顺利,领导很重视,不久就要实地来看看。”吴宗明一脸苦笑,“你不这样说,这么多被拆迁户急了容易出事呀,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呀。再说,大家在一起一定要相互鼓气,直到讨个说法。”

被吓唬

吴宗明坚持说自己那次去北京的上访是“北京之旅”。

首先,他是乘坐飞机去的,没有像以往那样坐车遭罪;其次,他抽空参观了宏伟壮观的天安门。“简直像旅游一样!”吴宗明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脸上仍无限神往。

2009年7月10日,吴宗明和另一位拆迁户站在人流如织的天安门广场。吴宗明紧张得提着裤子,一脸痛苦的表情。初到北京,水土不服,辣的、凉的饮食不习惯,他不停地拉肚子,一天甚至七八次。“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不停地打听厕所在哪里。”

吴宗明在北京的上访,也是毫无进展。在北京打的士,师傅打量了他们俩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上访的,好心劝他们赶紧回去。晚上住在府右街的一家旅馆,旁边五楼有个上访户要跳楼,惹得满街都是警察,吓得他们第二天赶紧换了旅馆。去国土局和信访局又摸不清路线,也不敢问陌生人。

吴宗明和同伴躺在旅馆里,曾经梦到一天,在北京的街头碰到了一个可以为他们说句话的大领导。但醒来后,脑子里房屋被强拆的画面还是挥之不去。

那是他和妻子经营了11年的新家,四层小楼,五百多平方的房子,虽不算奢华,但非常温馨。后院的果园里果树郁郁葱葱,挂满了或红或绿的果子。

2008年12月12日,他们收到了桂平市法院责令其拆除房屋的通知书。2009年1月5日,法院通知,两天后强制拆除他们的房子。7日上午8点30分,吴宗明还在市里联系车辆,准备拉走最后的门窗家具,几分钟后,房屋化为一堆废墟。

在北京住了三天后,同行的南宁朋友帮吴宗明联系到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直到2009年11月初,这家杂志才披露了吴宗明上访的故事。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每当想起2007年4月15日,拆迁安置指挥办某领导在拆迁动员会上的话,吴宗明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工程征地拆迁问题,你们必须按指挥部规定的时间签字拆迁。你们找律师、找记者都没有用,我们都可以摆平。你们想得到更多的补偿是在做梦”;“这些钱我们宁愿给法院用,也不给你们。这个工程是我们政府承包的,肯定要有得赚”。

无果的后果

2009年12月24日上午9时,“桂航工程”拆迁安置指挥部办公室里,或蹲或站,挤满了三十多户愁容满面的被拆迁户。就在这个月的8日,“钉子户”们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所有被拆迁户要在这个月的25日之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否则,后果自负。

所有的没有签补偿协议的被拆迁户都来了。

9点10分,吴宗明站在安置指挥办门口,径直向办公室里面走去。在靠里墙处,他随手拉了把椅子,和指挥办的工作人员挤坐在一起。10点钟,短暂的平静后,这间安置指挥办开始骚动。争吵声、骂声、叱责声、拍桌子声,混杂着女人低声的啜泣,传到这个小城的街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一个多小时后,争吵声渐弱。吴宗明一只手插在牛仔裤的屁兜里,一只手拿着一根牙签儿,站在了安置指挥办的门口。他一改争吵时使用的白话,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我们还是没有签字,他们领导没来,来了两个办事人员解决不了我们大家的疑问。”

谈到吴宗明的坚持,现任桂平市信访办主任阮达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停地笑他:“他打错算盘了。如果当初吴宗明先签赔偿协议,分到临街的房子,那他就可以比现在少损失几十万。”

“赔偿价格确实低了,但这不是桂平市的错,因为国家就这么定的。”阮达光又私下对记者说。

儿子吴显宇坚持站在父亲的那一边,但感觉父亲这两年“脾气越来越坏了,烟抽得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整夜睡不着觉。”吴宗明身边的老同事都为他感到不平,“老吴是个能干直爽的人,但就是太直,遇到事总是要讨个公道。”但老同事们却感到无能为力,“官场上人走茶凉。”

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的上访前程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说。

胡彦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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