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二)

2010-02-25 14:01:29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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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埋葬着超过400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也深藏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我们必须直面的历史。

被消解的“崇高”

撬棍、炸药、和有意无意的遗忘与冷漠一点点地水解掉40年前的怪诞“崇高”

2010年1月15日下午,记者跟随在公园工作了一辈子的王佑群进入墓园。满目尽是湿漉漉的枯败植物,高耸的墓碑上赤色的豪言壮语尚在,但当年捍卫这些话语的、墓裙上的姓氏,则能辨者无几。一只野猫在鬼针草和矢车菊间寻找着什么。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一条通往小道落满枯叶,以此为中轴,两侧的坟丘杂乱而破落。

沙坪坝公园这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并不是重庆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斗结束后,几乎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钟、陈晓华二人的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当时七区三县,与此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一共是二十多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但这些墓地绝大多数在“文革”后便被铲除。“有些墓甚至是被直接用炸药炸掉的,因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觉得这些人作孽太多。”曾钟说。

到1970年代后期,沙坪坝公园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已经是重庆市惟一的一座较大规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他留下了最早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诗作《红卫兵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

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

在狂想的铭文上,湮开一片暗蓝的苔影

但在顾城用笔解构武斗“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农民,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撬棍解构纪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话语了。从1972年开始,邻近村子的农民便越过墓园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进来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盖猪圈。

原公园党支部书记李崇同告诉记者,1975年前后,政府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用竹篱笆补上了垮塌的土墙,让墓园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但郑志胜提供的信息是,竹篱笆并没有挡住撬棍。1976年底,在看守所羁押的郑志胜趁着外勤的机会,特意请求看守到墓园看看。他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郑将之斥回。

但历史已经在顾城的笔和农民的撬棍下展现出他的残酷。不管当年的这些年轻人是以何种热情、为一种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这种崇高便已经支离破碎了。

40年的时间里,墓园也不止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据李崇同介绍,1985年,曾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理由是“这是文革派系斗争的遗留,不利于团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几个月后,重庆市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商业开发有关。1993年、2005年,先后两次传出铲除墓地做商业开发的消息,但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另一方面,重庆市文物保护界的官方人士,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此处的文物价值。吴涛,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他回忆道:“1990年代后期,我就向上级打报告,提出保护沙坪坝公园的武斗死难者墓地,但因为当时整个环境还很保守,这个报告没有下文。”

2007年4月4日,转机出现,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我们当时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开始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沙坪坝公园现任主任钱立全说。当时公园管理处从外面聘请了李中华,在加上公园的职工秦本志和公园的退休职工王佑群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单的讲话,彻底解放了公园的调查、申报工作。

无锡论坛四个月后,沙坪坝公园向沙坪坝区申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天就通过了。2009年初,沙坪坝区文物保护科开始重新整理资料,向重庆市文保处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这表明我们的政府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理性了。”吴涛说。

“必须直面父辈的历史”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对于那些亲历过武斗的人们,不管是“死硬派”还是“反思者”,都希望历史能以此为契机,给40年前那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个中肯的评价。

“红卫兵曾将自己的全部赤诚献给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后来却被历史作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经的“8·15”一员,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华说。

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糊。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发现墓碑风化严重,开始和刘凯娟、贺洪志等8人抄录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陈晓文在中学同学刘小枫的怂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了《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将这处墓群定名为“红卫兵墓地”并流传至今。——但这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大缺憾。调查结果显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员身份大多不是学生(红卫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鉴于陈晓文他们抄录的墓碑因为风化有大面积残缺,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我收集资料。”曾钟说。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另一座无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没有调查清楚,当事人在世的越来越少,以后调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曾钟说。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除了时间,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进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个中午。“围墙外面阳光灿烂,但墓园里面却一场阴森,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破损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么青春那么美的生命,就这样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顿悟,构成了田太权后来“文革”系列作品的基调。在他沙坪坝红卫兵墓的摄影作品里,墓碑像庄稼一样从年轻的躯体上生长出来;鬼影幢幢的纤细身体,穿行在坚硬、冰冷的墓碑之间。

有一天下午,田太权正在墓群间创作,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革命主义教育。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田太权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于墓碑的瞬间,在后期处理时,他让这些200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行走于40年前死于非命的躯体之上。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田太权说。

胡彦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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