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全文)

2010-02-25 14:01:29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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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埋葬着超过400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也深藏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我们必须直面的历史。

重庆市沙坪坝公园西南角,全国仅存的一座武斗罹难者墓园,如今人迹罕至。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武斗死难者合葬墓。当年的墓志多用毛主席诗词。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摄影家田太权武斗死难者墓群作品:“遗忘”。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缺乏修缮的墓群,字迹已经风化模糊。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这里埋葬着超过400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也深藏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我们必须直面的历史。

连石头也会老。40年前的沙页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经近乎一座座无字碑了。1992年出狱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来墓地的荒草和杂树中坐一会。这里埋着他的战友。这些年,他亲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扑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风化殆尽。而他自己,这个“文革”时期的重庆武斗组织“8·15”派“政委”,也已经老了。

2009年12月,在相关研究者及亲历者历时十余年的奔走呼吁之后,全国仅存的一个“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被评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已经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西南角潜伏了40年。

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墓园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约三米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清晨,这里能听到山后复元寺小学里稚气的的读书声。下午,落日会把山丘西侧天主教堂顶上巨大十字架的阴影投射到墓地。

沙坪坝区在武斗中是“8·15”派的根据地。所以这个墓地埋葬的,几乎全是“8·15”派的死难者。国民党时期,这个山丘便属知名爱国人士饶国模的私家墓地,时称复元寺墓地。抗战期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病逝的干部,便葬于此。周恩来之父、邓颖超之母亦曾安葬在这里。

武斗开始后,死伤不断扩大,一些大的工厂学校(如重庆大学、建设厂等)多在自己的单位内开辟墓地安葬。而一些小单位的罹难者,因为单位内找不到安葬空间的,便被葬在了这里。

40年前,这里尚处于重庆市的偏远地带,山丘下是藕塘,再往东便是水田。但随着重庆市区的迅速扩张,墓地一步步走进繁华的城区腹地。藕塘在1980年代变成了人工湖,一座自由女神像立于距离墓地不到200米处。如今,墓地周围的林荫道上,四处悬挂着“红歌会”的招牌。

随即同几个唱红歌的老人聊起,竟有当年参加过武斗者,只是竟不知有五百多同龄人埋葬于不远处。每天都有老人在这里合唱红色歌曲。这同样是安葬于此者生前所熟悉的旋律。

学校埋不下这么多尸体,便选中了沙坪坝公园

躯体被白布包裹起来,穿上军装,别上领袖像章,埋在了浅浅的坑里。

65岁的周家瑜,是当年武斗“8·15”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周家瑜入狱16年。“武斗烈士墓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历史能给我当年的战友一个名分。”周家瑜说。

现存的墓园地面建筑,可以佐证周家瑜他们当年信仰的赤诚。多数合葬墓的主体设计是模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碑身、碑顶一般都饰有“8·15”派的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模仿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郑志胜是周家瑜当年的“战友”,在“8·15”派中,人称“尸长”——他专门处理武斗死难者尸体。

最初选中沙坪坝公园这里作为墓地的,就是重庆大学的“8·15”派。因为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前线仍然在每天制造着死亡,“8·15”派的勤务员(即领导人)开始在市区寻找空地。

40年后,“尸长”仍然记得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送来的样子。“生前我就认识,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着,一对圆圆的酒窝。”郑志胜说。

梁自巧年龄虽小,却是20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时常来找郑志胜他们,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7月间,她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最初产生的尸体,并没有及时下葬,他们作为对方的“罪证”,要保留下来。但时值重庆最热的时候,“大部分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战俘用手中的干树枝驱散苍蝇。”郑志胜说。尸体防腐的方式,便是往体内注射甲醛,然后将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郑志胜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尸长划开女孩的皮肤后,错把神经当成了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是遇阻反溅到他的右眼里。后半生里,这只右眼都一直折磨着他。

但在处理第二具女尸的时候,他已经很熟练了。注射完甲醛,让俘虏们给尸体裹上从沙坪坝百货公司购来的一匹白布,然后穿好军装,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整齐,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亲人来看了才入殓。然后有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实际上在热兵器卷入武斗之前,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郑志胜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的小坡上那块历史遗留的墓地。郑志胜和黄顺义带着“重大8·15”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8·15”的勤务员何太福,后者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小烈士墓”进门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启出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

从墓碑上的文字推断,沙坪坝公园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当时挖坑安埋尸体的,几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虏。“墓地里原来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军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来,给‘8·15’的尸体腾位置。”曾钟说,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资料的研究者。

尸体一具具运过来,标准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词,鸣枪。起初整个坟地并无规划,俘虏们东挖一个坑,西埋一个人,仓皇之间,也并没有墓碑,就立一个木牌子,上书死者的姓名,所属单位,以及死亡时间。

根据研究者陈晓文提供的碑文资料,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这里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斗死难者。

墓碑的大小,显示着一种独特的等级制度:死者所属的单位越大,则墓碑越高。“有钱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说。——向大金,一名从郊县来到重庆参加武斗的农民,就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后,“8·15派”开始有组织地重新规划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协议很快破裂,死亡生产线再次启动,于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从1968年开始,是年造墓38座。石条、混凝土、砖块这些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强行从市区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销两派的总部,并收缴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才停止。但两派的基层组织保留了下来,继续运转,所以,死亡生产线一直运作到1969年1月才结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识青年都下乡了。

在这块不大的墓园里,郑志胜们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都和梁自巧一样年轻,一样洋溢着“革命的热情”。

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周家瑜并不觉得当年的武斗有什么错误。“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

郑志胜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重庆当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亲历者提供的武斗发展脉络是:第一次武斗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8·15”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据周家瑜介绍,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斗最血腥的时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一切看起来像是游戏——周家瑜和“反到底”黄廉、邓长春是好朋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有事还互相帮忙。

但他们领导的两大组织,每天都在屠杀着对方。

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全国的主要兵工厂迁到了陪都重庆,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备战,到1960年代中期,“重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学者王康语)。7月7日“桥头枪声”后,双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产坦克、高射机枪、自动步枪的各个兵工厂,于是,除了飞机、导弹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装了双方的战斗员。

“重庆武斗激烈的另一个原因,便在于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说,“抗战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和熟练工人,被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到重庆,抗战结束时,重庆的总人口翻了数番。”

作为武斗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周家瑜的经历佐证了王康的分析:“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来参加武斗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经打击过自己的司法机关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的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

“市政服务没有了,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我的父亲是‘8·15’派的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吃的。”57岁的席庆生回忆道,“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一个‘8·15’的人刚擦完枪试枪,把我母亲打死了。”

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有人怀疑过战斗的意义,或者思考过局势的复杂。王佑群——2000年后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看到邻居的大姐姐们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说的‘飒爽英姿’,很羡慕,盼望着长大后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教授、学者刘小枫当年也还是少年。在他的回忆里,连儿童也组成了“战斗队”相互厮杀: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7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更多的亲历者开始反思那一场劫难。“尸长”郑志胜说:“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噩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

被消解的“崇高”

撬棍、炸药、和有意无意的遗忘与冷漠一点点地水解掉40年前的怪诞“崇高”

2010年1月15日下午,记者跟随在公园工作了一辈子的王佑群进入墓园。满目尽是湿漉漉的枯败植物,高耸的墓碑上赤色的豪言壮语尚在,但当年捍卫这些话语的、墓裙上的姓氏,则能辨者无几。一只野猫在鬼针草和矢车菊间寻找着什么。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一条通往小道落满枯叶,以此为中轴,两侧的坟丘杂乱而破落。

沙坪坝公园这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并不是重庆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斗结束后,几乎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钟、陈晓华二人的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当时七区三县,与此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一共是二十多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但这些墓地绝大多数在“文革”后便被铲除。“有些墓甚至是被直接用炸药炸掉的,因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觉得这些人作孽太多。”曾钟说。

到1970年代后期,沙坪坝公园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已经是重庆市惟一的一座较大规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他留下了最早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诗作《红卫兵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

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

在狂想的铭文上,湮开一片暗蓝的苔影

但在顾城用笔解构武斗“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农民,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撬棍解构纪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话语了。从1972年开始,邻近村子的农民便越过墓园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进来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盖猪圈。

原公园党支部书记李崇同告诉记者,1975年前后,政府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用竹篱笆补上了垮塌的土墙,让墓园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但郑志胜提供的信息是,竹篱笆并没有挡住撬棍。1976年底,在看守所羁押的郑志胜趁着外勤的机会,特意请求看守到墓园看看。他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郑将之斥回。

但历史已经在顾城的笔和农民的撬棍下展现出他的残酷。不管当年的这些年轻人是以何种热情、为一种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这种崇高便已经支离破碎了。

40年的时间里,墓园也不止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据李崇同介绍,1985年,曾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理由是“这是文革派系斗争的遗留,不利于团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几个月后,重庆市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商业开发有关。1993年、2005年,先后两次传出铲除墓地做商业开发的消息,但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另一方面,重庆市文物保护界的官方人士,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此处的文物价值。吴涛,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他回忆道:“1990年代后期,我就向上级打报告,提出保护沙坪坝公园的武斗死难者墓地,但因为当时整个环境还很保守,这个报告没有下文。”

2007年4月4日,转机出现,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我们当时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开始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沙坪坝公园现任主任钱立全说。当时公园管理处从外面聘请了李中华,在加上公园的职工秦本志和公园的退休职工王佑群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单的讲话,彻底解放了公园的调查、申报工作。

无锡论坛四个月后,沙坪坝公园向沙坪坝区申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天就通过了。2009年初,沙坪坝区文物保护科开始重新整理资料,向重庆市文保处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这表明我们的政府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理性了。”吴涛说。

“必须直面父辈的历史”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对于那些亲历过武斗的人们,不管是“死硬派”还是“反思者”,都希望历史能以此为契机,给40年前那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个中肯的评价。

“红卫兵曾将自己的全部赤诚献给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后来却被历史作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经的“8·15”一员,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华说。

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糊。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发现墓碑风化严重,开始和刘凯娟、贺洪志等8人抄录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陈晓文在中学同学刘小枫的怂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了《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将这处墓群定名为“红卫兵墓地”并流传至今。——但这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大缺憾。调查结果显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员身份大多不是学生(红卫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鉴于陈晓文他们抄录的墓碑因为风化有大面积残缺,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我收集资料。”曾钟说。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另一座无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没有调查清楚,当事人在世的越来越少,以后调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曾钟说。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除了时间,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进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个中午。“围墙外面阳光灿烂,但墓园里面却一场阴森,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破损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么青春那么美的生命,就这样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顿悟,构成了田太权后来“文革”系列作品的基调。在他沙坪坝红卫兵墓的摄影作品里,墓碑像庄稼一样从年轻的躯体上生长出来;鬼影幢幢的纤细身体,穿行在坚硬、冰冷的墓碑之间。

有一天下午,田太权正在墓群间创作,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革命主义教育。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田太权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于墓碑的瞬间,在后期处理时,他让这些200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行走于40年前死于非命的躯体之上。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田太权说。

胡彦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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