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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下一步攻坚(二)

2010-03-01 13:17:34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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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设的时间表,2010年,也就是到今年,中国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目标”冲刺的特殊年份,我们冷静地回头看,是为了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地沿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轨道向前走。

市场经济并无统一标准

针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到201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李兴山指出,“什么是‘比较完善’,目前来看,并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只是作为一个笼统目标提出。从现实来看,无论从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还是市场化程度,抑或是从已经形成基本的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来看,都比过去有了大大的提高。应该说,十八年来我们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黄卫平教授以去年底备受关注的“国进民退”讨论开始,“有人认为是体制改革的倒退。如果这么看的话,对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程度的判断就会不同。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中性的。”

“意大利也有大型的国有企业,并没有人认为其不是市场经济”。黄卫平以其在意大利学习的见闻为例,“刻意追求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都是不科学的。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资源环境配置是否有效来判断”。

但在彭真怀看来,以山西煤炭新政为例,用不要带血的GDP为原因,事实上是强化了国有煤炭企业,“国企、央企过分强大,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突出的表现是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带有倾向性,国有企业被视为顶梁柱,从去年一揽子计划的4万亿投资计划即可见一斑。结果一部分投资被用于了房地产开发,去年频频出现的地王大多是国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体制改革的回潮”,彭真怀认为。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不一样”,黄卫平认为不能用西方现成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自上而下的,而且明确将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设计的,这个设计是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要求相符合,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有时难免会发生与实际错位的情况;三是西方国家例如英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圈地运动的‘洗礼’,逐步建立了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目前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建立信用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由此可见,中国的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复杂得多”。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各个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西方国家的标准有一些是合理的,有一些则对我国不一定合适。比如,西方市场经济提倡经济的自由度要大,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宏观调控是应有之义”。李兴山指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的老路被实践证明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对于备受关注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黄卫平认为,“有时候微观和宏观并不是一回事。”针对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西方国家有很细的标准,黄卫平介绍,“美国有6条,欧盟有8条,这其中涉及到他们对中国的补贴、政府管制怎么看等问题。”

完善阶段也是攻坚阶段

“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后,时隔整整十年,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李兴山指出,“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十年的努力,已经由建立阶段进入到了完善阶段。但关键是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完善’。”

“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完善就是收尾,就是在基本建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进行修修补补、填平补齐、改进完备、锦上添花。但是,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完善’来说,却不能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完善,不是收尾,而是要继续深入”。李兴山指出,所以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了完善阶段,也就是进入到了攻坚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凡是在当时条件下好改的、能改的,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需要完善的,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因此需要打攻坚战”,李兴山指出,“就行政管理体制来说,政府职能虽有很大转变,但以行政审批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就国企改革来说,虽然在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改革有很大进展,但对于到底要不要政企分开、能不能分开以及如何分开,目前在行动上尚在迟疑。就农村改革来说,我们不但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还要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问题,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城乡一体化。而后者的改革则更为复杂。就分配制度改革来说,我们不但要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还要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中‘两个偏低’的问题,否则就不能真正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而且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没有这些改革的同步和配套,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比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更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要打攻坚战。”李兴山强调。

彭真怀也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改革面临“碰硬”。首先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还没有真正的制度化。彭真怀以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为例,认为在没有建立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补偿机制以及税收调节机制的情况下,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

其次,需要进行比较完善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彭真怀以“中央政策部门化”为例,在他看来,大部制的改革因为各部门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而变得目标不清晰。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财富权贵化,权力寻租,以及腐败的发生。

“要加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要继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李兴山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衡量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审批。”

“什么叫审批?本质上就是政府配置资源”。李兴山以“驻京办”现象为例,“驻京办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于存在大量审批,所以需要跑‘部’‘钱’进。尽管目前的审批改革有了很大进步,审批项目的数量大大减少,但本质上改变不大。审批改成备案,而备案的环节比审批还复杂。”

这表明“进一步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府各部门的既得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李兴山指出,“审批的主体是政府,依靠审批文来改革审批是不可能的,也是改不彻底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兴山提醒:“我国经济体制的这种渐进式改革如果时间拖得过长,一些关键的深层次的问题迟迟不能下决心解决,会出现新旧体制长期并存。在这一时期,既可能产生改革疲劳症,也可能是问题多发期。如果不下决心攻坚克难,将是改革面临的最大隐患。”

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李兴山以历经改革多年的国企改革为例,“什么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企业改革加政府改革,问题在企业,但根子在政府。”

“现在的改革不是一个部门的事,一系列的转变都要以体制转变为保障。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看,转变的动力一是市场,二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李兴山指出,“单纯追求GDP就与科学发展观的结果不一样。”

之所以市场体系的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缘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原来是政府管理,现在需要放到市场去解决。“下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李兴山指出。

建立服务型政府,使资源配置真正转移到以市场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但这一改革,不但涉及到许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且主要是靠政府自己改自己。通常说,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因此必须要有自我革命和打攻坚战的决心和勇气。

鉴于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跨部门、跨领域的系统性改革,因此,李兴山担心,“面对这种复杂而深层次的改革,只靠某些部门来主管,或者只是自己改自己,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改革攻坚战的领导,为使各项改革步步深入,李兴山建议,“虽然不一定要重新恢复过去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但还是应当有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机构,以负责对整个改革的规划、协调和督促检查。”这样,就可能会使改革的攻坚战不只是说在口头上、写在字面上,而是能真正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体现在预期的成果上。□

胡彦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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