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蛋糕 如何分配

2010-03-10 11:58:28 来源: 新民周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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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古训,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蛋糕屑”里找不到尊严。更合理地分配收入,更有力地调控房价,更扎实地推进医改……这些都是一个好政府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更大的“蛋糕”只是更多尊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新民周刊2010009期封面:有蛋糕,有尊严

有蛋糕,有尊严

温家宝总理说:分好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他还说:“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我们为这样真诚、浅白而直接的表述鼓掌。

虽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古训,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蛋糕屑”里找不到尊严。更合理地分配收入,更有力地调控房价,更扎实地推进医改……这些都是一个好政府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更大的“蛋糕”只是更多尊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有蛋糕,有尊严——这就是幸福。

风险倒逼共富

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记者/汪 伟

2010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总理温家宝照例和网友进行了在线的交流,其间用他独有的语言风格表达了对现实的看法,当说到“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时候,在线的网友颇多赞许之声,当他说到“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赞许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几天后,3月5日上午,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做2009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提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他说,“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两谈“收入分配”,用语高度概括,没有展开,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理解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这件事在中国特别值得注意,那是因为,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中国的乐观年代

在过去15年中,一些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的改革,把中国从一个沉默的大国变成了世界舞台上的明星。2005年,中国的经验得到了描述和命名。曾为《时代》周刊工作的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将这种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并阐述“北京共识”的三个主要内容:混合所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的控制。

“北京共识”描述的情景中,经济强劲增长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2亿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就业,城市在扩张,中国人亟待抓住任何一个改善物质生活的机会。这种对财富和成功(这两个词开始成为同义词)的渴望,将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

从政府对“保八”的重视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接受了一种观点: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即使不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可以推迟危机到来。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中国因为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在国际间更加引人注目。危机带来的出口下降没有使中国政府放松对经济增长率的追求,而是越发巩固了“保八”的首要地位。

乐观的观察家并不在少数——甚至变得更加乐观。由于西方的衰退,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变得更加强大。一种流行的预测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普通中国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有意义。90年代末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后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重温了10年前的经验,展开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次建设的重点是高速铁路干线和三线城市的机场,重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系统也得到了完善和增建。改善交通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规划的形式,提倡产业转移。高能耗、污染程度严重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从东部向中部的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转移。西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能源基地地位。

东部地区将继续城市化,容纳更多的人口,并逐渐进入一个环境治理的时期。政府会进一步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并逐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

只是国企的盈利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国企在过去一年中的总利润下降了4.5%。尽管大多实现了程度不一的股份制,并改善了管理状况,但它们仍然是国家调控的工具,其中尤其以金融和能源行业为甚。但这没有妨碍少数超大型国企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了更多的利润,并通过在国内和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无一例外,这些国企在中国享有垄断的特权。它们集中在能源、金融、大型设备制造等领域。政府投资和采购从两个方向巩固了它们的地位。

中国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同时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北京共识”带来的乐观情绪远远要高于怀疑——尤其是在国内,乐观的情绪被这个词带上了顶峰。甚至,一个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倾向性的词——“盛世”——开始取代“北京共识”,标志着一个乐观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情形鼓舞了看好中国的人们。两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宁波天一阁演讲时盛赞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他认定,四个因素导致了这个奇迹的发生:

第一,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也即政府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第二,用财政分权的方式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缓步进展的新的民主化道路,避免了在民粹主义和右翼独裁之间摇摆。以上三个内容多少都取决于第四点,也即中共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现实变化上的务实态度。

很多人认为,只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党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有力控制,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并且维持现在的政治结构。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北京共识”的前景

经济增长有它好的一面,但不是所有人将经济增长看作万能的灵药。在现实面前,乐观主义者也不一定会永远乐观下去。

接替林毅夫和周其仁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姚洋近年来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人权、环境和维稳方面的——变得越来越高。政府变得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和国有控股企业正在形成强有力的排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操控政府的政策,阻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经济增长显然正失去神奇的色彩,甚至不再能够平息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越是经济增长,他们越感到穷”。姚洋解释说,政府将占到GDP50%的钱用于投资,使得居民收入减少了。

这篇新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共识”的终结》。随着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内外部平衡的出现,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在姚洋看来,已经走不下去了。

收入分配状况格外令人忧虑。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常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爆发。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姚洋说,“强有力的特权利益集团和商业化的地方政府正在阻碍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导致民众的对抗。

15年来中国财富版图的变化,能够证明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以“抓大放小”的方式退出了大多数竞争性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改变了身份。他们本来享有各种福利,包括政府承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为此忍受非常低的工资。这一切都在改制中化为泡影。在买断工龄或提前退休的前提下,工人得到了很小一笔的补偿,其中很多人后来长期失业,家庭陷入贫困。相比于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个体户和幸存下来的国企(许多后来成了垄断企业)员工,制造业工人的地位迅速跌落。这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富对比。

世纪之交的房改促成了中国城市的“再城市化”。大学扩招后,越来越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城市扎根,加上其他各层次的人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效应,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地方财政的支柱,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传奇色彩的财富故事。房价在此后的十年里大面积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产状况。拥有住房的家庭——尤其是在房改中以较低价格得到房屋产权的家庭,普遍享受到了房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那些购房较晚的家庭,存款迅速被急剧飞升的房价所稀释,相当于经历了一次货币贬值。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由此带来的外需使得出口制造业有了长足发展。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分享了这一轮出口经济的红利。尽管增长速度和幅度都低于城市居民,但大量农民通过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工作,改善了家庭生活。数据显示,2001年之后,中国农民家庭收入有一个缓慢但是持续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的贸易扩张。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互相作用,中国的出口贸易达到历史性的规模。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中国结束了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价值来发展工业的时代。

但农民增收很快遇到了瓶颈。显然,农民初次进入工业部门的时候,经济收入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此后却几乎不增长。耶鲁大学教授黄亚生和《南方都市报》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

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不得用作建设和工业用途,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的收益之外。地方政府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不过举手之劳,却立刻可以与开发商分享巨大的利益。

工资增长缓慢与土地收益外流,导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现在后者是前者的3.5倍,城乡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黄亚生的调查显示,由于不能在城市里落户,广东农民工的储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他们在消费上更加谨慎。这是导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很小——并且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已经达到0.47。这是2008年的数据,与美国相当,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

为这个指数做出贡献的因素,可以罗列出一大堆来:比如税负过重,比如垄断企业享受的特权,比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获取高额的房地产利润……

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但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仍然非常低,并且不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结算,这打击了中产阶层对政府的信任,后果的严重程度远远不能用实际从他们手里收走的税金来衡量。垄断企业利用行政和金融上的特权,与民企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严重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平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国企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正经历15年来最严重的“国进民退”。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赵晓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将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国企的体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浪费。

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一部分垄断企业员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薪酬要高得多,并且很不透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4日透露,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的行政经费每年要增加1000亿元。和个税以及房价的问题一样,这不仅实际上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还让一般民众丧失对权力的信任。

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

即使是蜗居的滋味,在不同的年代,也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从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那个常常听得到传奇故事的乐观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的中国,人们勇于追逐财富梦想,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到了今天,在经济压力之下,许多中国人正在经历无法改变现状的沮丧情绪。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人们的挫败感。低收入群体觉得自己受到了高收入人群的剥夺,人们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长中持续获得好处,就会失去对现行增长模式的信任。最近三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9万多起群体事件,证实和加深了人们的危机感。

接下来要做的是应对危机。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在维稳上投入更多的钱。有报道说,辽宁去年的维稳费用达到200亿,是其财政收入的15%。

在维稳上消耗太多的资源,必然要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并进一步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当政府一再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人们的热情立刻被召唤起来了。

根据已有的经验,《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表达,有时候是对已实施方案的总结,有时候是为将要推行的政策吹风,也有可能只是表达某种寄托较为高远的政治理想。中央政府是否已经酝酿着收入分配制度上的重要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作为一种假设的事实,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提法表示有异议。今年“两会”期间的北京,不管是全体会议期间,还是代表委员分组讨论阶段,甚至在见缝插针的采访当中、觥筹交错的私人场合,会里会外,“收入分配”四个字都是各种谈话的重点。

人们对含蓄许诺的改革理解各异。它可以被理解成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也可以理解成给工薪阶层“涨工资”;可以被理解成国民要求分享国企的红利,也可以被理解成监督政府的不合理开支;可以理解成工人要求工会和企业就薪酬进行谈判,也可以理解成农民要求改变土地征收模式,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可以被理解成中产阶层减税,也可以理解成对特权人群“限薪”;可以理解成政策调整,也可以理解成制度变革;可以看作是推动消费的技术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进行政改的方法路径。

人心所向和莫衷一是,似乎都以此为甚。但这种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能够走多远,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胡彦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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