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玉铭:我曾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

2010-07-21 16:35:18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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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邵玉铭回台时,饱受诟病的台湾政治体制正在犹疑着酝酿适应时代的变革。接下来发生的“江南遇刺案”、“十信金融舞弊案”等事件,使老朽的国民党政府雪上加霜。蒋经国在去世前,开始在台湾闪电般发动一系列变革。

邵玉铭:我曾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

台湾前“新闻局局长”邵玉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南都记者 韩福东 摄

邵玉铭

1938年11月3日生,籍贯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学士,美国佛莱契尔(Fletcher)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

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长”,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中央日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等职务。

现任台湾“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委。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1979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时,邵玉铭正在印第安纳州教书,这位圣母大学终身职副教授,在美已经14年,他想着回台湾效力。

蒋介石四年前去世,继任的蒋经国在领导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之后,身体状况开始明显转坏。1982年,邵玉铭回台时,饱受诟病的台湾政治体制正在犹疑着酝酿适应时代的变革。接下来发生的“江南遇刺案”、“十信金融舞弊案”等事件,使老朽的国民党政府雪上加霜。蒋经国在去世前,开始在台湾闪电般发动一系列变革。

“蒋经国先生经常说时代在变,他要应付岛内外局势的变化,采取一些审慎的因应。”邵玉铭对南都记者说,蒋经国晚年做的几件大事,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等都是在临终前的1年半之内做出的重大决定,这些决定环环相扣,不是临时起意。

而邵玉铭本人,则在解除戒严前的过渡阶段,成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在其后出任台湾“中央日报”董事长兼发行人过程中,他又亲身见证了国民党第一党报的衰落。

邵玉铭现为台湾“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委,南都记者日前在其官邸对其进行了专访。

我以前也深受戒严之害以前台湾关于大陆的资料只有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来这里只能摘抄,不能影印

“新闻局长”是我从政的第一个公职。在这之前,我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那里是台湾最大的智库,负责研究国际问题和大陆问题,蒋经国先生亲自指挥。我1987年4月29日到“新闻局”服务,去之前,我的前任张京育已经召开一些座谈会,但是还没处理。我来之后,等于完成了这个工作。

我1965年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待了17年,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和当地报纸都看。我在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主任前,那里出版有《匪情月报》,我常和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学者一起开会,《匪情月报》翻译作《Bandits M onthly》,他们看了后吓一跳,以为是关于江洋大盗的……这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我当主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匪情月报》更名为《中国大陆研究》。

有人对我说:主任啊,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别影响你官位……说一大堆。我心里想,无所谓,我可以不干,了不起我回去教书,我本来就是教书的。这杂志要送国民党中常会的,但也没人因此找我罗嗦,没事。我运气还不错。

以前台湾关于大陆的资料只有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来这里只能摘抄,不能影印,我来这第一天就允许影印。我也深受戒严之害,我自己的文章有一次去那里都影印不得。

还有一个笑话。我在美国教书,有很多藏书,1982年底回台湾服务,就租了阳明海运的货柜,运了一货柜的书,一百多箱好几万册。到了基隆海关,我去领书,“警备总部”的年轻人问:你这是什么书啊?打开40尺的货柜,一看都是书,就说:这么多书我怎么检查?这样好了,我随便拿10箱下来,就检查这10箱好了。

10箱书里面,他对12本很有意见,只要一看到毛泽东、列宁就没收。他说,我没时间看,我英文也不好,就把我这12本给没收了。

我一想,如果和他吵,他把我别的书也没收怎么办?就算了。这些书都送到“安全局”,后来攒多了就都送到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图书馆保管。馆长一看上面有我的名字,就说:主任,这12本书好像是你的。我一看正是:好,放我书架上,我帮你保管。又把它们没收回来了。

我很讨厌这种事情,等当了“新闻局长”,我的基本政策是这些都不管。我主张两岸文化交流,有台湾学者去大陆参加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学术会议,回来买了一些“匪书”,在机场就被“新闻局”的公务员给查了。按照以前“警备总部”的做法,就是没收。我说不行,不能没收,把它们放到政治大学图书馆,学者可以到那里去看。可是人家自己的书,要到图书馆去看,这不方便,所以后来我就慢慢让他们带回去了。写个便条:我是做学术研究,对外不予流通。但他是否散播我也管不到了。

有些书商胆子大,通过去大陆的学者买了几百本书,说是学术研究,其实不是,书商就在台湾复印开始卖。我说干脆开放。

我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关于报纸我做了三个决定,不限制纸张,不限制价钱,不限制印刷厂

我去“新闻局”之前,因为还在戒严,台湾只有29家报纸,但实际上大报就那么几家:“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立晚报、自由时报、民族晚报,还有“国防部”的青年战士报……上得了台面的也就七八家而已。报纸必须三大张、十二版,为什么呢?公开的理由是纸张很贵,要节省纸张,一个报纸一个许可证、只能一个印刷厂印刷,就是让你出报不方便。厂子设太多,发行量就会大。印刷厂都设在台北,得午夜飞车由台北将印好的报纸经高速公路运到高雄,到那就快天亮了。

台湾“党外运动”要宣传,因为不能办报,就办了很多杂志。你禁了我这本,我就再出另一本,而且常常这个杂志越禁越红,你不禁它,别人没觉得它里面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台湾真正执行禁书这些政策的机构叫“警备总部”,是军人在管党外杂志。我刚到新闻局时,我也吓一跳。“警备总部”在机场有办公室,查“匪区”(大陆)来的书和杂志,港口、邮局也都是“警备总部”在管。

举个例子,台湾戒严时期,很多歌曲不能随便唱的,譬如“一家八口一张床”——— 哎呀,大陆知道台湾八口人睡一张床,那太穷了,大陆不说台湾吃香蕉皮么?这种歌就不能唱。包括剪片子,这些事“新闻局”以前都干。杂志“新闻局”也抓,不过是由各县市的新闻处去抓。

我到任第一件事,坦白讲,就是要弄清楚政府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不是表面开放,但还要很多条条框框?这个如果不告诉我,我拿捏不清楚。我就向我的长官———俞国华“院长”请示,他很开明,说“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见”。我问那经国先生和国民党中央方面有什么意见没有,他说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意见。我也没去问,因为万一问出很多指示来,反而不好。

1987年7月16日,我奉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我的态度是:戒严了38年,既然解除戒严了,就不要禁这些杂志了。既然“院长”没有什么指示,那好,我就自己办理了。

台湾解除戒严后,“警备总部”以前做的那些事马上由“新闻局”接管。“新闻局”没那么多人,也没这方面经验,公务员有任用资格,我们就从“警备总部”借调了一部分人,但是我对他们讲得很清楚:现在的做法不能和以前一样了,因为解除戒严了。

我做了三个决定,第一,不限张,但印多少张各报社都要看成本。第二,价钱不限,原来报纸有固定价格。第三,印刷厂不限制,全部开放。没有任何的限制条款,没有“但书”。我一旦什么都开放,尤其是印刷厂开放,大报都在台中高雄设厂,就不必“午夜飞车”,以前大概晚上11点截稿,现在凌晨1点截稿都可以,新闻和印的张数也多了,南部地方小的报纸害怕被吃掉,就来找我,说不能让他们在台中和高雄设厂,因为地方媒体拼不过他们。我想来想去,但是还是不能限制他们

自立晚报赴大陆采访风波我允许台湾记者到大陆去,那大陆记者为什么不允许他们来呢?

我上任不久,就发生台湾《自立晚报》派记者赴大陆采访风波。因为当时没有允许到大陆采访的政策,也没有允许到大陆拍电影的政策。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在还不晓得要怎么处理的时候,《自立晚报》就派李永得和徐璐去大陆采访了。

在台湾戒严的时候,老百姓不能随便出境的,学者要出境,需要把“护照”经由“教育部”转给“外交部”,“教育部”等于是提供担保。记者要出境采访,需要到“新闻局”填表,“新闻局”再把相关文件转给“外交部”。李永得和徐璐到“新闻局”填表,写着到日本东京采访,我们规规矩矩送到“外交部”,“外交部”就准了,但他们从日本又跑到大陆去了。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记者可以去大陆采访,那商人可以去做生意不?电影公司可不可以去拍片?学生可不可以去大陆念书?老师可不可以去教书?当时都不允许。1987年11月2日,蒋经国才同意老兵到大陆探亲。李永得和徐璐在这一年的9月就到大陆去采访了。当时《联合报》还写社论批评李永得和徐璐没有尊重台湾的政策。台湾并没有开放去大陆采访!

宋潇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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