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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别了,土地(二)

2010-08-04 09:37:5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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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新闻报道的拆迁故事,是少数最极端最冲突的;而我父母和我家乡的人们,却是沉默的一大群。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而是房子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后来拆迁工人开进村子,第一个扒掉的就是这些抹着灰色水泥的房屋。他们要的是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比如我爸妈。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其实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爸妈愣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而我妈妈却反驳说:“那有什么办法,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

土地确实早就不是他们的了。在我爸妈懂事之前就不是了。这些年里,他们或许更像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佃户。

要说我的家族在这个村庄的土地拥有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我的曾曾祖父。爸爸对他的曾祖父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他人高马大,在当地无人敢欺。我的曾曾祖父当年带着他的兄弟从别的村迁来,置下32亩土地,然后像棵树一样生根结枝。他一定想像着,土地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在他一代代子嗣中分配、流传。

曾曾祖父前来开家辟业的这座村庄,离长江不远。我爷爷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站在自家的后屋檐下,远远听到江北战场上传来的枪炮声,夜晚看到战场上腾起的火光。我姥姥出嫁前住得离江更近,一天夜里,听到军队杀过江来,胜利的在后边追,落败的在前边跑,一夜喧嚣叫喊,脚步声纷乱,大队人马“踏踏”地从村边跑过。

军队过江之后,曾曾祖父领着他的子孙们在自家的田地里又劳作了几年,然后就去世了。他去世后没几年,村里所有的土地都收归集体了。

如今我爸爸已经说不清楚当年曾曾祖父置下的全部田产。他1953年出生,土地收归集体的时候,还不怎么懂事。不过,那些年里生产队长每天清早吹响上工哨的时候就扯起嗓门喊:“今天大家去某某家的二亩三分地里拔草!”或者“今天去某某家的一亩八分地里割稻!”尽管田地已不属于某某家,但人们还用这种方式区分田地。而我爸爸也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在脑海中对他家的祖产建立起一个模糊的轮廓。

现在他能告诉我的是:后来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时,曾曾祖父的哪一块田地分到了邻村甲,哪一块划给了邻村乙,又有哪一块分给邻居某某家。而我家三口人,则分到了不知原来属于谁家的三亩地。

我爸爸至今还藏着一张土地承包证,上面写着承包年限50年。“50年啊!”我爸爸一边强调着,一边揸开五个手指。

“可现在政府要收回了,有什么办法,田本来也不是自家的。”我妈妈又一次在一旁提醒他。

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作一次“变卖”,尽管“买家”只有一个

其实村里人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

当不久前各家的耕地被统一征收之后,拆迁的消息变得确凿时,好几个邻居叔伯都打电话来北京“报喜”,奔走相告。隔壁的邻居还给我爸爸发来一条短信:“在大都市生活很精彩吧?……我们终于不用再种田了!哈哈哈”

那几天爸妈也乐得咧开嘴笑:“这回总算要拆了!”

村里人盼拆迁已经盼了不下10年了。我大学还没毕业那会儿,爸爸听了消息后就回家眉飞色舞地说要拆了。每年过年回家,爸爸也都要告诉我,快了,快了,规划早就做好了,你看几里地外的某某村已经拆了,马上就轮到咱们村了。而到了今年,终于确凿了。

在我爸爸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对土地的记忆主要是我奶奶起早贪黑的劳作和他们弟兄三个挥之不去的饥饿阴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奶奶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们首先要保证将耕种的粮食贡献给国家和城里人,然后才是填饱自己的肚子。

事实上,“队里”生活开始之前,我奶奶曾经进城在一个医生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奶妈。不算长的一段时间干下来,我奶奶带回家一只沉甸甸的金戒指和一副金耳环,都是用攒下的工钱买的。这样的收益远远超过土里刨食。我记忆里,奶奶直到老了,有时还会津津乐道地提起:“我在城里帮人家(注:方言,意同做保姆)的辰光……”

但是有了“生产队”之后村里人就不得不待在土地上,哪怕勒紧裤腰带。大概直到包产到户了,他们才对土地恢复了一点热情,因为终于可以敞开肚子吃饱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选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外出谋生,或进入小作坊式的乡镇企业,或当个体户,或做小生意……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也好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我拿到城里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傍晚,爸爸站在家里的阳台上,跟斜对过的一位邻居拖长了声调一问一答。我约略记得邻居问:“户口也是要迁出去的吧?”

“嗯,要迁的。”爸爸故意回答得很淡定,但我知道他心里的骄傲。

城里,那是村里人多少年的渴望。我妈妈听说拆迁的消息后,几乎要拍手欢呼,说:“啊呀,总算能住上公房了!”

“公房”,那是过去单位和国家分下来的房子,在村里人的眼中,就是体面、有保障的城市生活的图腾。虽然现在早没有了这种说法,并且城里人也要掏钱买房沦为房奴,但我妈妈还是坚贞地使用几十年来总是盘旋在村里人脑海和嘴边的这个字眼——公房。

谁家也不指着土地生活。人们越来越不在乎土地。以前精耕细作,插秧要一株株一排排对得笔直,近几年人们竟然尝试着将秧苗就那么往水田里抛,叫做“抛秧”。有些田地干脆转给外地来的种田大户了。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视作命根的土地,就这样变得轻贱了,像鸡肋。他们只有耕种的义务和权利,却无法享受更多的价值。他们都不能像祖辈那样,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更别提直接变卖给开发商,或自己盖上房子去售卖了。

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机会,只有等着“公家”来征收。听凭“公家”拿去卖个高价,从中抽走大头。

现在“公家”来了。当城镇化飞速蚕食着土地,当一幢幢高楼日渐向村庄逼近包围过来,我曾曾祖父的子孙们苦苦盼了大约10年,终于等来这样一次机会,可以将最宝贵的资产,作一次“变卖”,尽管“买家”只有一个。

无论如何,他们似乎已经比北边的邻村丙村幸运多了。听说丙村不在此次拆迁范围之内,但是那个村庄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大门,殷勤地拉那些前来丈量平方的工作人员进屋。据说在他们的要求下,“公家”顺带就将他们村也拆迁了,人们管这叫“带拆”。自然,他们的补偿最后比我们村少得多。

宋潇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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