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社会态度(二)

2010-11-16 10:38:13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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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0多年前中国开始恢复法律秩序以来,死刑之争论亦有之,但废除死刑的说法还从未这样登堂入室。在多种情绪交叉之下,对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官员直接处以死刑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态度。

平民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杀贪官”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它使中国的死刑政策在暴力犯罪之外,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与讨论。

这无疑与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有关。应该说,1949年以后30多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抑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贪污贿赂案件暴涨。据统计,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和查办的人数分别以年均9%~12%的速度递增。

根据2002年的官方消息,从1992年至2001年的10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39710件,判处犯罪分子173974人。而从1982年至2002年,人民法院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县处级以上官员犯罪案件2万多人,司局级官员1000多人,省部级以上20多人。

以“中国第一贪”这一“称号”为例:1990年8月被捕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利用职务之便,在批准为企业贷款或为企业担保贷款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及实物折款共计港币172.3万元、人民币63万元、美元5000元。

1993年,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又以贪污、受贿1300万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受贿案犯。到1998年,玉溪卷烟厂一把手褚时健贪污、受贿折合人民币达到5000多万元。

腐败案件的严重不仅体现在涉案金额,还包括涉案高层官员数量的增加。

据2008年全国“两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3年至 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10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数的比例,分别从2003年的46.8%和6.3%上升为2007年的58.3%和6.6%。

平民阶层对中央严惩腐败官员的坚定决心和强力行动拍手称快。他们对贪腐官员的愤怒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官员贪墨直接削减了关系到自身的社会财富。如在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孟连县,原民政局局长、财政局局长刘宏贪污公款达 2005.94万元,超过了该县全年过半财政收入。刘最终被判处死缓。

在多种情绪交叉之下,对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官员直接处以死刑,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态度。

学界的执著

学界、司法界人士与普通民意,似乎形成了矛盾。

学界认为自己的解释更富逻辑和权威:保留死刑是为了利用其威慑力,而死刑威慑力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中国社会存在着对死刑的迷信心理:期望通过死刑有效地控制犯罪,但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

胡云腾也曾就“严打”与杀人率的变化进行过分析,结论是:“从故意杀人罪的发生率来看,包括重用死刑在内的‘严打’行动,虽然在短期内具有明显威慑效果,但这种威慑效果难以持久。”

对于死刑威慑力的依赖,被一些学界人士冠以“中国人迷恋死刑”的说法,并加以抨击。

陈兴良曾表示,“在民意引导上,官方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个案上,司法机关在适用死刑时,应当减少对民意的依存度。”

邱兴隆则走得更远。在一次有关死刑的论坛上,他说,给我一个赞同废除死刑的政治家,我一天之内就能废除死刑。

相比之下,最容易解决的反倒是技术层面---“生刑过轻”。

根据陈兴良调查,字面意义上的死缓、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时前者变为平均执行18年,后者则平均执行15年。

另有不少学者认为,有期徒刑最长15年、数罪并罚最长20年的刑罚太过短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曾主张,设立20年、30年以上的长期刑,以逐渐减少死刑。这种观点在刑法学界颇为流行,有人甚至提出设立终身监禁刑来逐步代替死刑。

这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即有所体现:建议对因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将其有期徒刑的上限由20年提高到25年。

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罪名的期望,却是从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历经7次修正案修正,未有再做大脚步迈进。

这是一些刑法界老学者没有预料到的。1997年,胡云腾受高铭暄、马克昌、王作富等人委托,代表刑法学研究会上书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借此机会收回死刑核准权。而这一建议一等10年才得以实现。

改变终于还是有所显现。2002年,邱兴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丹麦人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国第一个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邱兴隆将此次会议看做是一个转折点:死刑问题由一个政治问题、敏感的问题,转向一个公开、大众化、学术的话题。

邱兴隆多年来,辗转于国内多所大学任教,并专职或兼职从事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在倡议和推动废除死刑。

折中与“妥协”

死刑一直是外国攻击中国的口实之一。尤其是因为一些国家“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存在,使中国一些外逃贪官长期无法被遣送回国。

1998年,中国曾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部于1966年颁行的公约提出“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时至今日,作为国家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并未批准该公约。

2005年11月,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首次出现了涉及死刑犯引渡问题的条款,表明中国第一次承认并尊重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

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武大伟说,缔结这个条约,对于中国有力打击犯罪,特别是外逃的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意义重大。

认识的转变,加之国际因素的考量,促成了中国死刑政策的标志性变化。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学界认为,削减死刑的决心在《决定》里已埋下伏笔。

也是在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决定,收回死刑复核权。而今年5月,最高法还联合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颁发《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无疑意在程序上限制死刑适用。

限于死刑执行数据属于国家机密等因素,一系列统计数据无从得知。而根据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2月23日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报告,2007年时,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而民意似乎显得越发坚定:一份2008年德国马普研究所法律部对北京、湖北、广东三地人群所做的民意抽样调查表明,57.8%的人支持死刑,反对者的比例为14%。这意味着可能有86%以上的人,至少认为死刑在一定范围内是可接受的。

不过,学界也没有气馁,而是转折曲进谋求进展。陈兴良就认为,考虑到民众心理以及现状,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在短期内难以废除,但应通过司法解释加以限制。

其利处显而易见:司法上限制与搁置死刑,可以绕开立法以及民众在废止死刑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从而以较快的速度和效率达成实际上的死刑废除。

“世界各国几乎是以相同的方式走上一条死刑之路,却以不同的方式走完死刑废止之路。”陈兴良如此期待中国死刑的未来命运。

宋潇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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