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社会态度(三)

2010-11-16 10:38:13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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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0多年前中国开始恢复法律秩序以来,死刑之争论亦有之,但废除死刑的说法还从未这样登堂入室。在多种情绪交叉之下,对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官员直接处以死刑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态度。

生刑跟上

“死刑废止后,生刑又没有跟上,这才是历朝历代统治后期腐败滋生,民怨累积的原因”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杨明 | 北京报道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如我们这般关注如何惩治贪官。特别是当他们被判死后,究竟是“刑”,还是“缓”。

小心的律师

对民间评价律师为一些贪官申辩从轻判处有“通天本领”、能屡屡刀下留人之说,刑辩律师孙中伟给予直接否认。

孙在北京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是全国首家、几乎也是唯一一家以死刑辩护为主要核心业务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他也被称为“中国死刑复核第一人”。

他向《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通过律师辩护,贪官的死刑得以改判,是因为其本身罪不致死。律师只是通过努力,让法院最终给其应有的公正。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职务犯罪部主任易胜华则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在当事人可能面临死刑判决时,并非“无计可施”,但这些都不是什么“通天本领”。

这些“计”几乎与经典刑法教科书上所述无二:除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自首、立功,就是从诸如犯罪主体、悔罪表现等方面做文章,“比如说,只要他退赔了,就算一个情节。”

当年震动司法界的贵州省公安厅长郭政民受贿案,终审由死刑改判死缓,就是因为其在辩护律师的动员下,检举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妻子阎建红受贿情况。易胜华说,郭政民因重大立功而改判死缓,符合法律规定。

当然,一些原则却是必须遵守的:比如在贪官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舆论对贪官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抨击和谴责,因此,律师需要尽可能地低调处理,避免舆论过度关注。

“引起群众强烈激愤,就真可能会致使司法机关因舆论压力,做出不利当事人的判决结果。”易胜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熊秋红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民间的说法言过其实了。“律师能力有高有低,这没错,但倘若事实、证据都摆在那儿,案件的辩护空间也就太有限了。律师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死刑死缓?改变不了的。”

一些揣测则针对司法腐败。确有不愿具名的刑辩律师向本刊记者表示,难免有律师突破执业纪律,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搞权钱交易。“到判决前,就真有上面人来打招呼”。

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毕竟是极少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就说,一些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总把判处死缓的原因朝司法腐败方面去遐想,其实是牵强附会了。

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忠林亦表示,“死缓”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开始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等刑事政策。

无疑,减少并逐步废除死刑是过去100多年来的世界潮流。但直到今天,全球仍然有约一半国家在法律上没有废除死刑。特别是那些人口在1亿以上的大国绝大多数保留着死刑,其中就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一般认为,60年代《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确定了减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但它仍只是规定:死刑,尽管没被禁止,但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

到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它是第一部专门用来废除死刑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缔约国不能在管辖范围内对任何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人)执行死刑”,除了“战时宣判的严重军事犯罪,任何保留都是不允许的”,希望各缔约国“从此承担起废除死刑的国际义务”。

但正如新加坡政府所言,“死刑并不是一个人权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事情。”日本、印度等主要国家仍然保持着死刑。

死刑的威力

死刑差不多与中国人的历史等长,“死刑正式的起始,应该是从夏商周开始。”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告诉本刊记者。

中国关于死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夏书》,里面提出三种罪要判处死刑: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昏”指抢劫,“贼”指杀人,“墨”就是贪墨之罪。

所以,中国最早的死刑对象包括了贪官。

邱兴隆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是“死刑重于生刑”。

在魏国的《发经》中,对贪污受贿的处罚就提升到了死刑的地步,并在数额上有了具体规定,“24两以下不处死刑。”

魏晋南北朝时,反贪的法律一度非常严酷,“律枉法十匹,义赃(不枉法受禄)二十匹大辞(死刑)”。到北魏太和八年,定赃一匹,枉法无论多少皆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阮齐林的观点是,在唐朝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生刑”,很少有监狱,惩罚基本都是“死刑”和“肉刑”。但贪腐现象并没有因为刑罚的严酷而减少。

而在唐早期,10两银子为贪官处死的标准,唐太宗曾经为7钱银子、相当于100多元人民币杀人。

这种状况到唐玄宗时发生了巨大改变。据史籍记载,唐朝贞观的4年中断死罪29 人。开元25年中断死罪58 人。

“到了唐玄宗时期,开始用杖刑取代死刑。不过因为杖刑掌握不好轻重,还是有可能打死人,所以后来多数都采取流放的形式。唐代崇尚佛教,戒杀生。”不过邱兴隆说,死刑废除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唐朝之后的历朝历代再没有出现过。

宋元在历法上都袭承唐律,但是宋代优遇大臣。宋朝初年,赃满五贯、按粮价折算不到1000元人民币处死。而到宋朝第三代真宗赵恒手里,流放海岛代替了死刑。

六七十年后,流放时脸上不再刺字,也不再杖责。到后来,流放都取消了,只给行政处分。元朝时对受财枉法罪干脆取消了死刑。相对而言,宋元两朝后期贪污都比较严重。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概是接受了宋元灭亡的教训,开始整顿吏治,重新恢复了死刑。官吏赃至60两以上“斩首示众”,受赃不足百贯“凌迟示众”。

朱元璋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整治公侯的《铁律》,“永嘉侯”和“祖壳侯”都曾因贪腐被召回北京,“鞭毙朝堂”。

但到了明朝后期,贪污腐败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贪腐数额经常超过几千万两黄金。

清代更是重写了明代的历史。顺治三年和雍正三年分别颁布了两个《大清律集解附例》,严肃官吏。无奈到清朝中期以后,仍出现严重腐败。

阮齐林总结说,重刑的作用在各个朝代总是阶段性的,逐渐衰减。死刑并不一定就能带来清正廉洁和社会稳定,其他重刑罚的作用也不可否认,“死刑废止后,生刑又没有跟上,这才是历朝历代统治后期腐败滋生,民怨累积的原因。”

尴尬的判罚

在邱兴隆这样的“主废派”看来,死刑的威慑力是一个伪命题。它跟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也和治安环境无关。

阮齐林的看法则是:“重刑应该有一点点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死刑对犯罪的遏制作用没有得到证明。”

至于民众普遍关注的经济犯罪、贪渎犯罪,阮齐林说,外国对于这两类犯罪根本就没有实施过死刑。“他们认为只有生命能用生命交换,财产犯罪不管数额多大,都不能用生命来惩罚。”

邱兴隆也是相同看法:贪官也是人,对贪官所处的死刑,是把他的生命跟他所贪污受贿的金额二者之间画上了等号。况且法律的公正本应体现在对人、对事,而不应该针对犯罪人的职务。

其实按照现行法律,要适用死刑且立即执行本非易事。熊秋红向本刊记者表示,刑法规定,极其严重的犯罪才适用死刑。可是,哪些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不是财产犯罪,而是暴力、侵害人生命的犯罪。“贪再多钱,能与生命等价吗?”她反问记者。

正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死刑轻刑化改革逐步展开,但步履维艰。

孙中伟认为,公众一腔怒气发向法院,也是委屈了法院:“无论判死刑,还是死缓,法院都是严格适用法律。”

一位法院系统人士称,正是因为社会反应这么强烈,现在法院对贪官量刑比以往更加谨慎。稍有把握不准,都会由主审法官上报审判委员会,以决定最终结果。

不过,熊秋红这样分析:“一般犯暴力犯罪,普通民众多些。而犯贪污贿赂罪,社会精英多些。如果不保留贪污贿赂罪死刑,就可能造成死刑仅适用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情形,会让人感到不公平。”

“在国外,经济犯罪和贪污犯罪判10年基本到头了,只有暴力犯罪才判无期。比如受贿罪德国最高判5年、盗窃罪判10年;日本受贿罪判10年、盗窃罪判15年。这么来看,我们在判刑的方面,已经很严格了。”阮齐林说,“关键问题是实际执行之中的变通太多。有些犯贪污贿赂罪的开始判得很重,有的判了死缓,几年之内就减到有期徒刑。”

阮齐林认为,加强生刑的“替代方法”,从历史上看也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一直是一个以重典惩贪的社会。但是重刑不单是死刑,其他刑罚也可以很重。当然,世界废除死刑的阻力一般都来自群众,而非法院、政府官员和学者。主要就是因为死刑满足了人们的公平心理和安全感需要。”他表示,“只要保证在死刑废除以后,生刑能够不打折扣地执行,就能够有足够的威慑力,惩治贪腐,保证社会稳定。”

陈忠林则认为,其实轻刑化也是为全民谋利的,从大方向上来看没有问题。改革的初衷决非为特殊利益群体谋利。

宋潇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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