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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父”金九(二)

2010-11-18 11:30:24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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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金九返回了阔别27年的祖国。1949年6月,这位古稀老人被韩国极右分子刺杀。此前一年,他赴平壤参加南北协商会议,为韩国独立统一作了最后一搏,这成了他的绝唱。

“韩国国父”金九

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现场,位于今上海市鲁迅公园内。南都记者 高龙 摄

“韩国国父”金九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遗址,位于今上海马当路306弄4号。南都记者 高龙 摄

一场与国民党合作的爆炸案

金九上台,面临着临时政府极端的经济困难。他在《白凡逸志》中这样概括:“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毫无二致。”当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临时政府也无力拿出这笔钱,为房租问题还与房东发生过几次诉讼。到1928年的时候,处于低潮期的临时政府成员,剩下不到数十名。

一场震惊国际的刺杀改变了这一切。1932年,在金九的领导和策划下,义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干了足以改变临时政府处境的一桩谋杀。

韩国青年尹奉吉18岁来上海,后来加入金九负责的韩人爱国团,富有革命热血。韩人爱国团是金九负责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要求执行恐怖行动的团员,在执行任务前,向金九起誓。1932年4月,时值一二八事变基本结束,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准备于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相中时机的金九,决定在这一天采取行动,炸死日本军政首领。

此前一天,尹奉吉已受金九委派,到将要行事的地方进行察看。《白凡逸志》中详述了第二天尹奉吉出发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一幕。当时,他和金九互换手表,金九悲哀地对他说:“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吧!”

日本人扮相的尹奉吉顺利地进了日本在虹口公园的庆祝现场。当庆祝大会进入高潮,日本人高唱国歌时,尹奉吉冲出人群,在距主席台几米远的地方,将预备好的水壶炸弹准确地投掷在台上日本高官的脚下。在浓烟和巨响之后,炸弹显出了极强的破坏力。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当场丧命。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身中204块大弹片,过了几天不治身亡。还有场上多名高官被炸伤、炸残。

这场爆炸的影响力波及国际,也让金九和他的流亡政府直接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层的视野。在一次讲话中,蒋介石激动地说:“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成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这场成功的爆炸,是金九和国民党合作的产物。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和蔡廷锴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破坏日本“淞沪战争祝捷大会”。陈铭枢找到了上海“斧头帮”首领、精于暗杀的王亚樵。王亚樵十分赞同行动,但日方为防不测,早已称“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大陆人入场,只准日本、朝鲜和中国台湾人入场。王亚樵想到了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通过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将任务交给了金九。

此前,金九已经通过韩人爱国团,指派韩国义士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裕仁,但因哑弹而未果。此次,金九吸取教训,专注于制造炸弹。他通过韩侨,联系到了属于国民党的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向其订购了如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经过了周密的策划,终于成事。

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并没有提他与国民党合作策划的事。吉林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杨昭全分析认为,这里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金九不愿意将国民党牵涉进来,给他们带来来自日本的压力。另一种是金九并不承认这场爆炸有来自国民党方面的策划。

虹口公园爆炸案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处境,并使金九赢得了和国民党高层对话和合作的机会。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在经济上的改善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基于与国民党特殊关系的建立,金九才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后,不太费力地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捕。爆炸案后,日方曾最高悬赏60万元捉拿金九。金九在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调遣军警的暗中保护下逃过此劫。后来,又在国民党人、浙江省长褚辅成等人的安排下,避难于嘉兴等地。杨昭全认为,金九在临时政府的权威性,也是从虹口公园爆炸案开始建立的。

与金若山的主导权之争

获得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会见的待遇,并不意味着金九已经取得了在

华韩人领袖的地位。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还分布着规模不等、数量众多的韩国革命力量。金九主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势力,并且还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势力。从国民党政府获得更多资源,最终取得韩国独立运动的主导权,无疑是金九努力的重点。这当中,金九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金若山。

金若山同样是革命元老,在中国奋斗了29年,组建了朝鲜义烈团、朝鲜义勇队,创办了朝鲜民族革命党。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是毕业于黄埔军校。他领导的朝鲜义勇队,一度是中国关内地区最大的韩国武装力量。

收编其他韩国革命势力,建立自己的“法统”,一直是韩国临时政府的重要目标。金九以民族独立为最大政治目标,而金若山将土地革命奉为圭臬。早在1920年,韩国临时政府曾出面劝告金若山,要求他的朝鲜义烈团归属到临时政府下面,但金若山没有听从。金若山曾要求金九领导的“光复团体联合会”参加朝鲜义勇队,也被金九拒绝。

金九本拥护各党派的合作。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柳基石的儿子柳长青,现居上海。他告诉记者,柳基石曾回忆说,1937年,金九曾电召他到了上海,商讨合作事宜。而对比金九与金若山的互相拒斥,可见两者的对立情绪。

比金九更早,在1932年,金若山就正式得到了国民党的援助,帮助干部队伍的培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民党官方援助韩国独立运动,逐渐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体系。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主的“党方”,以朱家骅等为代表,主要援助金九。以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为主的“军方”,以贺衷寒等为代表,主要援助金若山。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影响到了金九与金若山的关系。最初,国民党两派在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问题上,作用相似,金九和金若山得到了对等的援助和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国民党当局也力促韩国独立运动力量的统一。1939年1月,蒋介石分别约见了金九和金若山,劝导双方开诚合作。同年5月,金九、金若山联名发表《联合宣言》,主张各团体团结一致。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同年8月,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和金若山领导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以及其他5个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党派一起召开“七党统一会议”,想要谋求整合,但成效不大。

1942年,形势开始对金若山不利。这个黄埔四期生由于丧失了对朝鲜义勇队主力的领导权,他的朝鲜义勇队残部被迫并入韩国光复军。这标志着在独立运动主导权之争上,金若山最终输给了金九。虽然在1942年9月,“党方”的朱家骅向国民党中常委组成的领导小组提交了韩国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全力支持金九时,遭到了“军方”贺衷寒等人的反对,报告遭否决,但金若山已丧失了国民党对等的支持。

1943年,朱家骅向蒋介石进言:“主张政应以临时政府为目标,党应以韩国独立党为目标,军应以李青天之光复军为目标而扶助之。”蒋介石批示:“此后照此方针进行,不得再有变更。”此言等于官方肯定了金九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的主导权。

宋潇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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