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大逃港(三)

2010-12-08 10:17:52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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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一个农民说过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人民会用脚投票

 陈秉安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

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宋潇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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