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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变故

2011-04-15 18:04:56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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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返回南方还是留守北平,曾令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极度苦恼;建国后,他曾有短暂的喜悦,但接下来频仍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痛苦中

“文革”变故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毛泽东、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

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仅一墙之隔。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红卫兵来抄家了。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第二天,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红卫兵就进大门了。

红卫兵指着父亲问:“你是谁?”

父亲很生气:“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红卫兵走后,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不惹麻烦,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父亲看了很不高兴,问余秘书语出何处。余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

父亲问他:“你认为怎么样?”

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父亲听了,一言不发。

过了一天,父亲家中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父亲受到周伯伯的关爱,被保护起来了。

就是那次,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平时骑它上班。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红卫兵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我当时只得服从,不然要挨一鞭子的。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我们不得不应允。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上到三楼家门紧闭,敲门保姆才开,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说是隔离审查。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换洗衣服、肥皂、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

1969年我父亲病危,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嘉彬终于回家了。

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红卫兵就进不来了。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1966年,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老干部靠边站,父亲想不通。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嘛,没有关系的。”不久,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了。

1966年国庆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红卫兵去你家了没有”。父亲回答说“去了”。毛泽东很惊讶:“你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什么?”

听了这话,父亲心里还是高兴的,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而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回家后还把毛主席的话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

我的堂妹张素德后来撰文回忆父亲在“文革”期间与她的一次对话: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很高兴,问起外面的情况,素德如实相告。父亲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不好,眉头深皱,他对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整人的情况感到惊疑,摇摇头说:“若干年后,这将是个大笑话。”父亲又问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报,当他听说除了有“打倒刘少奇”之外还出现了“打倒朱德、陈毅”等大字报时,说:“都搞到开国功臣头上啦!”还问素德:“孩子告诉我,不积极参加,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素德说:“是的,但我们反对打砸抢,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凭良心做人嘛!’,父亲点点头,微笑地说:“不当就不当吧,实事求是嘛。”

情况越来越糟,父亲熟识的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受到冲击,父亲心情沉重。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6日,父亲去世。他岁数并不大,79岁。父亲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平时,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去他家吃便饭,有时还请我们全家。

父亲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总理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总理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一纯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父亲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一纯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对一纯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父亲担任副主席。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提出来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就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这封“万言书”寄到了周伯伯手里,周伯伯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州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这个事是周伯伯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伯伯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父亲曾经在面见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那时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和一纯也听他当面讲过,他还说,“我一定去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父亲执意要见毛泽东,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后他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接着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一纯就扶他站了起来。但是站起来后,父亲并没有说话,一纯说看着他很沉闷、很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名字竟然排在周总理之上,父亲忧心忡忡,而周伯伯处之泰然。父亲一方面佩服周伯伯的谦逊,一方面为他的处境担忧。

(本文参考张治中著《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张素我著《幽草晚晴集》,均为内部资料。文中直接引语对照《解放十年来点滴活动》修正。)

S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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