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红二代”的中国梦(二)

2011-06-09 10:27:42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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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风雨历程中,一群特殊的人为了追求信仰,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

1958年,西安,父亲阳早带着三个孩子打饭归来(右一为阳和平)。
1958年,西安,父亲阳早带着三个孩子打饭归来(右一为阳和平)。

2009年10月20日,农场门前,母亲寒春(中)过88岁生日。
2009年10月20日,农场门前,母亲寒春(中)过88岁生日。

阳和平和母亲寒春(左)。
阳和平和母亲寒春(左)。

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永远怀念毛泽东时代

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做,自己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 实习记者杨越发自北京去年见阳和平,赶上他住在沙河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沙河农场是寒春、阳早夫妇一手设计的,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如今两位老人先后去世,这个农场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一年以后,阳和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已经不住在沙河农场,搬到了任教的大学附近,租房住。

在中国媒体上,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伟大的战士,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来的,对他们来说,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

平时,阳和平不看电视,因为“电视没法看,新闻没法看”,偶尔看看连续剧,像《井冈山》《长征》《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主旋律剧,他倒是全看了。

父母的故事

父母亲的故事,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那是一对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并结为连理,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三个子女,其中阳和平是长子。

母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于当时的母亲寒春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搞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 (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4月,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自此,夫妇 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改造进口的苏联农具,利用风车设计挤奶设备,研制弹性无毒橡胶,甚至七十多岁从头开始研究胚胎移植,直到在沙河农场培 育出新型牛群品种……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这个国家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与许多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激昂相比,阳 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她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 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文革爆发的时候,阳和平刚刚十几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厉害”。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令他至今难以忘怀。

1969年,阳和平到北京红星工厂。第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是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了,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有一 次,上面组织学习六篇马列原著。组长说,和平啊,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阳和平说我想参加。“不,你可以不参加。”组长说。阳和平气坏了,赌了一 股气,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他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的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 的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是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是事实。”

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采访中,阳和平有过几次哽噎,但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在说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通 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 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也正是因此,才令他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

幸好学了马列主义,他懂得“历史长河”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阳早曾说,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要有斗争感,要有幽默感。因为 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就是斗争,各种各样的斗争,人活着,社会里就有斗争,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懂得斗争的 根在什么地方,你把这看透了,看懂了,你就知道这东西是暂时的。”

阳和平说,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对于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他便告诉母亲,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

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

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困。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对于眼前的一切,阳和平产生了困惑:市场经济到底什么东西?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八十年 代初,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 的”。

21岁那年,阳和平去了美国,一边做工人,一边念书,花了七年时间才毕业。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到1997年才拿到文凭。

在美国的几十年,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层,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你到美国后车也有了房也有了,照样受压迫,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质是两个概念。”

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但到了美国,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研究生期间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但同时他还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

就是在那时,他经历了信仰危机,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力去反驳,只是一步步退,好像打败仗。到最后,有一个地 方退不下去,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所以从这儿就开始一步步反思,慢慢才能弄出来,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哪些是歪曲 的,哪些是片面理解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对毛主席,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

阳和平并不否认,今天的中国有时很让他愤怒,“黑煤窑、黑砖窑,还有强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

但愤怒归愤怒,人到中年,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

阳和平说,他回来不是找出路,而是因为“在美国三十多年,想跟他们玩玩同化,同化不了”。这才是特别难的,表层上同化了,实质上不行,他们喜欢看的电视,他们喜欢开的玩笑,他却觉得没意思,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那套,阳和平不能接受。

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但没有条件——孩子小,跟爱人没离婚,到中国参观可以,但生活是另一码事。后来孩子大了,也离婚了,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 回中国了。对他打击最大的,还是九十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 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在美国有什么意义呢?阳和平问自己,“我所关心的东西,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但是到哪去找这方面的人呢?还是得到中国来,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 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起码跟人家谈谈,过去不成熟的就慢慢弄清楚了。”阳和平说,他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连去参观的 愿望都没有。

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然也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

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的时候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 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也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知音者乏,阳和平却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 起,尤其是与父母相比,他也不认为讲自己的故事,出一本传记有什么意义,他的趣味在于写“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感悟和思考,他决心投入其中,好好研 究文革,好好研究建国后的整个三十年。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阳和平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

阳和平说,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

周幼马(左一)参加全国两会。
周幼马(左一)参加全国两会。

马海德(右一)与夫人和苏联医生在一起。
马海德(右一)与夫人和苏联医生在一起。

马海德之子周幼马:我思想里没有第二条路

“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腐败、效率低、干部队伍规模过大,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很多中国人知道白求恩,而与白求恩同时代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名字似乎不是那么响亮。但就是“马海德”这个名字,其实更长时间地、也更坚定地与新中国连在一起。

作为马海德与中国女演员苏菲的独子,如今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高级记者的周幼马,毫无疑问是马海德五十多年中国岁月的最佳见证者。

对于周幼马而言,父亲的故事在当年并不见得多么吸引自己,但日后讲得越多,便越觉得父亲了不起,那一代人了不起。

父亲的一生都奉献在中国

马海德与中国的故事,开始于1933年。那之前,他还叫乔治·海德姆,穷苦出身的黎巴嫩人后裔,苦苦求学后终于考取医学博士。毕业那年,他和三个朋友周游世界,到了上海,发现在上海讲英文完全能活得下来,挣钱也容易,就留下了,从此再没离开。

1936年,在上海一家书店,马海德偶遇进步人士,并经引荐结识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去陕西保安访问,随后便 留下来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转移到延安后,马海德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顾问身份一直延续到建国后,那时他 没有选择做官,而是继续担任卫生部顾问,长年下农村,致力于消灭中国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和麻风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宣布消灭梅毒后,马海德 立刻开始研究麻风病,直到1988年去世前,他代表中国官方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

从参加红军到八路军、解放军,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经济建设,身为外国人的马海德一直默默地参与其中。

“父亲这一生千辛万苦,却也很伟大”,多年后,周幼马才得出这个结论。他说,一切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比当时给自己的震动更大。

美国身份的幸与不幸

1943年,周幼马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大概算得上窑洞里出生的第一个外国人。当时,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而妻子苏菲和江青早年在上海一 起演电影,到延安又相见,自然比较熟络。李讷比周幼马大一两岁,两家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其乐融融。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撤离的时候一个骡子两个 筐,母亲牵着牲口,这边是周幼马,那边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少怡,“所以后来杨少怡见着我妈都叫干妈,李讷每次见我都管我叫弟弟。”

如果说父亲的美国人身份曾让他们一家与中央领导们相对亲近,那么解放后,同样是因为美国身份,在当时“一切学习苏联”的中国,周幼马第一次体会到人情的疏离。

“虽然是中共党员,虽然是老革命,但我父亲也知道自己是美国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解放后马海德复员,主动到卫生部做顾问,扛着行李 卷,带着医疗队,翻山越岭下农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就冲这一点,周幼马敬重父亲“是个爷们儿”。“他在解放后不当官不做领导,而是从事连普通 医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脏最不好办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

在周幼马看来,父亲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解放前不惧艰苦毅然加入解放事业,更在于解放后仍然坚持过艰苦的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去见毛泽东, 贺子珍从屋里端出一盆黑黢黢的东西,我父亲吃了,‘哎呦’就叫了一声,是那么酸的杏,一点儿糖不搁就腌起来,当时在陕北还是比较奢侈的小吃。”而这种艰 苦,解放后也同样在经历着,不过其中也有很多喜悦。比如给人治病,治好了的病人生了孩子,遇到马海德回访,少数民族的人就送一团羊油作为重礼,回到北京, 炼成油,做炸酱,再出去的时候,吃它就干粮……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成为敌人,那时周幼马正在八一干部子弟学校就读。美国人的血统,让他体会到人生的压力,“老师们一旦抗美援朝的热情上来了, 就把我叫过来,过来过来,给我过来,学个美国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个带儿扒拉下去,像个猪耳朵一样,一举手,好好好,走吧……”

周幼马还记得,和父亲一起去颐和园,看见厕所墙上写着的外文,他问父亲,这是你的字儿吗?父亲说,不,这是俄文,我讲英文。周幼马觉得奇怪:是因为俄国人特别多吗?父亲回答他:现在是俄国人多,但将来也还会写上英文的。

给宋庆龄当摄影师

因为学习不好,后来周幼马没考上好中学,就上了北安河鹫峰下的一所乡村中学。高中从清华附中转到二十二中,紧紧巴巴毕业。事实上,周幼马的心思不在此处,而在摄影。

高中毕业后,面临上大学的问题,正好父亲卫生部的战友在筹建医科大,周幼马问父亲学医行吗?父亲连连摇头,算了,你要照相照坏了还可以再照,当医生当坏了那可不行,你照相去吧。就考电影学院,竟然给考上了。大学生活周幼马如鱼得水,不想两年不到就赶上文革。

文革对周幼马及其家人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他不想放弃摄影爱好,也不想跟着打打闹闹,于是就做了《红卫兵报》的摄影记者,也因此拍下许多历史瞬间:第一次斗彭真,王光美第一次戴乒乓球当项链在清华大学挨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到了文革后期,父亲因为美国身份受到怀疑,而在北影厂工作的母亲则被作为黑导演批斗,“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一群跪着的人当中就有我妈妈,旁 边就是谢芳(曾出演《早春二月》)。”周幼马也曾劝说父母,给林彪写封信吧,打仗的时候都给他看过病;给江青写封信吧,都一块儿过来的,她还不了解你。然 而父亲和母亲给谁都没写那封信。

当别的外国友人纷纷写大字报,参与批斗时,马海德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与好友路易·艾黎·米勒躲在家里,聊天、讲过去,吃吃喝喝。

看着昔日的战友纷纷被打倒,马海德的心里并不理解,他很苦恼也很难过,但仍然选择相信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信念。”周幼马说。

再苦再可怕的时代,也总会向前推移。上世纪七十年代,周幼马被分配去了张家口,又回到最原始的农村,掏粪、挑渠、浇水、吃小米饭……这都不算什么,然而最令他痛苦的是不能照相,手痒心痒。

后来斯诺来了,美国的叔叔也获准来探亲,周幼马被父亲叫回北京,去机场接叔叔。后来,周幼马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我是电影学院学生,很希望继续摄影,不想回张家口。周恩来很快回复:可以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

送了几张片子过去,宋庆龄很喜欢,说你来吧,顺便也给我做私人摄影记者。

就这样,周幼马当了十年宋庆龄的摄影师,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周幼马拍的,直到去世。“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有一点儿闪亮的地方,”周幼马说,“当年宋庆龄把我父亲接来,最后我和父亲又把她送走了。”

“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重新得以受到重用,恢复了针对麻风病的研究工作,而缘于1976年跟胡耀邦在协和医院建立起来的患难友谊,马海德使“中国籍的外国人担任政协委员”这件事成为可能。

说来其中还有个笑话:由于马海德的语言问题,在给胡耀邦提建议的时候,竟然将“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当时胡耀邦听了甚为为难。等终于搞清楚马海德说的是“政协委员”,胡耀邦乐了,说这太没问题了。后来爱泼斯坦等人,都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马海德因工作中体力不支而去世。令周幼马深感羞愧的是,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亲去 世,都没能入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当时拉着周幼马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旁边的媒体记者问周幼马:你是党 员吗?周幼马说:不是。直到三年后,1991年,周幼马才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信仰的问题上,周幼马看得很明确:“我没有第二条路”。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父母坚持一生的信念。尤其父亲是第一个外国人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也第一个加入中国籍,文革也没能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在心底里,周幼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是个吃过苦,经过了各式各样运动的中国人。他不只看到年轻新中国的这几十年,也体验了已经过去 的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上的问题从不会困扰他。“有人问我这个社会足够好吗,我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腐败、效率 低、干部队伍(数量)过大,这些问题需要的是一一解决。”周幼马说。

现在,周幼马仍然住在自家后海边的四合院里,每天接送孙子上幼儿园是他的一件乐事。平时参加政协的活动、写写文章,看上去更像一个标准的中国退休干部的晚年,他说,自己很幸福。

fc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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