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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都市忍者

2011-07-15 14:01:06 来源: 中国周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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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倾斜的中国,生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人别无选择。但他们来到大城市后才发现,在大城市生活,要处处当忍者,他们已经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多年以前,人们不愿忍耐乡村中机会与公平的匮乏,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机会被越来越拥挤的人流稀释,公平也逐步触顶。人们却也无处可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们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有一天,一个朋友有点小激动地对我说:你还别说,快速公交一开通,上班用的时间果然短多了!

我问:缩短了多少时间?

他说:半个小时。

我问:那你现在上班得多少时间?

他说:一个小时十分钟吧。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正在为每天上下班路上耗时不到两个半小时而兴高采烈。

我这朋友也是北方小城生人,家乡的县城逛个来回不过一个小时。大城市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和幸福感受。而这,正是我们想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吊诡的是,即使这样的快乐生活,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朋友住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最东部,过去叫通县。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总是从此路过。现在,每天有大批白领从这里出发,进城上班。这里小区成片,房价相对便宜,是北京有名的“睡城”。朋友上班,总是先乘坐公交车到达东三环的国贸,再搭乘地铁。

前段时间,北京出台政策,在通州到市区的快速路上,划出公交专用道。朋友正是因此节省了时间,可私家车主们因此骂声一片——网上有图片,小车们被堵在路上,而旁边的公交专用道空空荡荡。

无论对被堵在路上而抱怨的私家车主,还是因乘坐快速公交上下班不到两个半小时而窃喜的我的朋友,生活似乎不该如此。

正因类似原因,每每有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幸福指数的利好消息,总有人愤愤不平。

不过,有个数据和人们的感受完全相符。

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大城市的人口不断激增。

广东成为人口第一大省,新增人口主要来源不是出生,而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广东省3000万的流动人口,70%来自外地,其中95%集中在最繁华的珠三角地区。

上海的人口增量也有87.5%来自外地人,外来常住人口已达到897.7万人,接近人口总量四成。

北京现有常住人口1961.2万,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达704.5万。此前,北京的管理者给人口总量划了个红线——2020年之前不超过1800万。

去年年底,人们热衷于讨论“逃离北上广”,而统计数字证明,这只是小小一股支流。更大的趋势仍然是“挤入北上广”,而挤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十年前,我来到北京时,一个月的收入和三环周边房子一平方米的房价等值。而10年后,媒体工资几无变化,房价已然翻了六七倍。对于大部分进京闯荡的年轻人而言,拥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几成空想。

我的一个年轻同事的长辈来到北京时,已人到中年。作为一个教师,她决心来京是为了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为了孩子能以一个北京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众所周知,在北京高考更为容易。她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只有先行考学。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户口调到北京,毕业后找到份工作,彻底安下家来。她的女儿也顺利地在高考前成为北京人,现在已经在北京上大学。

这不只是一个颂扬母爱的故事——因为她的丈夫在家乡的事业已经稳定,不可能在北京重新找工作。现在,他们两地分居。

依我看,这是为了某种人伦而伤害另一种人伦。

大城市的魅力多少有一丝邪恶的意味。

机会被稀释,而公平呢?后者,曾经是大城市更闪亮的招牌。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里获得一切。过去三十年来,这样的“中国梦”的故事一直在城市上演。公平,是支撑“中国梦”的基本元素。

而当社会进展到更文明的阶段,对公平的更多渴望越来越接近公平的天花板。

汽车——公认为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载体——的命运是个最好的注脚。过去十年间,北京私家车车轮的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在北京,尾号限行和摇号买车制度,限制了汽车的权利。公开的解释,这是道路资源匮乏所致。而同样的道路,很多北京人都对2006年底的一路畅通印象深刻。当年11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非洲总统们来京期间,大量公车入库封存。面对空荡荡的大街,人们才意识到,北京公车数量之巨大和他们对交通拥堵的“贡献”。

私车越走越慢,北京的公车改革则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基本数据都不明不白——这个城市到底跑着多少辆公车?哪些是北京市的,哪些是中央部委的,哪些是各级国企的?

最近,北京又出台政策,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在道路上实行单双号限行。“好像温水煮青蛙,已经有点麻木了。”一个有着十年驾龄的私家车主说。

北京车轮的缓慢,还有无处不在的交通管制。就在6月份的一个雨天,一个在机场高速路旁高楼上班的白领,发出一条微博:

刚刚在三元桥的办公室内,居高临下地目睹了一次完整的交通管制。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整整占用了近半个小时,其实只是为了五辆车的一路畅通。因此造成的机场高速主路的拥堵,恢复起来至少还要半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人会因此晚点。

而即使你到了机场,出行的权利也正在被一只看不到的手剥夺。

央视一名记者应该是在困在机场时,发出这条微博:

在机场,遭遇国航的各种霸王条款,作为弱势小乘客,纵你有千般理由,也只能万般无奈。想起某重要人物为了登机,能够让深圳飞北京的飞机中途改降武汉,空中大鸟仿佛招手出租,只好喟叹,霸王条款正为了霸王而存在。这告诉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规则,就只好做规则中的强者。如果做不了强者,就只好做忍者。

为什么要做忍者?

这个问题,正如有人问中国的少年干嘛“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也如像古代的皇帝,问饥饿的国民“何不食肉糜”。

希望就在于可以不忍,当我们囿于乡村的禁锢,可以拔脚进城,而遭遇城市的天花板,又可以漂流何处?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城市总有千般不妥之处,仍然是中国资源最丰富、公平最充分之所在。

大城市生活如同毒品,一旦沾染,就难戒除。

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让我们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心甘情愿地被大城市生活“绑架”。

我们因此成为城市忍者。

为了某种美好而暂时忍耐,几乎是我们的一种美德。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关于忍还是不忍的一场争论,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次,是一个我们的老领导来北京,他曾经在河南新闻界掀起巨澜,我们叫他马老爷子。

啤酒喝了一轮又一轮,马老爷子兴致大增,从行囊中掏出本书,给我们朗读痛快的章节。不知怎的,谈到了媒体的隐忍。马老爷子很决绝,认为一味隐忍,不能说真话的媒体应该马上死去。而我们——他昔日的属下——则认为,如果过于激进,失去平台,一切可能都将烟消云散。

在这两者之间,当然还存在旷阔的空地,但我们也相信,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形——忍着忍着,就忘了自己为何而来,向何而去。甚至认为生活本该如此。

得非所得,这是忍耐最坏的结果了。

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可以做怎样的改变?人和现代城市的关系,怎样会更加合理?

或许,只有时时想到初衷,忍耐才有价值。

李狄皓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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