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都市忍者(四)

2011-07-15 14:01:06 来源: 中国周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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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倾斜的中国,生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人别无选择。但他们来到大城市后才发现,在大城市生活,要处处当忍者,他们已经成了大城市的“人质”。

2010年12月20日,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政策前日,在花乡机动车交易市场,办理购车手续的场面热火朝天。一层过户大厅,人们在取号机前争相取号。图/CFP  2010年12月20日,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政策前日,在花乡机动车交易市场,办理购车手续的场面热火朝天。一层过户大厅,人们在取号机前争相取号。图/CFP

汽车,现代文明和自由的象征,在中国大城市越走越慢。

中国周刊实习生  陈俊宇 北京报道

拥堵绝不是限制汽车权利的唯一因素,各种利益诉求,政策限制对汽车的伤害同样严重。比起他们的主人,那些打着“京”字头、“沪”字头烙印的机器,更无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只能忍耐。

拥堵前传

2001年12月7日下午,一场再普通不过的降雪,导致北京“世纪大堵车”,很多上班族不得不放弃公交车、出租车,步行回家,而驾驶私家车的人们没有这种选择,有些人在车里枯坐至凌晨。一位车主回忆说,那是她“一辈子看杂志最仔细的一回”。

这是十年前的光景,北京的机动车辆才刚刚迈过100万辆的大关,私家车也就接近46万辆。拥堵,这一交通难题却已显端倪。

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鼓励轿车进入家庭”。

时代在飞速前进,私家车曾经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在1950年代严加限制,“文革”时彻底“自绝于人民”。直到1994年,国务院公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才第一次确认了个人购买汽车的合法性。资深汽车媒体人李安定说,对私人汽车近半个世纪的压抑,为交通拥堵埋下伏笔。

2000年,成为中国汽车消费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在北京待了12个年头的魏浩南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尽管是辆二手车,“挤公交的时候,做梦都想有一辆汽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不到300万辆。

汽车,很快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鼓励汽车消费,鼓励人们购买大排量汽车——在北京,一度禁止小排量汽车驶入主路——成为政府重要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北京城市道路建设显然滞后于汽车的增加,这座城市的交通变得越发脆弱。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梁思成去世前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新城,北京将会怎样?……北京城不会得感冒,但总有一天它的交通会得心脏病。”如今,这一预言正在实现。

李安定解释道,“私家车从限制到放开,来得太猛烈”,拥堵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决定生活在此的人们,只得选择接受与忍耐。“这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时不时地遭遇堵车,渐渐地也就麻木了”,魏浩南心有感触。

踩刹车

进入2003年,人们明显感觉到北京的堵车情况急速加剧,北京市政府不得不出台大量的交通治理措施。2004年,北京市启动了由“摊大饼”变“多中心”的规划思路;2005年,提出优先发展公交的政策。即便如此,对堵车的恐惧感早已渗入北京市民的心中。

2008年7月20日,打着举办奥运会的旗号,北京市顺势推行了机动车按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的政策,以缓解交通压力。机动车尾号限行,在北京市政府治堵的招数中,堪称一剂猛药。本是一项过渡性措施,如今,却经过三次延期到2012年4月10日。“限行就是公然剥夺汽车的使用权,”李安定说,“就像你自己的住房,莫名其妙地被规定你一周只能住六天。”

官方提供的交通调查报告称,限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李安定颇感气愤,“这只是拥堵缓解的假象,限行能缓解拥堵,于是又开始鼓励购买私家车,甚至买第二辆车,就带来了车辆的爆发性增长”。2009年底,魏浩南的座驾再次换代,同时也为妻子添置了一辆新车。就在此时,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00万辆的大关。

今年5月底,北京市政府再下猛药,将适时在拥堵路段实行单双号限行。评论者称,这种强制性手段,已经“是没得招数了”。

在庞大数量的机动车“压力”下,尾号限行效果已经被“抹平”。2010年9月17日,一场小雨就足以让北京的交通陷入“瘫痪”——晚高峰拥堵路段峰值超过140条。

这起“瘫痪事件”,引来了“摇号”治堵政策。2010年底,北京宣布2011年只发放15万—24万个车牌,对“车牌”将配套实行“摇号购车”。限制买车的措施,不会缓解拥堵本身,不过是缓解奔向更加拥堵的速度。并且,由于北京买车摇号中签不断降低,车市已经出现了买高不买低的趋势。小排量的中低端车市遭受冲击,油价和停车费的上涨,提高了用车门槛,普通家庭的购车梦想一点点成为泡影。

管制与公车

北京有车族的内心郁结并不限于拥堵,还有频繁的交通管制。

对于一周两到三次临时性交通管制的遭遇,魏浩南已经习以为常,“遇到了也没得办法,忍着呗”。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统计,北京市每年交通管制的次数为:2005年136次、2006年124次、2007年146次、2008 年120次、2009年131次。总体来看,年平均交通管制在130次左右。也就是说一年365天,北京的有车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遇到交通管制。

车主们开始意识到,“在北京大街上的临时交通管制已有从临时向永久演变的趋势,范围从长安街东西双方向也逐渐发展到二环机场、进出京高速、西四环……”

与此同时,细心的北京车主发现,有关方面一面用各种办法限制私家车,另一面却纵容着公务车。公车庞大的数量、肆无忌惮的违章,和“让领导先走”的特权,令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街道不堪重负。

2010年11月初,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在此之前,这是个讳莫如深的数字。公车占北京机动车总量的近15%,且主要集中在城区。长期关注北京车改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透露,“有调查显示,早晚高峰的机动车中,有30%的车是公车……一些交通部门的缓堵政策仅对私家车奏效,往往对公车网开一面,影响了政策效果。”

北京的公车改革从2000年启动,媒体用“十年原地踏步”形容。2010年12月13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文件指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将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仅此一句话涉及公车治理,具体措施却语焉不详。今年3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市财政局在千呼万唤中首开先河公布全市公车数量。此外,关于公车改革再无最新动向。

在缺乏公平的道路上,汽车的速度越来越慢。

昂贵的铁皮

在上海,汽车以另一种方式艰难行走。

2009年3月,俞磊下定决心购买了一辆经济型轿车,11万左右的东风标致。对车牌牌照价格走势几经观望的他,以28500元“蛮低的价格”拍得牌照。在上海某高校团委工作了五年的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私家车的方便。但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并不是谁都能这样“好运”,今年5月的车牌价格已经逼近5万。

上海,我国唯一实行私人轿车牌照拍卖的城市。在上海,你不但要花钱买车,还要花钱买车牌。1994年,上海开始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

从1994年发端的拍牌制度被上海方面定性为“过渡性”或“阶段性”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一实施却已经迎来了第17个年头。李安定认为,“上海用高门槛限制私家车的使用,百姓拥有汽车的权利一开始就被剥夺,这是错在一开始。”

车牌拍卖最初是针对交通的公共政策,很快,就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帮手。1998年初,上海推出针对上汽出品的桑塔纳轿车的私牌拍卖,该牌照2万元起拍,只适用于沪产桑车(1998年底上海通用投产后也适用于别克)。而如果要购买非沪产车(包括国产车和进口车)则须10万起价竞拍。拍卖制度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遭受各方诟病,也为此上演了一场汽车贸易战。

2000年1月,时至入世前夜上海才开放市场,所有国产车才得以公平地无底价拍卖。不过,进口车牌照另行拍卖,拍价在5万元上下。直到2003年3月,迫于入世的压力,进口车才开始享受“国民待遇”。

可就在2000年,“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背离“总量控制”的初衷,被拿去刺激房地产业。是年,为拉动房地产销售,“车房组合销售”措施出台,购买内环线以外3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一套,购私车牌照仅需5000元;如购买的是浦东指定楼盘中的商品房一套,同时所购轿车是沪产桑塔纳或别克,私车牌照免费赠送。这一政策的荒唐如此明显,当年10月就被叫停。

2004年5月24日,上海“车牌”拍卖史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时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的黄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上表示,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上海市政府却顶住了各种压力,高调回应:“经过请示全国人大、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各方都认为上海拍卖私车牌照的做法没有违法。”

此后一段时间,车牌价格开始回落。一直到2006年之后,牌照额度价格大涨的局面再度出现。2007年12月,平均中标价更是高达56042元。此后因为金融危机居民购车意愿的萎缩,“车牌”价格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低迷后,在2009年中期又踏入上涨轨道,如今又逼向5万元大关。于是,说到这块“世界上最贵的铁皮”,上海人总是难免“一把辛酸泪”。

2010年12月29日,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起诉上海市政府“私车牌照拍卖法律依据”案再次让人们关注该制度的合法性。在该起案件中,上海政府方面称相关法律依据有《道路交通安全法》、《拍卖法》。而斯伟江认为,这两部法律中并没有上海车牌拍卖法律依据的信息,相反,恰恰提供了上海市车牌拍卖违法的依据。案件最终以律师的败诉收场,“牌照拍卖”制度继续运转。

如今,拥有私家车的俞磊会去关注拍卖资金的流向,却也仅限于粗浅的了解。他像绝大多数上海人对车牌有着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买之前希望下跌,甚至巴不得政府取消拍卖。等买回了牌照,反而很乐意看它越涨越高,今后抛出去还能挣钱。”

“我们要在上海生活、买车,没得选择了,只得妥协。”俞磊说。

李狄皓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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