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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律师之困(四)

2011-09-04 10:50:41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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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是律师业界最有价值的业务,因为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因之身陷囹圄,越来越多的业界精英弃绝而去,刑辩率屡创新低,已伤及司法公正与基本人权。这个律师业务的皇冠,在三十多年的法制恢复与建构过程中,从未像现在这样黯淡

“你为什么要替坏人辩护?”

8月22日,身负强奸与杀人两项罪名的李昌奎,最终被云南高院再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起原判死缓的案件,因为犯罪情节的残暴,激发了汹涌的公众议论。毫无疑问,最后的结果,“民意”起了作用。

对于这个结果,李昌奎的再审辩护人、北京律师张青松显得颇有些无奈,抛开案件本身的细节不论,在本案争议最高潮时,张青松的一句“律师不是正义的化身”,引来骂声一片。

他早已做好挨骂准备。“被骂是肯定的,因为公众会觉得你为坏人说话。这是人们长期形成的对律师的基本社会道德评判的偏差。”他说,“律师不能只为冤案辩护,即使他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也享有辩护权。”

不过,律师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讼棍”,是为虎作伥的罪犯帮凶,这种认知在中国社会有相当的普遍性。

刘胡乐律师给人上课时,学员中有相当多的是机关干部,他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这个人是坏人,你为什么还要给他辩护?”刘胡乐起先很头痛,要从法制、人权意义等角度解释,他往往要说得口干舌燥;最后,面对这种问题,他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反问,“假如犯罪嫌疑人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兄弟,你还会这样问吗?”

“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在被审判机关定罪前,都是无罪的。”刘胡乐说,对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枉不纵,刑侦机关、公诉起关的出发点是“不纵”,律师的出发点是“不枉”,正是通过控辩双方交锋的制度设计,“诉听两造之言”,才得以让法庭最大限度地了解事实真相,既打击犯罪,又保护人权。

刘胡乐面临的挑战不仅有司法机关的强大,还有案外的威胁和一些民众的不解。办理杜培武案的时候,第一次开庭后,刘胡乐就接到了匿名电话,“刘胡乐你很厉害呀,本来今天要杀杜培武的,被你搅停了,过几天你也快进去了”。

这样的威胁、甚至直接的人身攻击,不少刑辩律师都遇到过。田文昌有一次在西安办理一个故意杀人案,是被告方的辩护律师。被害人家属雇了一大帮人堵在法院门口。田文昌和助手到了法院,车都下不来,“他们围着我们的车,就开始辱骂。就说什么收别人的钱,替坏人辩护啊,有没有良心啊。”在法警护送下才进了法庭。开完庭后依然被围攻,最后是法院的车把他们偷偷送出来。

 “好多媒体采访我,我说希望在全国媒体搞一个大讨论,律师是个什么东西,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律师是什么东西,产生很多误解。律师制度不被人理解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国外,律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但在中国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田文昌说,“我一直反对把律师打扮成正义的化身,打扮成包青天,这个认识本身就是错误的。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律师是法律赋予的一种职责,他通过特有的为当事人辩护和代理的一种方式,达到维护法律正义的目的。他的职责就是依法地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田文昌想起改革开放刚开始恢复律师制度的时候,有律师还以为自己是协助司法机关办案,在法庭上训斥被告人,“说!你如实交待!好好跟法庭说!”

在中国律师界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一位美国律师说的:“在我国,刑事诉讼对立双方所有当事人,如刑事被告人、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拼命争夺个人和自身职业上的利益得失。虽说这个体制中似乎没有人对抽象的正义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达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大体上公允的正义。”

这位律师就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辛普森辩护团成员、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德肖维茨。在震动世界的O•J•辛普森杀妻案审判后,他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来信,信中表达了对辩护律师为辛普森脱罪的不满:“老鼠从最小的缝隙逃掉,你的每个卑劣伎俩也是这样。在你看来,‘正义’只是一场游戏——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你也知道的,正义早就被冲入马桶。整个审判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你和你的同伙都臭气熏天。呸!你不是为了正义服务的。”

德肖维茨就此进行辩解:“刑事审判绝不是单纯地追求真实。当辩护律师代表一个确实有罪的当事人时——就如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的职责是尝试用所有公平且合乎伦理的手段,来防止有关当事人有罪的事实被浮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法或者不愿去反对那些不当获得的事实——就是失职。”德肖维茨还辩解说:“就一个辩方律师的伦理而言,他应当尽力用所有合法的与合乎伦理的手段,让被告获得无罪判决。他们不能够有其他的打算。他们不能将爱国心、公民的善良责任、宗教、性别或种族认同,或其他任何的理念与承诺,看得比其当事人更重要。”

一般人并不知道,德肖维茨代理的案件有一半是免费为穷人服务的。德肖维茨说道:“我们选择为面临死刑或者长期监禁的人辩护,并不代表我们同情这些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或者团伙犯罪……如果说一个杀人犯应当处死,那么就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程序剥夺其生命。非经合法程序而剥夺了一个该死的杀人犯的生命绝对是不公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将会导致司法的滥权和不可估量的无辜被告人受害。”

德肖维茨常对他的学生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

德肖维茨的观点在中国头脑清醒的法律人中,在涉及对律师功能和定位的看法时,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马骥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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