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洛什:匈牙利的奥威尔

2012-02-12 20:23:44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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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出精彩的政治寓言,那么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续写的《1985》则是一部现实生活的政治讽喻。

“老大哥”再也不能看着你。因为他死了。

奥威尔描述了在“老大哥”监视之下的社会。1984年,自由与思想早已绝迹,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的真理部墙上刷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响亮口号。

但是,1985年,“老大哥”死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匈牙利作家道洛什续写了那部反乌托邦经典《1984》。这部名为《1985》的小说叙述了“老大哥”死后政权摇摇欲坠的“大洋国”,但是自由并未真正到来。党内争权,社会无序,这正是道洛什对冷战时期东欧的现实描绘。

作家之外的道洛什实际上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创作《1985》的动力,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能,“用我的语言讲述东欧人的现实生活”。

“我的书是一本讽刺小说”

道洛什选择了《1984》中的三个人物作为小说的三条叙述线索:真理部记录处的职员温斯顿·史密斯,秘密警察组织的高层警官詹姆斯·奥勃良,以及温斯顿的情人裘莉亚·米勒。而作者本人在小说中则是一个2035年的历史学家,以史料汇编的方式,研究他们三个人“过去虽曾出版,但至今仍然很难查阅”的回忆录,并结合了当年大洋国媒体公布的官方公告、报刊杂志、诗歌等。

在《1985》中,高层酝酿变革,首先就是奥勃良创办《时代》文艺副刊,他邀请被他折磨过的史密斯担任主编,裘莉亚则变成了1985年革命前的精神领袖之一。老大哥死了,但自由没有自动到来,国家陷入了另一种恐惧。

这部小说写于1981年,道洛什花了七个月的时间,用父亲那台二战前生产的老打字机完成。他第一次读奥威尔的《1984》则远在动笔之前八年,当时他从朋友手中得到一本1950年代的西德版本,但读后并没有想要续写这部小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道洛什的书无法在匈牙利本土出版,于是开始将东欧的现实透过小说写给他想象中的西方读者。

“我想通过《1985》说,极权国家,有时看上去像一个‘你下台来我登场’的永恒现实,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生一次尘埃落定。但一切政权早晚都会‘疲乏’,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能不能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建设有意义的社会平衡?或许,这与其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与文化问题。”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在西方眼中,匈牙利以及东欧仍在“老大哥”的统治之下,但道洛什并不认为《1985》是一部政治预言。他坦言,“我的书是一本讽刺小说。”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只能用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将现实渗入虚构。道洛什以一个冷酷且荒诞的医学报告作为开篇。他写道,“在接受了左手的紧急截肢之后,老大哥作了为时三分钟的广播讲话……12月9日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经过一致投票表决,决定为老大哥的左手做截肢手术。”

中文译者余泽民翻译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度以为是道洛什的笔误。“前面已经提到了左手已经被截肢了,为何后来还是左手截肢?后来才明白作者的深意。两只左手暗示‘极左’的意思。”余泽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也因此,这本《1985》只能作为地下出版物于1982年出版。直到东欧剧变后的1990年,才首次在匈牙利合法出版。《1985》中充满荒诞和嘲讽,但这一切虚构都与作者的真实经历息息相关。

“你是要我因为你而被投进监狱吗?”

1943年,道洛什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两岁的时候,父亲死于劳动营,母亲体弱多病。他的少年时期是在犹太人办的儿童福利院度过的。

“在50年代的犹太孤儿院和国立学校里,也存在‘体罚’。有一部分辅导员是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神经过敏者,但也有一部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辅导员。”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记得,某堂课上,他问了句“为和平而战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之后,老师打了他一个耳光,并严厉斥责年幼的道洛什“你是要我因为你而被投进监狱吗?”

从很小开始,道洛什就有所触动。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割礼》中,提到祖母对年幼的孙子说,“如果别人问你来自哪里或者有什么信仰,最简单的回答是‘我是一名匈牙利犹太裔的共产主义者’。这样说,至少是对的。”

中学时代,道洛什就参加了共青团。“那时我确实相信,苏联将在二十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国家形式消失、食品免费供给、消灭阶级差别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加林遨游太空、卡斯特罗上台等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象征性事件。”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这样的信仰出发,青年时代的道洛什曾经认为,儿时经历过的匈牙利“十月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1947年后的匈牙利在拉科西·马伽什的领导下,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大搞个人崇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匈牙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米莱实施了新方针,较其他东欧国家更早放弃了苏联模式。但是由于苏联的干预,在实施22个月之后被迫中止。

1956年10月19日到21日,波兰选举了主张走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消息传到匈牙利,许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于23日在布达佩斯举行游行,声援波兰。最后,在苏联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平息,超过2500名匈牙利人死亡,有20万的匈牙利人流亡海外。

至今,道洛什仍然记得那些日子。“10月23日是一个星期二,我在布达佩斯的斯大林路小学读七年级。我害怕星期三,因为地理课老师非常严厉。我们家住在西火车站旁边的列宁大道。清晨,我在坦克的轰隆声和炮火声中惊醒,当时我就知道,我不用去学校了。但我没有想到,停课一直停到(1957年的)元月1日。我更没有想到,自己成为一个我后来为之思考一生的大事件的见证人。”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残酷的现实一点点修改着道洛什对某些宣传的轻信。“我看到,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和铁杆的反共分子也在起义中联起手来,共同对抗苏联军队的入侵。”他说。

这段历史,被他巧妙地写进了《1985》。“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植入我的体验。例如,书中刻画的党派斗争,是以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作为样板。取材于纳吉·伊米莱与拉科西·马伽什之间的政治斗争。”

不满20岁的道洛什中学毕业后进入了莫斯科罗莫诺索夫大学历史系。1967年,24岁的他毕业回国,被分配在工人运动博物馆当管理员助理。之后的一年,对于道洛什的人生影响重大:他卷入了“毛派分子案”。

与中国的特殊缘分

在《1985》中文版的序言中,道洛什提到了与中国的特殊缘分。在莫斯科读历史系的时候,他的第一篇俄语论文写的是“赤眉绿林起义”。

而他在苏联求学时的所见所闻让他发现现实与苏联官方宣传大相径庭。他开始与过去的中学同学成立了非法的“中国之友”团体。正是这个团体,让他们陷入了1968年的“毛派分子案”。

他回忆起最初接触到中国共产党,“普尔·久尔吉是我最好的朋友,1963年,他19岁那年,找到布达佩斯的中国大使馆就时事问题与他们讨论,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是‘反苏修的’。中国外交官们用茉莉花茶接待了他,并送给他匈牙利语和俄语的《人民日报》文章及《北京周报》,告诉他中方的态度(当时匈牙利和苏联媒体不报道中国的观点)。一周之后有人传言,普尔受到匈牙利内务部的监视。”

当时的匈牙利仍然跟随苏联模式,而了解苏联现实的道洛什钦佩中国敢于同“老大哥”翻脸。“今天已经很难判定,是什么让我们将毛泽东主义视为纯洁而虔诚的理想(就像许多红卫兵一样),又是什么让我们对‘反苏过度’感到不满。比如文化大革命,我看到许多东西值得争议,有时给我的印象是,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假面狂欢。比如说,我不喜欢林彪在红宝书扉页上写的话,他叫人们死记硬背书中的片言只语;然而我很喜欢书中那些诗化的比喻,比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68年,道洛什和他的朋友们遭到指控,当时被称为“毛派分子案”。道洛什本人遭遇了长达7个月的审讯。“作为青年诗人,我在被告中最有名。在法庭阶段,公诉人和法官试图让民众感觉到,他们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司法公正,我们则是拦路抢劫的恐怖主义分子。”40余年后,道洛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起案件中,主要被告被判处两年半刑期,但获释后仍被内务部搅得不得安宁,最终于1975年流亡国外,直到1989年仍没能回到匈牙利。与朋友们一起经历的这一切或许从侧面激励了道洛什创作了《1985》。“我被判了七个月徒刑缓期执行,但禁止我出书长达19年之久。现在我怎么回头评价当时作为毛派分子的我?我相信了某种后来被历史批驳了的东西,但我对那些岁月并不后悔,因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虽然远离了政治说教,但我对中国的好感持续至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感谢《1985》译者余泽民协助采访翻译)

李狄皓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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