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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四三方案”

2012-02-13 21:02:53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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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说,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1972年,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大楼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尤其是主任办公的二楼,全都是部长们在转悠。

“冶金、铁道、机械工业、四机部、民航?反正各个部门,都在我们那边转悠,拿着个黑皮包。”回忆起40年前的热闹场面,顾秀莲现在都忍不住笑。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在全国人大的会议室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 的专访。今年75岁的她,身着合体的西服套装,神采飞扬,看上去只有60岁出头。为了这次采访,她特意细致整理了材料。有时,为了一个数据的准确,秘书会马上出去核对,回来告诉她。顾秀莲对这个话题如数家珍,因日程安排紧凑,不得不结束采访时,还意犹未尽,屡次对秘书表示,应该约记者早一点来。

让部长们围着转的,就是“四三方案”。70年代初,顾秀莲调入国家计委,担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后又任计委副主任,亲历了新中国首次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的“四三(即总价值为43亿美元)方案”的制定。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风云际会的1971

1970年1月,33岁的顾秀莲从纺织工业部正式调入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

1969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全面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务院成立了计划起草小组,取代已瘫痪多时的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副总理李先念直接领导,余秋里任组长。一次,周恩来来到小组办公室,发现小组成员全是清一色的“和尚”。由此,纺织部精心培养的优秀青年女干部、劳模顾秀莲,被组织看中,调入计划小组。

5月,起草小组改名为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顾秀莲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顾秀莲进入计委可谓正逢其时。彼时,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巨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间20多年的坚冰。

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人民“衣被甚少”、吃穿短缺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可能性。

顾秀莲证实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一天,派身边工作人员上街。这是他出巡时常用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这位工作人员在一家服装店排长队,买了一条“的确良”裤子,回来后汇报说,为了买一条“的确良”裤子,千辛万苦排了半天队。对此,毛泽东颇为感慨:买件“的确良”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当时大家都喜欢‘的确良’,实际上就是涤纶。‘的确良’的好处就是穿在身上很挺括,不会皱——当然现在年轻人都愿意穿皱的了。”顾秀莲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1954年起,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布票制度。每年发多少布票,需要经过反复计算,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根据气候的不同,各地方的标准略有差异,大体上,成年人每人每年发布票16尺、18尺或20尺(一条枕巾约需票2尺)。

穿衣问题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棉花年产量一直徘徊在4000多万担的水平,纺织原料紧缺。顾秀莲告诉记者,当时为了解决棉花产量的问题,周恩来每年都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因为她在计委是分管轻纺工业的,每年都要参加这个会议。在她的家乡江苏南通,一个种棉花的女能手还当上了副县长。

而且,增产棉花还存在粮棉争地的问题。当时,在工业化国家,化学纤维占纺织用原料的比重已达到40%甚至更大。在中国,这个比重只有5.5%。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采,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从1959年的313万吨,提高到1972年时的4567万吨,不仅自给,还能有余。

解决千辛万苦买“的确良”的问题,已经成为可能。

第一个报告出台

1970年7月,原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和第二轻工业部正式合并为轻工业部,钱之光出任部长。周恩来宣布: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反正不能只靠棉花过日子。”

据顾秀莲回忆,李先念和余秋里曾称赞钱之光,“个子不高,胆子不小”。他走马上任后不久,就有了大胆的想法。

1971年下半年,钱之光提出,可以利用中国自己的油气资源,建设几个化纤基地,要搞100万吨,相当于2000万担棉花。所需的技术设备,则可以从国外引进。

对此,周恩来、李先念指示国家计委研究一下,考虑引进解决穿衣问题的化纤设备和解决吃饭问题的化肥设备。

时值1972年1月初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分管轻工业部的顾秀莲找来该部与会代表、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请他向钱之光部长汇报,并要他代计委起草报告。

陈锦华根据指示,在部里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

按照报告提出的计划,进口总值为4亿美元。在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吨棉花,可织布40亿尺(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其中,“的确良”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

计委将这一报告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华国锋和余秋里联名上报周恩来。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示同意。

后来有人想挑“四三方案”的毛病。“那就查呗,我们有办法对付。一查,我们都是毛主席批的。” 顾秀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初步确定,把项目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设想建“三大化纤”: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后来,天津倚借大港油田的优势,想把原定在上海的项目抢过去。李先念最终拍板,在天津追加一个石油化纤厂。

2月中旬开始,轻工业部、燃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组成两个化纤技术考察组,分别由轻工业部合成局局长李正光和机械局局长王瑞庭负责,分赴日本和西欧考察,选择引进对象。

顾秀莲作为特别顾问,参加了由王瑞庭负责的考察组,于3月初出发,历时一个多月,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多国。考察让她大开眼界,触动很大。在德国,她看到奔驰车在高速路上开到180迈。德国人从不迟到的守时观念,也让她印象深刻。在英国,她发现吃饭时没有一个盘子是不吃光的。

“看完以后就觉得,国外的经济这么发达,这么先进,我们自己必须急起直追。我当时小一点,老一辈就更这么认为了,他们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他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幸福。” 顾秀莲说。

考察组回国后,于5月份向国务院递交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面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由此,四大化纤项目进入谈判阶段。

谈判

1972年4月,周恩来亲自点将,柴树藩从干校被调到外贸部,主持“四三方案”的谈判工作。

柴树藩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的技术引进历程。

50年代,他任计委副主任,曾主持落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1962年,他担任化纤和化肥小组(后改名为新技术引进小组)组长,负责引进工作。但那时,主要西方国家都还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跟中国做生意顾虑重重,只能以民间的名义进行。文革开始后,这些引进项目完全停滞了。

“四三方案”实际上是新技术引进工作的恢复和大发展。

具体的引进工作,由外贸部下属的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后改名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来落实。

41岁的英文翻译曹经纶,被从东北吉林舒兰县的五七干校紧急调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个福利院的老年公寓中见到曹经纶时,他正和一群老人唱歌。今年82岁高龄的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曹经纶已经3年没碰英语了。中技公司是为完成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而专门成立的。后来,机缘巧合,原来学俄语的曹经纶转学了英语,成为公司的英文翻译,60年代参与了对西方的技术引进工作。“文革”开始后,公司解散,职工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劳动。1972年,“四三方案”开始实施,公司才得以重新组建,职工被紧急调回,参加谈判。

最先开始谈判的是上海项目,其后是四川、辽宁和天津项目,1972年6月开始,次年9月结束,历时一年多。

在辽宁项目的谈判中,因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分歧,中法之间迟迟未能签订合同。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亲自出面洽商。他在法国驻华使馆宴请周恩来,希望中国政府在价格上让步。他说,如果中法两国达成合作,将会轰动欧洲和世界。最终,中国政府作出让步,签订了总值达12亿法郎的合同。

“四三方案”

引进化纤、化肥项目的消息传开后,各部委一下子炸开了锅,天天到计委来,为本部门申请引进项目。

冶金部第一个提出,进口一米七轧机。

长期以来,钢铁一直是中国的重点行业,也是薄弱环节,稍稍好一点的板材都要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冶金部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两次提出报告,要求在武钢建设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轧机。这已是第三次提出。虽然引进一套设备要2亿美元,但国家每年进口钢材都要花费3亿美元。算一算这笔账,还是划算的。因此,计委表示了支持。

1972年8月,国家计委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获得批准。由此,引进工作从石化扩大到钢铁行业。

其他部门也纷纷提出,要派团出国考察,开展引进工作。李先念积极支持,先后批准了几十批考察团出国。

11月,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并且提出,配备专职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

这时,各考察团回来后,相继提出多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周恩来感到很零碎,同时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所以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要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1973年1月,计委提交了综合性的第四个报告,即《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报告写道:“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这一方案后来经过追加,总投资为51.8亿美元)。

二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

“四三方案”引进的26个大型项目于1982年前陆续建成。“四大化纤”1982年全部投产后,中国从1984年起,宣布取消长达30年的布票。

43亿美元从哪里来

引进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外贸收入。1970 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1973年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土特产,二是手工业品。

1月4日,李先念出席了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他说:“国际、国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有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决不能把国内稳定物价的方针套到国际市场去,也不能笼统地用成本加利润来定价。国际市场是受供求关系指挥的,是受价值法则支配的。”

为了节省有限的外汇,“四三方案”只能尽可能压缩软件技术的引进,而注重引进能够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的成套硬件设施。

此外,引进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在对被引进国的选择上,能否提供出口信贷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有时,即使是专利技术拥有国,仅仅因为不愿向中国提供出口信贷,中国就转向第三国。这不但影响了技术的成功转移,而且使得很多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被迫拖延工期。

银行也为方案的实施筹措了部分外汇。1972年,陈云复出,参加了对四三方案的领导工作。1973 年6月,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为筹措外汇资金的问题请示陈云:现在可以搞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这是否不符合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

对此,陈云回答,现在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1973年3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等在北京参观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 图/新华

李狄皓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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