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悬崖：给中国出难题？

“富人税”是表象之争

按照2011年两党提高债务上限时的故例，前期坚持本党立场——引发市场动荡——迅速达成协议似乎已成模式。这个模式仍然可能在财政悬崖的博弈中复制。实际上，即使到元旦时达不成协议，也不代表灾难迅速降临——强烈反映可能表现在市场上，但不在实体经济中。

原因是，民主、共和两党关于财政悬崖的博弈，表面是围绕是否针对富人增税展开，如同“左右”之争，但实际上两党并不存在如此大的立场差异。这也可以从博纳的“PLAN B”版本中反映出来。两党真正的博弈点，是奥巴马希望获得提高债务上限的自主权，而共和党则要掌握这一权力，并伺机对奥巴马引以为傲的医改法案做出调整。

目前，尽管再次逼近债务上限，但奥巴马政府尚可支配约660亿美元，勉强可以维持到2013年2—3月间。即使两党在此之前就财政悬崖达成临时性协议，博弈也不会结束。

关于财政悬崖的危险，部分基于这样的理论认知：政府花钱少了，会影响经济。但实际上，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理论。它是否适用于现时的美国经济还未可知。事实上，在2011年，奥巴马政府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就已经降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美国经济不仅没有衰退，相反在扎实复苏。

更大的疑问是，两党博弈的主要目的债务上限提高了会怎么样？历史提供的答案是：1993年到1997年克林顿时代，债务上限提高了4次，共增加1.8万亿美元；小布什时代，债务上限提高了7次，共增加5.37万亿美元；奥巴马仅在第一个任期内，债务上限就提高了6次，共增加5.08万亿美元。除非得出结论证明提高债务上限与金融危机存在内在关联，否则，无法对提高债务上限的风险做出结论。这场博弈，更像是政治之争而无关经济。

当然，债务上限博弈不休，有可能引发政府关门。历史提供的另一个数据是：自1981年里根时代以来，白宫和国会之间因预算导致的政治僵局，导致了5次政府关门停止办公。但是，并没有发生逆转式的影响。

一国政策对全球产生的冲击，更多是通过货币体现的，特别是美国这样拥有“美元铸币税”特权的国家。通过货币政策的制订，影响美元流向、大宗商品价格和他国基础货币发行量的事已屡见不鲜。这比其财政政策更有渗透力——无论是财政悬崖还是债务上限的博弈，对外部的影响很可能没有想象的大。经济仍将按自有规律行事。

对中国冲击在政策层面

当然，财政悬崖的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代表对中国没有影响。其影响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如果因对债务上限没有新的安排，自动减赤计划启动，美国政府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海外行动会受到影响。美国从中东产油区抽身的进程可能加快，从而影响中国能源来源区域。其二，由于美联储承担着美国经济防火墙的功能，如果美国国内经济确因财政悬崖发生反复，美联储势必站出来。其政策走向对于中国产生的影响将最为直接。

事实上，尽管在2012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不可能完全阻止财政悬崖达不成协议后造成的损失。但其实，美联储已经准备好了弹药，即无限期实施QE4（第四次量化宽松）。

QE4每个月购买400亿美元的MBS并购买450亿美元的4年期以上长期债券。这意味着每个月向市场释放850亿美元的流动性。如果财政悬崖坠落，2013年一年减赤增税总额也就6000亿美元。QE4完全可以对冲这一额度。伯南克还特别设置了QE4停止的触发条件：失业率降到6.5%，通胀率不高于2.5%。显然，如果美国经济处于这样的良性循环中，财政悬崖的风险也就消除了。

因此，对中国而言，QE4比财政悬崖更值得关注。QE4，有可能导致美元长期走弱，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实际走强，受汇率影响，中国制造的出口环境将难以改善。此外，弱美元有可能推动热钱以各种名目流入中国，同时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对于既要稳增长，又要防止通胀的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政策制订的两难和运作空间的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风险会大大提升。

本质上看，美国财政悬崖以及其防火墙QE，其实是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形成了倒逼。将财政悬崖和QE的冲击力缓解下来，没有捷径，只有优化经济增长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财政悬崖，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一道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