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土著”的排外症

6月17日上午，120多名学生家长聚集在北京朝阳区教委信访办，要求解决子女的小学入学问题，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此前的5月，北京通州区教委也曾发生类似事件。

2013年末，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114.8万人。人口膨胀和资源紧缺的矛盾，被聚集到了“外地人”身上。

“这事关所有北京人的利益。你们家自己做的饭别人随便吃你愿意吗？”网友“北京009” 义愤填膺。他不是家长，自称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在他看来，教育空间被侵犯仅仅是北京人权利被侵犯的一个很小的表现形式而已，婚姻家庭财产就业社保福利都在被侵犯，甚至呼吸的空气也被污染。

外地人忽然发现，上到政策，下到民间，“北京欢迎你”，已经成了一句名不副实的口号了。

被动了的蛋糕

魏一娜夫妻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她自称“稀有得跟大熊猫一样”。女儿今年6岁，也到了入学的年龄，她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5月的一天，她把微博上的名字改为“魏一娜排外症进入晚期”，签名是“为了本土的孩子，抵制异闹到底”。异闹，取“医闹”的谐音，是指要求在现居住地参加异地高考的随迁子女家长群落。

因为家里有教育工作者，从孩子没出生开始，魏一娜就开始关注上学问题了。“上幼儿园就已经很痛苦了，公立的很难进，三岁上，一岁就要去报名。”等到了三岁，孩子刚上幼儿园，魏一娜又该给孩子选小学了。

今年小学入学开放报名的第一天，魏一娜户口所在区域内，三四个小时，报名的就超出了实际招收人数。

在北京常住人口2114.8万人中，常住户籍人口为1312.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2%；常住外来人口为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8%。

入学需求渐增的同时，教育资源却越来越紧缺。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历史数据，过去20年来，北京一直在缩减小学和初中的学校数量和专任教师数量。从1995年到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缩减62%；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0.62万下降到0.47万，缩减24%。

“一个锅能做5个人的饭，你非要让这个锅做出200个人的饭，即使分了，没人能吃饱，他们还是会去闹事。”因自己孩子的坎坷求学经历，魏一娜愈发仇视那些“异闹”，认为这些外地人的涌入侵占了本属于自己的资源。

资源一词在北京十分宽泛，除了教育资源以外，外地人的低“素质”，也成了不少北京人无法接受的现实。

魏一娜描述的北京人和外地人，就像“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差别。

关于这种差异，“北京009”有相似的表述：“闹事撒泼打滚这一套北京人不会，我们进入文明社会有20多年了。就像台湾歌手陈升说的，先学会上厕所关门再谈别的。”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曾介绍，北京外来就业人口中，2/3都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建筑业四大传统行业，其中，批发零售业就占到11.4%。

“北京1422年就是皇城了。有个新闻说全国9大城市，北京南京最重孝道，环境也是培养人素质的重要条件。”北京009说。

魏一娜曾在一个学前班里看到小孩儿抢东西，推倒别的孩子，往人身上吐口水。“但凡他们素质高，我们也不会这样排斥他们。遵纪守法的我们一般不排斥，但外地人一多，就显不出来素质高的了。”魏一娜觉得自己只是呼吁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分班，已经够大度了。

北京009毫不掩饰对外地人的歧视，他的逻辑是：因为歧视体现了公平。“对流氓无赖的歧视体现了道德的公平，对小偷强盗的歧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对外地人的歧视体现了对无辜地劳动半个世纪积累起北京市的今天的原住民的公平。”

被“赶出”胡同的一代

谩骂的背后，是一代北京人被压缩的生存空间—随着大量外地人的涌入，日益紧张的教育资源、日益拥堵的公共交通、日益糟糕的空气质量……当儿时记忆中可爱的北京城忽然变成了全国人民的首都，或许是老北京人抵触情绪的源头。

根据2004年北京市测绘院统计，1990年至2003年，北京共拆除胡同639条，是前40年的3.1倍。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这一年发布的数据则是：北京旧城62.5平方公里之内，传统风貌区只剩下12.39平方公里，占19.82%。

“我和老公都经历了把院子拆了，盖了楼，我们被从城里赶出四环外。”那是非典前一两年，小院的全部拆迁款换了望京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总说我们北京人拆迁就发财了，发财的都是和上头沾亲带故的，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啊？”

成家后，魏一娜搬到了更远的地方。住进了“公公婆婆攒了一辈子钱付的首付”的房子，一直还贷款。“现在我俩加起来一万出点头，你觉得这算好还是不好？反正依旧买不起房。”

有人说，从上海到香港，越底层的本地人越有地域优越感，排外情绪也越严重。由失落感带来的神经敏感，最终外化成对“资源掠夺者”的仇恨。

“我们就是希望自己的家乡别被毁得那么彻底，大剧院大裤衩什么都不想要，这不是建设，这是全国人民希望的首都的样子，不是北京人的家乡了。老北京为了接纳这么多人，拆了，我们想保留我们的习惯作为念想。想哭。”

既得利益者的守卫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的调查报告指出，人口向北京集中的直接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北京通过强大的行政优势集中了大量的优质资源，由此吸引了大量市场资源的进入，带来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北京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来保持基本公共服务品的低价格，与周边城市相比，北京的公共服务资源更为优质，生活成本并不高。

1996年，北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是河北、山东、河南的1.8倍、1.6倍和1.9倍，到2012年已经扩大到2.2倍、2倍和2.3倍。

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北京的人均财政支出分别是河北、山东和河南的3.3倍、3.1倍和3.6倍。全国排名前50位的大学中，有9所在北京；按综合实力排名的前20所重点中学中，北京占6所；北京有51所三甲医院，约占华北地区三甲医院总数的24%。

发改委的报告显示，北京作为首都，确实拥有无与伦比的行政调动资源的能力，在农产品、水、能源等方面，北京都在全国范围内优先予以保障，保水、保电、保气、保农副产品等应急措施趋于常态。例如，近几年每年从周边区域调入2亿立方米的应急用水，每年用电高峰期对北京周边限电等。在行政调动各类资源能力的背后，也包含了对北京的价格补贴，在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实施的调水工程中，作为受益者之一，北京仍能享受较低水价。

北京的土著在自觉不自觉地享受着丰富的周边资源。尽管如此，对于从周边省份涌入北京的外来人，北京仍是寄希望于户籍管理政策。

以朝阳区为例，非北京户口的适龄学童想入读区域内小学需要提供“五证”：朝阳区暂住证、在朝阳区的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父母或监护人在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适龄儿童少年全家户口簿。

而今年，“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忽然成了最大的阻碍，原因在于，街道办事处或乡政府在审核中加入了一个苛刻的条件—非京籍适龄入学儿童的父母双方都必须在朝阳区缴纳社保。这一门槛的设置将很多人拒之门外。

近来北京一系列以人口调控为目的的政策紧缩，源于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全国城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

事实上，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开始迅猛增长。北京市制定的《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人口全面发展规划》中已经开始关注人口调控问题，但仍停留在思路、政策层面，并未有力地执行。

到了2011年，北京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达742.2万。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以证管人”、缩减进京指标等政策。

除了户籍、居住证等刚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场、群租房以及上学门槛的提高，一系列限制政策让庞大的外来人口感到，北京不再欢迎你了。他们想不明白，自己也为建设北京做出了贡献，并且打算长期在北京发展，为什么只能被当做“二等公民”？

“什么叫做贡献？麻辣烫？卖馒头的？摊煎饼的？卖菜的？还是上班族？你现在做的，你觉得你是在为城市做贡献吗？”北京人魏一娜的第一反应就是一连串的反问，显然她并不领情，“劳动等价交换报酬。加班换加班费，谁也不是上帝。他们不是来建设北京的，真正建设者都拿到户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