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太太”回家记

“每天清晨，在广州的中信广场、城建大厦等商业写字楼集中区或机关大院门口，上班前夕，那些穿着整齐端庄又不失时尚的女性满面春风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一天天上演的镜头 ，已成为广州的一道靓丽风景。”这是多年前，一家全国性的媒体在赞扬广东职业女性比例直逼发达国家水平时所用的开篇语。

这个场景，即便到了现在，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仍具有说服力。然而，在绝大多数女性都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工作的今天，女人回家却又一次成为问题被摆上台面。

不久前，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3年，由社保提供3年的生育津贴或由财政出资保障，以改善幼儿家庭紧张生活状况。不过，按照他的建议，女职工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

3年前，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提高社会幸福指数”的提案，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口水战。同样地，这一次也有人质疑此举是将女性重新“推”回家中，甚至加重女性就业歧视。

女性回家，向左走，向右走？

现实生活中，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加之城市老龄化加剧以及城市人日益晚婚晚育，内地家庭抚养孩子的主力——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孙辈抚养有心无力，都市中回归家庭的女性越来越多。

最新加入“全职太太”队伍的知名人士是原央视主持人柴静，有消息称，柴静已于去年年底从央视低调离职。据她的同事透露，柴静目前“主要是在家带孩子”。

这或许意味着，曾经“女性只有工作才能自我解放”的命题已不再普适。回不回家，应是女人们自由的选择。

用职场经验经营家庭

“你们对‘回家’的定义是什么？”和杨蕾见面是在9月某个工作日的午后，她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内，而她刚刚哄完小女儿睡觉。当天的采访，正是以她这样一个提问开始。

今年39岁的杨蕾育有两个女儿。在杨蕾的理解里，一谈到“女性回家”，就是指女人们放弃个人的事业、辞去自己的工作，回归家政，相夫教子，一门心思做家庭主妇，“总感觉回了家就再也出不来了”。

的确，大多数中国女性对回家的认可度其实不高，即便是在女性自身眼里，“女性回家”也更容易被解读为一种自我牺牲，最终成为“老妈子”和“黄脸婆”。

杨蕾告诉记者，当全职太太并非早有计划，是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势在必行。研究生毕业的她，曾经是某大型外企的企业传播总监。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份收入不错且体面的工作。2010年大女儿出生后，杨蕾选择了继续工作，孩子由双方的老人和钟点工照顾。

但工作时间的不固定，以及较大强度的出差，使得杨蕾每次看到大女儿时都会不禁自责：“我的工作24小时都不能关机，有时到晚上还要在家国内国外同事开电话会议。虽然我只要不工作的时候，都会和孩子在一起，但时间还是太少。”

杨蕾始终认为，父母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外包，“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从孩子生理上的需求来看（哺乳），母亲都不能缺位。”

2013年11月，随着小女儿的不期而至，辞职回家，专心照顾家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与老公和家里人商量后得到他们的支持，今年3月，在小女儿出生4个月后，她正式离开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全职妈妈”。

近15年的职场生涯给了杨蕾成就感、稳定的收入和满足感，突然陷入一堆家务和带孩子的生活中，难免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选择值得吗？

“我一直认为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应该有不同的重心，学生时代以学业为重，二人世界就要享受轻松甜蜜。有了孩子，两个人的资源则需要重新分配，不能只考虑自己。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来保证家里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杨蕾说，夫妻就是核心团队，目的是为了照顾好这个家。“在选择回家之前，夫妻间应该达成这样的默契。在我们家，老公负责在外打拼，而我则将重心放回家里，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部分，而他一有空也会帮着我照顾孩子。我们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杨蕾告诉记者，在家带孩子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尤其像我有两个年纪不同的小朋友，照顾她们就像是我同时在管理两个项目。”杨蕾表示，之前在职场上学到的那套同样能借鉴到家庭生活中，“首先涉及到时间管理，两个女儿的起居、习惯都不一样，如何合理安排？比如，送大女儿上幼儿园，去兴趣班；给小女儿喂奶、哄睡觉等。其次是管理支持团队——保姆，要经常与阿姨沟通，给她设置明确的标准和工作目标，随后两人分工合作。”

看着整个家被照顾得井井有条，女儿们又在茁壮地成长，杨蕾很享受现在这样的成就感。

两代人的女性观

如果说忙碌的工作让新妈妈们分身乏术，从而催生了她们辞职回家的行动。那么文玲（化名）的辞职举动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文玲原本是北京某报纸的一名记者。她的工作不用坐班，弹性较大，加之她又和父母同住，2012年孩子出生后基本由老人帮忙带。因此，当她6月递交辞呈时，报社领导甚至担心她家出了什么变故。

“虽然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一旦有突发情况，记者必须随时进入工作状态。而且我家孩子老是生病，有时需要带他去医院，经常请假也挺影响别人的。”文玲说，孩子出生后她的内心其实一直是不自由的。

真正促使文玲决心辞职的原因还是与老人带孩子的理念与方法不同。“孩子越大，与老人的冲突也越大，我和我父母都是很强势的人，我们都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带孩子。”文玲说，“孩子也就是在最初的两三年特别需要你，所以我想尽可能地和他在一起。”

当然，一开始文玲也有过犹豫，担心回家后的不适应，以及日后重返职场的困难，但在与朋友交流后，她逐渐打消了这些顾虑：“他们帮我分析，我也看到身边有很多全职妈妈的例子，加上我们家经济条件允许，老公也特别支持。”

如今回到家中已经四个多月，文玲很喜欢全职妈妈的生活，可以分享儿子成长的快乐，体会到一个做母亲的幸福与满足；她也喜欢在阳光的氤氲中，为先生煮一杯香浓的咖啡；她更享受周末可以毫无顾虑地和老公一起带着孩子举家出游的快乐。

文玲说，其实她非常满意这样的生活状态。没有时间的约束，没有人际争斗，没有指标业绩的考核，一切都在她愿意和高兴的前提下进行。在她看来，全职妈妈也是一份旁人难以替代的高尚职业。

但在做全职妈妈之初，文玲坦言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父辈们的不理解。

女性必须工作，这在中国是近代才形成的观念。但在很多人意识中，它已成不可动摇的律条，俨然成了一种传统，深深影响了文玲父母这代人。

文玲的父母经历了鼓励女性就业的时代。当年以社会运动的形式鼓励女性参加工作，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这给人们心中打下印记：女性就业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呈“低收入、高积累”的态势，客观上造成如果女性不工作家庭压力太大的结果，这也是导致女性纷纷走出家门的重要原因。

“社会的大环境其实是不认可女性回家的。而父母接受的都是女性要自强的教育。他们无法理解，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却选择做毫无技术含量的家庭妇女。”文玲说，她辞职后，她的父母就回老家生活了，“他们觉得我辞职是件很丢脸的事，在老家人面前只字不提，甚至我暑假想带儿子回去也不让。”

文玲说，或许父母的想法没错，但已经不适合她们这代人。不同年代的人，生存环境和条件都有所不同，“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就是不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凑活的人太多。我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是这样，所以我要给我的孩子做个榜样，希望他也能不禁锢于环境。”

用运动推动女性工作，确实促进了性别平等，但也留下了隐患。

有专家分析称，首先，社会博弈不充分，则文化、制度等调整相对滞后，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仍以男性为主导，并未真正实现公平，女性走出家门后，往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这决定了：一旦条件合适，“回流”在所难免。

第二，女性在被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自身被扭曲。当年为推动女性就业，精英们大力弘扬男性价值观，比如勇敢、不怕脏、坚忍、泼辣、坦率等，鼓励女性从事屠宰等重体力劳动，要求女性放弃扭捏、羞涩、爱美的天性，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产物，甚至在舞台上，将黑脸膛、粗胳膊、宽肩膀、大嗓门当作美女的样板，完全无视女性自身的特点和心理需求，这让许多女性在职场中觉得“累”、“像演戏”、“失去了自己”，渴望回到家中。

“我不认为，女性有了工作，能和男人一样赚钱就是男女平等，就是女性独立的表现。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女性能有独立的思考，以及独立选择的权利。”文玲说，事实上，男女现在也不平等，因很多职业女性下班回家后，仍然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先让自己幸福

“女性回家”实则是一个永无定论的话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四次关于“女性回家”的争论：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代和世纪之交。

最近的一次讨论由“3年产假”的话题引起。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的产假延长到3年，其间由财政或社保基金发放生育津贴。不过，按照他的建议，女职工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3年期间若母亲上班，则自动丧失产假资格，恢复工作女性的正常身份。

在一些人看来，这其实就是早些年“女人回家”提案的翻版。对此，王幼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提议并非是“一刀切”地延长所有女性产假，而是给愿意专注育儿的女性提供一些政策福利，“我的提议和目前法律是一个补充的关系，并不冲突。女职工如果希望休假带孩子，那么政府给你发放津贴；你希望继续上班，就继续遵循现有的产假规定安排。而选择产假能领取津贴，则必须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并且延迟几年才可以领取退休金。这些都可以自愿选择”。

根据日前《新民周刊》联合某母婴网站发起的“女性是否应该回归家庭”的调查显示，一千多名已婚的网友参与投票，七成为女性。其中，有11.43%的人目前就是家庭主妇，还有18.82%的曾经是家庭主妇，有过想法但最终没有实施的则占到近四分之一。而在男性参与者中，表示“不是很支持妻子成为家庭主妇，但尊重妻子决定”的人占了多数。

当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回归家庭”时，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认为首先是“孩子或老人需要照顾”。而排名第二的原因，女性选择了“个人选择，适合当全职太太”，男性则认为“家庭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尚可”更重要。

面对3年产假的提议，多数女性参与者表示支持，但更多的人认为最好能“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自己定时间长短”，而男性也希望能有相应的护理假。

调查还显示，若回归家庭后，女性最担心的问题是“失去社交圈，与社会脱节”。

对此，杨蕾表示，如今有了微信、微博，既能和以前的同事、朋友保持联系，又加入了妈妈群，大家一起讨论育儿经，“生活圈子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扩大了”。

现在杨蕾每周还会就某个热点话题给媒体写写专栏。她说，不用上班之后，也能做一些以前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一有空我就会给女儿们烘焙小西点，陪大女儿上音乐课时，也能有段时间静心读好书”。

同样是全职妈妈的杨茜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全职妈妈并不代表整天窝在家里，相比以前一心工作，现在照顾孩子之余，自己也有时间出去学画画，“同时，我还开了一家网络烘焙店，虽然生意有一单没一单，但关键我乐在其中。”

此外，杨茜每周还会去上海山阴路上的萤火虫阅读馆当一天的志愿者。“这家机构就是三个妈妈开的，我每次去都是给小朋友讲讲故事，而我女儿就在一边自己看图画书。”

“排除物质条件外，只有那些内心安全感高的女性才适合回家。”文玲如此建议，内心安全感不高的女性最好还是拥有一份工作，这样她才能自如地面对婚姻和家庭。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则曾在媒体上表示，全职妈妈一旦变为“全职保姆”将是件危险的事情——会养成孩子的过度依赖心理，“很多全职妈妈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埋怨孩子，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全职妈妈首先要让自己幸福了，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孙云晓还表示，父母有工作、保持积极进取的状态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最积极的状态应该是，孩子6岁后，全职妈妈可以考虑出来工作，还孩子一定的独立空间和自由选择。”

谈到何时回归职场，杨茜的想法是等孩子大一点，她希望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不一定非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收入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求不加班、不出差。”

而杨蕾虽然还没有相关的打算，但在她看来，暂时回家的女性“重出江湖”之时可能反而会有更好的发展，“因为这段时间，也是女性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重返职场时可能会有更好的工作方向。像我的一个朋友，原来是美术编辑，但现在就自己开起了一个幼儿的手工工坊。”

重新认识家庭

事实上，在中国，拥有高知识背景的全职太太正在增多。“全职太太”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职业女性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活和工作平衡的巨大压力。

2011年，《经济学人》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职业女性的比例接近70%，为全球最高，而《旧金山论坛报》的调查显示，受雇于跨国公司中的中国女性一个星期经常工作超过70个小时。

相当一部分中国职业女性希望逃离这样的生活，尤其是高知阶层。

CNN在2010年针对中国各地2万名女性的一项调查显示，居然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当家庭主妇。中国全职太太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一线城市，白领收入的增长还赶不上一个全日制保姆的人工费，尤其是子女教育，更成为年轻的城市家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很多年轻妈妈选择辞职回家。

文化名人洪晃，在今年8月发表题为《为了女儿和家，拒绝生活外包》的文章。这位过去总是忙碌于职场、媒体镜头前的女性，深情表达了太少陪伴女儿的歉意，并表示将回归家庭。

文章中洪晃说：“今年的6月1日，我这天的工作从早上9：30开始到晚上8：00结束，等我到家，女儿已经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她说，妈妈你必须给我买礼物，因为昨天是儿童节。这句话让我郁闷了一个周末，里面有太多问题。

首先，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女儿认为礼物是庆祝她节日的第一方式。我是欠她，但是我更多的是欠她时间，不是物质。我和其他家长一样，养成一个坏毛病，用物质来弥补时间。明显，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很糟糕的迹象。

其次，她已经不要求我陪她，只是要求我用一个玩具证明我欠她了。我是物质可以代替的。这个真的很糟糕。而她跟她爸爸却不是这样的，爸爸在家办公，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爸爸玩闹一会儿，爷俩热热闹闹，我一进门就跟家长回来了似的。”

洪晃说，“如果我不去当一个更好的妈妈，她就避免不了这个社会给她的烙印。她会越来越物质，今天一个玩具可以代替妈妈一天的时间，明天一条裙子就能代替一周的假期。所以我决定，只要今年12月21日不出什么事情，我22日就退休了，回家带孩子，写东西。从头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

曾经，居里夫人在中国被塑造为女性典范，人们把她想象成钻研学术的苦行僧。

但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专门撰文理清这段误会。“居里夫人本人对家庭也有很大的贡献。如：两个女儿在幼年时期，晚上都是由居里夫人照料的。她还长期给两个女儿记日记。大女儿学龄期，居里夫人邀了一群不满当时重文轻理教育制度的朋友，一起给他们自己的子女开课，坚持了两年。从结婚起，居里夫人置了一本记账簿，把全家的账目一直记到她自己去世前。”饶毅称，居里夫人事业成功的时候正是她的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时期，“总结这些史实，不能得出居里夫人是把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的结论。”

比起3年产假，杨蕾更希望社会能提供兼职的岗位，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另外，企业能够设立自己的职工日托所，这样能让女性更投入到工作中。

“现在还有很多‘背奶妈妈’，我们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母婴室实在太过匮乏，有时妈妈们不得不在厕所解决，不方便不说，也不卫生。”杨蕾强调，无论何种措施，当妈妈也要当得有尊严。

在杨蕾身边也不乏选择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的例子，“无论回家与否，选择了哪种方式就尽情去享受！”

“不管怎样，人们关心女性回家的问题，实际也是体现了我们社会的某种进步，用多元的眼光看问题，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更偏重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教条与口号。”杨蕾说，每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人们有了更多选择，这有利于两性平等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