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调2015经济：保七之战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调时刻到来—被喻为“中国今年的最后一件大事”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这一次会议不仅是部署明年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基调。

事实上，明年经济政策基调已然浮出水面—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预热，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提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搭配至此已是连续第五年。相比往年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才明确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次中央政治局提前定调，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有利于明确和稳定社会预期。

2015年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将交出怎样的答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运筹帷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常态”压力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有三处提到新常态：“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这表明新常态已上升到了国家经济层面。许多受访专家此前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会有所表述，并落实到未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思路中。

其实，中央关于整体经济发展形势的研判在半年之前已有明显的倾向。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时首次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其后，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新常态”。“新常态”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经济用语。

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系统地向世界阐述了中国“新常态”的三个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同时强调：“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

中央政治局会议亦坦承，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

经济数据的疲弱似乎反映了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3%，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这一指数最近两个月连续回落，降至去年同期水平以下，与一季度平均值基本相当。而从分类指数看，该月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等继续位于临界点上方。

“11月PMI指数继续回落，表明当前经济运行仍处于下行态势，压力有增无减。”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学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针对经济下行局势, 多家主流研究机构的报告称，中国要完成7.5%的年度经济任务十分困难，但预测值均在7.0%以上，属于政府所界定的“合理空间”。

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7.3%、7.5%、7.3%，这意味着第四季度增速必须在7.5%以上才有可能完成目标。

目前，“三驾马车”表现均疲软。统计局11月10日公布数据显示，10月CPI同比上涨1.6%，且市场预期，年内都难返2%以上；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跌2.2%，降幅较上月进一步扩大，该指数已连续32个月负增长。

此外，统计局发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后，各地也陆续公布前三季度成绩单。公开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仍比较大。

“第四季度投资增速继续放缓，且这种趋势会延续至明年，并拖累明年经济继续下滑。”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说。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对外界亦称，如果不进行政策刺激，明年一、二季度经济仍可能继续下滑。

今年6月，国务院派出督查组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对湖北、湖南、江苏等8省(市)开展了全面督查。目前各省公布的整改报告显示，各地问题症结基本集中在经济下行压力大、投资回落等。

下行压力巨大的中国经济，在明年作何选择，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未来的发展和改革基调。因此，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受国内外关注。

11月28日，中办、国办派出8个联合督查组赴16个省份开展为期10天的督查，督查重点领域改革是否取得新突破，经济运行是否健康平稳，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是否取得进展。

观察者们表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进行的本轮督查，无疑具有重要的摸底作用，“将从基层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提交到大会，供与会者作为研究讨论的重要参考，进而增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的科学性，让宏观决策能够接地气”。

此前的10月8-10日，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准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更是率调研组到江苏调研，并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

中财办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起草的核心机构，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舒国增近日履新其副主任，让这一机构达到“一正五副”的历史最高规模。而目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有四位政治局常委，包括组长习近平、副组长李克强以及刘云山、张高丽两位成员。超过半数政治局常委参加财经小组，这在历史上亦是最高纪录，被视为在新常态下“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的具体体现。

“保七之战”

“新常态”概念提出者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新常态”更重要的是结构转变，增长动力、发展目标的转变，以及相应的体制转型。“单纯看GDP或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以质取胜’应当成为‘新常态’下的大战略。”

我国经济已告别“八九不离十”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七上八下”的中高速阶段。但在刘世锦看来，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尚在探究过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其中有17年增速超过10%。自2011年降至10%以来，增速是逐年下调，2011年9.2%，2012年和2013年7.7%。

2014年GDP增速为7.4%，CPI增速为2.2%。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发布的《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给出的预测。

不少经济学界人士更是认为，今年完成7.5%的GDP目标非常吃力，明年不必再戴上这个“紧箍咒”—无论从就业目标还是两个“2020年目标”看，只要保证7%的增长速度就能完成任务。

进入新常态之后，7%已成这一阶段最被认可的增速目标。

目前，各大机构纷纷发布了自己对于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速预测，普遍预测增速在介于7%-7.5%之间。摩根大通11月28日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认为，2015年的全年GDP增速为7.2%。

瑞银、中国银行、中国社科院财研院、国家信息中心宏观分析课题组预测这一数字为7.0%左右。

“明年GDP增速可能会降到7%左右，这是个大概率事件。”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国宝12月5日在中国改革横琴论坛上表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亦表示，明年经济增幅定在7%左右是符合实际的，并将维持一段时间。

而早在今年10月底，投行高盛就在其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国很可能会将明年GDP增长目标由7.5%下调至7.0%。此前不久，世界银行在一年三次的中国经济简报中也认为，中国可以承受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同时仍能保持就业市场的稳健。

“保七”或成新常态。经济学家宋清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太高，这样才能给予结构调整和改革释放更大的空间；当然也不能过低，以保障基本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其中关键变量是中央对于就业的判断。

“2015年的中国经济仍需保持7%的增速。”11月23日在三亚召开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中国政府已承诺经济增速必须有一个底线，就是7%左右，如果出现了低于7%的增速，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动荡，“中央政府会干预的，但不是过去的强刺激手段”。

据测算，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每年GDP增速也需达7%。“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在APEC会议期间表示。

11月21日央行时隔两年来的首次降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将为明年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这类刺激经济发展的举措是否会继续出台，成为部分市场人士关注明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热点。

中央政治局会议称，2015年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中求进”是我国过去10年的一贯政策，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延续这一总基调被外界解读为是理智选择。

在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则意味着明年我国财政预算赤字率可能会小幅扩大，信贷不会大幅扩张。

申万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则认为，尽管名义上是积极、稳健，但实质是“双松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他预计2015年财政赤字率或从今年的2%扩大到2.5%-3%；货币方面预测至少有1次、至多3次降息，至少1次、至多6次降准。

中金研报也认为，明年财政政策在边际上将较今年宽松，预计财政赤字1.5 万亿以上，比今年增加2000亿–3000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上升；货币政策方面，随着未来通缩风险上升，货币政策趋于放松，货币政策将更多地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降低融资成本是主要工作。

大改革配合大调整

政治局会议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之所以突出调结构，是因为中国已进入结构大调整的关键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中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一系列的结构参数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阶段，如不抓紧调结构、从制度上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未来机会就比较少。

不过，大调整需要大改革来配合。这亦意味着促改革、调结构依然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

作为明年高层调控经济的“重头戏”之一，继续推进改革将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浓墨重彩地提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新常态”的确立，决定了未来要大胆地在重点领域实施改革，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依靠财税、金融和政府职能的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是最大红利所在。

许多改革和重大战略将在明年进入落实期，其中就包括金融、财政、国企、土地等领域的改革。

瑞银报告预计，金融改革步伐将重新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已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可能将正式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出台银行破产退出机制；“政策还会鼓励成立更多民营银行”。

上述报告说，预计决策层会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同时逐步放松证券投资资本流入限制，包括继续扩大QFII和RQFII额度。

财政改革的路径已经被确定。财政部头号智囊、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本轮财税配套改革共包括三大改革任务：预算管理改革、税制改革、优化调整中央地方体制。

其中在税制改革方面，主要包括营改增、消费税改革、资源税改革，以及加快环境税和房地产税的立法和修订个税的法律。营改增可望在明年年底做到中国全覆盖；消费税改革暂时尚无改革的方案出台，但总体思路是将这一税种交给地方政府；资源税改革上，煤炭资源税在12月1日正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而环境税和房地产税的立法，是已明确多年的改革方向，正处于加快立法的过程中。

国企改革，在试点基础上，今年底有望推出国企改革整体方案，预计2015年将在中央和地方全面展开。而最近包括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将预示着土地改革会贯穿明年全年。

12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这其中的更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一带一路”，被认为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热点之一，有望明年进入具体落实阶段。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在政经评论者们看来，其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计划符合短期经济利益；长远来看，也是通过资本输出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并拉动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涉及民生领域的诸多重要政策预计也将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并在明年破冰。“放松对公共服务的管制、户籍改革、扩大社保覆盖面等都将成为重要改革方向。”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

刘元春：“政策定位应采纳均衡取向”

时代周报记者 傅明 发自北京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将面临挑战与变异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12月7日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选择均衡取向，一方面保持现有改革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速度，另一方面使微刺激常态化。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趋势？

刘元春：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推进的关键年，也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攻坚期。

从产业方面来看，部分国企、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小微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幅度将超过其承受能力。房地产业也将在政策常态化之后步入全面调整期，调整路径和幅度将成为2015年宏观经济景气的核心焦点。

金融方面，改革将与“强监管”一起来推动中国“去杠杆”。“去杠杆”、“去产能”将致2015年GDP增速回落，同时加大通货紧缩压力。

与此同时，在新《预算法》的实施、财税改革的全面拉开、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土地市场的低迷，以及考评体系的进一步改革等因素作用下，地方投资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时代周报：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将受到怎样的挑战？

刘元春：我认为面临一些挑战与变异点——

工业萧条的进一步扩张、流动性回收的持续以及“去杠杆”与去产能的全面实施，我国第三产业难以维持持续景气状态，很可能出现疲软；

在持续的价格下滑、成本上升、“去杠杆”的多方夹击下，部分企业的经营状况面临突变；

失业数据的缺失使得在判断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趋势时常常出现错误，不同数据的测算显示我国就业状况面临不确定性；

在内外需疲软的作用下，通缩压力也可能全面上扬；

房地产调整虽然不存在崩溃性下滑的可能性，但局部区域和市场结构出现较为激烈的调整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时代周报：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2015年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你认为2015年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带来哪些难题？

刘元春：一、稳增长与调结构、促改革等目标之间的弹性空间越来越窄，共融性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二、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压力下，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传递效率将下滑；三、“微刺激”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大幅度递减，下行压力进一步抬头，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定位、怎样实施面临挑战；四、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的稳健定位虽是较好的搭配，但改革带来的内生性收缩效应将全面冲击货币政策的实施。

时代周报：在促改革、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政府应如何权衡？你有何建议？

刘元春：面对一系列挑战，“唯增长论”和“唯改革论”都可能带来各方面的问题，最易被接受和采纳的应该是均衡取向的政策定位，形成“强监管”＋“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常态化的微刺激”政策组合，即一方面保持现有改革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速度，另一方面使微刺激常态化，以确保就业底线不被触及。

2015年是新常态“攻坚期”，货币政策可适度宽松，但避免重返全面宽松，短期内可适度加大定向宽松的广度和力度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强监管”组合是配合金融改革的恰当选择。财政政策应给大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更为积极的政策取向是2015年财政政策的定位。

当前经济增速下滑所致的社会问题，不能仅依靠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决，还需要“社会政策托底”，以便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降低社会对刺激政策的依赖。